流派研究的危机与生机

一

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自1989年出版以来，三十多年间数次重版，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经典化既是对该书成就的褒奖，同时似乎也意味着某种危机：它意味着不再有争议，也就很难再激发学界进一步的讨论。这当然并非该书本身的问题，而是提示了现代文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某种变化。在我的印象中，至少最近十五年间，小说流派乃至更宽泛的文学流派，似乎已经不再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焦点，也很少看到有分量的成果。就此而言，一部学术著作长期的不可替代性，某种意义上也暗示了该领域后继乏力，这是值得深思的。经由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反思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得与失及当下的困境，也许是重新激活这部经典之作的学术能量的恰当方式。

根据严家炎在该书初版后记中的交代，他1980年代初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课程，这部著作便是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整理修改而成，其成书经过贯穿了整个80年代，而这正是现代文学流派研究方兴未艾的年代。1980年7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包头召开首届学术研讨会，中心议题之一便是文学思潮流派问题。1982年5月在海口举行的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上，这一论题依旧是讨论的主要话题。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还在1981年4月和1983年1月分别举办了两次专门研讨文学思潮流派的学术会议。由此可见现代文学研究界对这一话题的高度关注，刘增杰称之为“文学思潮、流派研究热”，并不过分。据他的统计，1979年至1984年，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每年约在50篇左右，数字可谓惊人。刘增杰还对这一现象做了初步的分析，首要的原因是对之前高度政治化的研究范式的反拨，回归思潮流派，很大程度上便是回归文学本体。

这一研究热潮中涌现出了一批成果，除了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还有施建伟《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贾植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上下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殷国明《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发展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魏洪丘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观》（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一书是主编贾植芳汇集当时从事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资料整理的专家，以分工合作撰写条目的形式编撰而成，带有工具书和研究手册的性质。这些著作都表现出从整体上梳理和把握现代文学流派之形成与演变的学术理路，与之相配合的，还有一系列作品选和资料集。如严家炎选编了四册《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198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则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十三种，于1985年至1992年间陆续出版，其中就包括严家炎编选的《新感觉派小说选》，据1983年3月严家炎致施蛰存信，这套丛书也由他倡议并协助设计方案的；而钱谷融带领华东师大现代文学研究团队编选的六十余册“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更是蔚为大观，其中包括作品选和评论资料选，也有针对某一社团流派的专著。这套书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从80年代中期直至新世纪初，跨越十数年，堪称一项宏大工程。

由这些成果的规模和旨趣，不难看出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借由流派这一新路径来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版图的抱负，其气象与格局令人神往。在这样的学术视野下，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流派研究表现出如下的特点。第一，流派是作为重新书写现代文学史（以及相应的小说史、诗歌史等）的叙述单元和线索而被提出并赋予价值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的唐弢，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强调流派研究的重要性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大大小小的社团、流派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搞清楚了，那么，这部文学史就真正有血有肉了，能够把文学发展的流派、风格写出来了。”第二，流派研究的出发点是去辨识和确认具体的文学流派，这方面其实并没有形成统一公认的标准，往往人言人殊，甚至出现了混乱的情况。第三，与这种情况直接相关的便是流派往往与社团和思潮相提并论，缺少细致的分梳，这在当时就曾引起争议。如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基本上是以社团统摄流派，钱谷融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也以“社团”“流派”并举，可见这是当时常见的做法。钱谷融也意识到“流派”“其实是很难用某个定义去概括它的”，所以主张从宽，“只要在文学主张或者表现风格上大体类似，而又自觉追求这种相似，甚至仅仅意识到这种相似的作家，都不妨被看作是一个类似流派的群体，都可以在我们的书目中占有一个位置”，这不失为一种务实的学术策略。

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我们重读《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对其价值与贡献或有更深切的理解。与同时期诸多流派研究的著作类似，这也是一部通贯性的文学史，但因限定在小说这一文类，显得更为精粹扼要。或许是有鉴于当时流派的识别与确定并未形成共识，不无松散乃至混乱之弊，严家炎对小说流派的界定极为严格，他认为学界确实存在“轻率地、不科学地、缺少根据地乱划小说流派的现象”，同时也“反对那种抹煞流派、对创作流派视而不见的态度”，指出小说流派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其形成依赖诸多因素和条件，而“对流派形成从根本上起作用的，恐怕还是作家们运用的创作方法，接受的文艺思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近的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构成了小说流派的内在特质。严家炎从这样一种较为严苛的标准出发，凭借他对现代文学史资料的熟稔和对大量作品的细致解读，勾稽出十种小说流派j，但最终写入书中的只有八个。解放区的小说流派成熟于50年代，东北作家群则作为“准流派”处理，均存而不论，体现了严家炎严谨求实的学术品格。这就使得全书在结构上清爽省净，与之相比，同时期其他流派研究的著作就不免显得有些芜杂了。

经由这样一番严格的筛选和界定，严家炎书中标举和论述的八个小说流派，除“后期浪漫派”有所争议外，大都得到了学界公认，这最能见出作者的功力，也是该书对现代小说史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尤其是新感觉派、社会剖析派等流派的概括与命名，如今已成学界的共识。然而，当严家炎的小说流派史论述已然沉淀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常识，乃至写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的教科书中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就封闭了小说流派研究继续生发和展开的空间。这里的悖论在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因为提供了小说流派研究的“定论”而成为经典，也因为这些“定论”而使得后来者难以为继。这就回到了我在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与严家炎写作此书的目标、方式及由此发展出的论述策略有关。简而言之，这是一部从流派角度撰写的小说史，目的在通过梳理各家流派，“从中整理归纳出某些脉络，发现和总结小说发展的某些规律与经验”，故而总体上以叙述而非分析见长。这也是当时现代文学流派研究的普遍模式，只是严家炎此书以其深湛的论断，得以将个人的见识转化为公共的知识。从个人著述的角度看，这自然是卓越的成就，然而就学术的推进而言，这样一种研究和论述的模式，却也不无可议之处。

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切入点便是流派的形成问题。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绪论部分，谈及“形成小说流派的诸因素”，包括时代的政治因素、国际上某种文艺思潮的传播、大作家的示范等，在各章论及具体某小说流派时，也会讨论它们各自的形成。饶有意味的是，在当时与流派问题密切相关的社团和思潮这两方面，严家炎更看重后者，而似乎刻意回避了前者。他特别指出：“在各种流派兴衰消长的背后，正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创作方法与文艺思潮在错综复杂、此起彼伏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构成三条粗细不一的贯穿线索。”这或许是因为文学思潮作为创作方法可以直接体现在小说创作中，也可以通过作品的解读而被辨认出来，因而自然地成为贯穿各小说流派的主要线索。相比而言，社团更关乎具体人事的聚合，与文本尚隔了一层。作为一部小说史，严家炎此书谨守文学本位，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难理解，其间也许还包含了有意与当时以社团统摄流派的通行做法保持距离的用心。事实上，该书第二章就专论“创造社影响下的自我小说及其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特征”，说明讨论文学流派完全回避社团的因素也是不现实的。

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看，社团是可以实证的文学史事实，思潮则是从域外传入的具有相对明确内涵的某种写作模式和批评传统，作为文学史研究对象都具有相对稳固的合法性。而流派则介于两者之间，更多是研究者后来的建构，作为研究对象的正当性其实是需要做更多的论证的。尽管严家炎强调“创作流派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是自然形成的”，但不得不说，这种“客观”性和“自然”性，很大程度上作者令人信服的论述的结果，并非不言自明的前提。这是流派研究的困难所在，然而它作为沟通社团（或作家群）和思潮的某种中介，又昭示了某种尚未得到充分开掘的可能性。

二

流派的载体是若干作家，这些作家可能构成社团，但更多的时候并不以社团的形式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研究者愈来愈意识到那种以社团统摄流派的做法是有问题的。范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虽然仍旧将社团与流派一并纳入，但主体是社团，流派条目收入的很少，对两者的区别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到了新世纪，陈思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明确指出：“以往的研究往往将社团与流派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所反映的文人群体面貌并不一样。前者研究的是社团的兴衰聚散，重点在人事；后者研究的是创作风格的流变，重点在创作。两者混在一起研究，结果往往是流派因素压倒社团因素，理论概括压倒作家活动。”因而将研究的对象明确地还原到“个人的文学活动”这一基础性的史实层面。然而，尽管社团与流派的关注点有“人事”与“创作”之别，但流派自身亦有其“人事”的基础。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探讨这些作家究竟在何种条件下构成了一个流派，这其实是一个无法回避且在某种意义上较之社团研究更难的问题。《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虽对此有所论列，但从整体而言，相关内容并非该书论述的中心部分，故仍留下了不小的讨论空间。

以乡土小说为例，这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一个小说流派。严家炎认为，乡土小说流派的形成，除了当时周作人、沈雁冰等人的理论倡导外，鲁迅在乡土小说创作方面的示范和影响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鲁迅乡土小说的示范性贡献，进而指出：“鲁迅的乡土小说启发了许多从农村来的有一定生活经验的爱好文艺的青年，帮助他们开窍，使他们懂得怎样动用自己的审美积累。当时出现的乡土小说作家，有些是经常与鲁迅接触的青年（如许钦文、台静农），有些是听鲁迅讲课的学生（如鲁彦、蹇先艾），有些是鲁迅直接扶植的文学社团的成员（如冯文炳），更多的是仰慕鲁迅的文学爱好者（如王任叔、彭家煌），他们几乎没有哪一个不受鲁迅的影响。”

问题在于，当时受鲁迅影响的作家不止上述几位，为何是他们走上了乡土小说的创作道路？而同样受鲁迅影响并且在20年代后期就开始创作湘西题材小说的沈从文，为何又不在其中？这些作家当时并不都在北京，王任叔、彭家煌、许杰等都在南方，许钦文、鲁彦等亦往来于南北之间，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得这些作家在并未自觉形成某种群体的情况下，表现出某种共通性的创作倾向和文学风格？除了鲁迅的影响之外，是否还要考虑20年代中期以后民俗学和方言调查的兴起、“到民间去”运动的展开等其他社会文化因素？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实，严家炎对流派的人事基础自有明确的认识，他在该书绪论中就提到：“文学上也有自然形成的群落，那就是创作流派和思潮。”温儒敏也拎出“群落”一词，对该书的特色做出如下评价：“这部流派史并不偏重于文学主流的梳理和作家作品的论列，而致力于钩沉与总结现代文学史上自然形成的各种小说家‘群落’，研究时代要求、文学风尚以及作家的美学要求，是如何晶结成不同‘群落’的流派特色的，并探讨各流派彼此的关联和它们兴衰演化的轨迹。”“群落”是流派的人事基础，但对“群落”构成流派的具体机制，还可以做更深入的分析。如《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在论述新感觉派的形成时，谈到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等作家先后创办《无轨列车》《新文艺》等刊物，后来又吸引穆时英加入，到了1932年5月《现代》杂志创刊，才“标志着这些作家作为一个流派已经集结在一起”，新感觉派于是应运而生。这几位作家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学“群落”，他们在较长时期的交往与合作中养成相近的文学趣味，通过编刊、译介域外作品和创作等活动，形成了一个流派，这一过程和机制在书中得到清晰的呈现。

但如果我们更细致地去考察这个流派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其中蕴藏着更丰富的肌理。以施蛰存为中心的这个作家“群落”，最早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他与戴望舒、杜衡等人在杭州组织的小型社团“兰社”，此后几人到上海求学，结识刘呐鸥，办过《璎珞》旬刊，组织过“文学工场”，又先后开办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现代》杂志时期达到文学事业的顶峰。他们参与上海都市文化，与左翼文坛对话，在流派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如果我们不囿于小说这一文类的话，《现代》杂志的作者群体就构成了一个包括戴望舒等诗人在内的更大的“现代派”，如何理解“现代派”与“新感觉派”的关系？某种共同且自觉的现代主义追求是如何跨越文类而实现的？这些都是有待更深入地辨析和探讨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