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曹雪芹来评虞博士，他会怎么说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从曹雪芹的视角或者宝玉的视角看吴敬梓笔下的虞博士。

虞博士和宝玉不在同一年龄层次上，宝玉才十几岁，而虞博士早已进入婚姻生活和仕宦生涯。但这两人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都不在乎功名富贵。

宝玉与两个人的关系格外疏远，长辈中是他父亲贾政，姐妹中是他未来的妻子宝钗。贾政总是告诫宝玉，得好好读书。贾政这样做，当然是有理由的。人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成年之前，所要做的是为成年后干一番事业而接受必要的教育；第二阶段是成年之后，把所受的教育转换为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能力，建功立业。贾政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他对于宝玉的管教之所以那么严格，是因为不这样宝玉就不能成为家族的顶梁柱。宝钗“教育”宝玉，动机和贾政是一样的：身为男人，总是要干一番事业的，否则就不必来这个世界走一趟。宝玉对宝钗不像对黛玉那么亲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宝钗有意无意地行使了教育者的职能，而黛玉从不说这样的“混账话”。宝玉把追求功名富贵的人称为“禄蠹”。他是一辈子不做“禄蠹”的，他对功名富贵，采取了拒斥的态度。

虞博士也不在乎功名富贵。《儒林外史》第一回，“借名流敷陈大义”，说“ 这个法定的不好”，意思是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下，读书人看重的是功名富贵而不是人品。根据这个“大义”，《儒林外史》把读书人分成了四个类型：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最终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所谓辞却功名富贵的人，包括了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和后来的四大市井奇人，他们是《儒林外史》所树立的读书人的榜样。这些人生榜样中，虞博士是最为出色的，被比为陶渊明一流的人物，充分体现了原始儒家不为功名富贵所左右的人格风范。

上面说的是虞博士和贾宝玉的同，而他们的不同更值得关注。

虞博士看重家庭责任，总是把养家活口作为人生要务，在人生每一阶段都尽力打理到位。他的故乡常熟，是人文荟萃之地。当时有位云晴川先生，古文诗词天下第一，虞博士到了十七八岁，就随他学诗文。吟诗作文自然是高雅的，但邻居祁太公却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知道养家活口乃是一切高雅的前提，劝他说：“虞相公，你是个寒士，单学这些诗文无益。我少年时也知道地理（看风水），也知道算命，也知道选择（挑选吉日），我而今都教了你，留着以为救急之用。”虞博士接受了他的教诲。后来，虞博士又听从祁太公的建议，读了几本考卷，出去应考，成了秀才。做秀才的收益，用祁太公的话说，是“进个学，馆也好坐些”。果然，进学的第二年，二十里外杨家村一个姓杨的就包了虞博士去教书，每年三十两银子，这笔收入足以赡养全家数口。后来他又考了举人、进士。在国子监博士任上，虞博士尽责于公务之外，对夫妻养老和孩子的未来也有周到安排。他对杜少卿说，这几年已经攒了一笔钱，买了几十亩地，再做几年官，再买几十亩地，养老是不愁的；至于儿子，现在教他读书，同时也教他学医，就算以后考不上举人、进士，也可以靠行医养家糊口。虞博士这样一种处理生活的方式，是靠谱的，足以作为读者的表率。

而宝玉很少为荣国府的衣食住行操心，也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他倒也读书，但当真下了功夫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楚辞》《文选》；倒也跟人打交道，但乐意交往的不是贾雨村这样有事业心的人，而是大观园中的女孩们以及和女孩们气质相近的秦钟、蒋玉菡等人。大观园的营建、维护使得荣国府的经济状况急遽恶化，第四十三回，贾蓉就说：“这二年，那一年不赔出几千两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园子，你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亲，只怕就精穷了。”而宝玉却从未介意这一事实，甚至对探春理家的补救措施有所不满。他对黛玉说，就算以后收入少了，难道还少了我们几个人的？他说的“我们几个人”，包括贾母、贾政、王夫人、宝玉和黛玉。说这样的话，可见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荣国府上上下下，人口达数百之多。《儒林外史》中的家庭，一般都是五六口人，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都是如此。所以，像虞博士，只要有机会做国子监博士这样的闲职，就可以给一家人提供充裕的生活费用。而同样的收入是没法维系荣国府的运转的。这种压力，宝玉却置之度外。反过来看，贾政对他的严加管教，宝钗、湘云对他的劝说，则是提醒他，责任就在那里，不要视而不见。

成年后，宝玉意识到了生活的压力，却用出家的方式来摆脱，当然是不妥当的。他的母亲指望他来养老，他的妻子指望他来养家，他的姐妹们指望他来照应，一句话，他的家族指望他撑开一把巨大的雨伞，好遮风避雨，而这一切都因为他的出家成了泡影。在王夫人、宝钗、探春等人眼里，还有比宝玉更不靠谱的人吗？

吴敬梓和曹雪芹都是在经历了人生挫败之后来写小说的，但写作动机明显不同。吴敬梓出生在一个科举世家，而他不仅没有考上举人，还把家产也败光了，落到了极为穷困的境地。此时此刻回首人生，他致力于把中年经验告诉读者，实话实说，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人生指南。写《红楼梦》时的曹雪芹，也处于人生的低谷，自愧一事无成，有负家族和祖宗的教养之恩。但更重要的是，他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而埋没了家里的几个姐姐妹妹，闺阁当中，本自历历有人。曹雪芹是把少年时代的审美感受如实地写进了小说，他没有用中年经验来改变当初的感受，反而是以所目睹的美的短暂易逝来加强了这种感受。不是为了教育读者，而是为了写出美的消逝、青春的消逝和难以忘怀。

对吴敬梓这样一个责任感极强的小说家，曹雪芹如果有机会跟他交流，也许会说：作为人生榜样，生活中的“虞博士”是令人敬重的；但作为小说人物，虞博士不一定受到读者的亲近。小说不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不要把小说当作社会生活指南来写。小说承担不了这个功能，也不应承担这个功能。在生活中我们必须靠谱，不靠谱则是艺术的专利。艺术如果不能摆脱地球引力，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