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的春天

诗人遭遇

一位叫布莱克·沃兹沃斯的诗人，穷苦潦倒，以乞讨为生。一天，他站在米格尔大街一户人家的院门口，同院子里的小男孩对话。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印有铅字的纸片，递给小男孩说：“这上面是首写母亲的最伟大的诗篇。我打算贱卖给你，只要四分钱。”小男孩跑进屋里询问母亲，母亲回答道：“你告诉那个该死的家伙，让他赶紧夹了尾巴滚出去！”小男孩则简洁地将这句话传递为：“我妈说她没有四分钱。”

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王小波有着与沃兹沃斯类似的“诗人遭遇”。当王小波四处“推销”自己的“诗篇”时，收到的却是“谩骂的退稿信”；即便他向杂志社妥协，将十八万字的小说竭力缩减至六万字，也终究没能摆脱被退稿的宿命……

房伟曾统计过王小波小说的发表情况，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小波只发表过一篇小说。好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王小波在姐夫的资助下出版了《唐人秘传故事》。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这本集子原本名为《唐人故事》，“秘传”二字是编辑强加。而这一“强加”的举动，其实透露出王小波在当时的尴尬处境，同时也呈现出这一举动背后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其一，编辑将其更改为带有“窥探”意味的书名，是为了迎合当时大众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市场需求，这也成为王小波小说日后被不断误读的开端；其二，“秘传”二字也折射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整体的时代氛围，伴随着八十年代末的社会风波与海子的卧轨身亡，知识分子集体从“广场”退回“书斋”，精英知识话语遭遇空前的窘迫与失声，一个理想崇高的文学乌托邦时代，就此终结。

不过，编辑煞费苦心的“迎合”也并未激起任何波澜，书的销路依旧堪忧。这种状况一直到《黄金时代》在台湾获奖也没多大改观，当年只有《人民日报·海外版》在10月5日进行了报道。报道中这样描述《黄金时代》：“没想到真正的高手在文坛之外。”

1992年，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黄金时代》，但将其易名为《王二风流史》，并收入“风月系列”，与“秘传”二字的建构意图如出一辙。这一洋溢着“性”意味的命名是王小波小说后来被不断误读为“色情文学”“流氓小说”的又一开端。然而，这部刻意而为之的“风流史”也未能在学界引起丝毫的重视和反响。丁东说：“我最初读《王二风流史》还在山西，当时我和山西的文学评论家陈坪讨论过一次，并整理成一篇对话体的评论，但转了多处刊物，这篇评论不但没有被登出来，而且连原稿也不知何处去了。”尽管丁东的话多少具有某种事后追认的意味，但它至少能够证明，1992年前后，王小波的小说在大陆的沉寂，以及当时学界对王小波的冷淡态度。

1993年，是王小波小说的命运发生转折的时间节点，标志性的批评话语之一为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所写的审读意见。该编辑面对《黄金时代》中的性描写部分颇具信心地说：“以当前大陆出版的开放程度论，本书不会因‘性’的描写遇到麻烦。”同年7月，贾平凹的《废都》发售，引发市场上的“废都潮”。这位编辑将《黄金时代》与《废都》做了一个对比：“本书性的描写是重要内容，不过明显让人感觉属‘纯文学’范畴。绝不像《废都》一般，对此问题，读者的感观恐怕和作者的解释是一样的。”显然，他对《废都》中的性描写持批判态度，但对《黄金时代》不是。他认为，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描写在隐喻空间内承载着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这位编辑与1993年之前的编辑对性描写的态度的不同，呈现出不同时期面对同一部作品的迥异态度与心境。

丁东回忆说，1992年他把王小波的小说先后推荐给《黄河》《十月》《人民文学》，却遭到了编辑们统一的拒绝。后来，《黄河》主编周山湖这样表达自己当年的矛盾处境：“看了《黄金时代》，一下子就掂出它的分量。我由衷地喜欢，实在想发表，但面对其中独具一格的性描写又发了愁。”《人民文学》主编朱伟也在1994年《黄金时代》的研讨会上道出了大时代之下的无奈：“记得八十年代末我就看过书稿，当初看了印象很深刻，如果当时能发表，对整个文学界都会起很大作用。”

1993年之前，诸多主流文学刊物的编辑或专业批评家不是没有意识到王小波小说的独特性，而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不得不“忍痛割爱”。在这篇不足三千字的审读意见中，这位编辑在对王小波每一篇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作阐释性的评价文字之外，还将关注点着重落在市场和读者的接受层面上。他在结尾处对《寻找无双》抱有热切的期待：“假如读者通过前两部书的畅销，对王书内容有趣产生信服的话，换言之，在王作家被‘炒热’的基础上，或有发行两三万册以上的实力。”

结合1993年的社会文化语境，这篇审读意见的叙述逻辑便会显示出一种绝对的“合法性”。直白点说，是当时的社会语境使王小波拥有了被接受和被阐释的空间。就像孟繁华说的那样，“1993年，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戴锦华在学术自传中表达过自己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茫然状态，这种茫然在1992年、1993年之交达到极致，她“怀疑自己的选择和价值”，仿佛经历了一次“知识的破产”。对于中国学界而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前三个春天，是阴冷的，而在1992年，中国经济全面转型，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浪潮一夜之间滚滚而来，直接导致了诸多重要的文化 / 文学事件在这一年间集体“爆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偶像张海迪“下海”经商，坦言“应该为经济发展尽自己的努力”“绝不能做火热生活的旁观者”；《十月》杂志开始连载贾平凹的《废都》，引发轰动一时的“废都潮”；诗人顾城选择在这一年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王蒙的《躲避崇高》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一群无法褪去启蒙精神底色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面对精英文化失语的危机，做出了最后的抵抗或曰挣扎……

“文坛受难者”或“自由思想家”

1997年4月11日凌晨，王小波在寓所里发病挣扎而死。他生命终结的瞬间被这样描述：

王小波遗容安详，只是额头有一块褐色的伤痕。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时，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

作为王小波的知音和责编，钟洁玲无疑具有“在场”的话语阐释权，她将形而下的生理性死亡转述为形而上意义的“离去”，潜在地把王小波的死讯置换为两种具有明显对抗性质的元素：王小波生前寂寞的写作姿态和临死前带有反抗意味的挣扎。

钟洁玲的这段叙述，无疑为王小波赋予了一层英雄主义的悲情色彩。这种悲情叙述在当时迅速形成了某种具有倾向性的建构——王小波的亲友们无限放大王小波生前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力图塑造出一个与主流文坛对峙的、悲情的、孤独的“文坛受难者”形象。

戴锦华在解读《钢的琴》时提出表现悲情正义性的两种方式：一是陈述社会苦难，二是陈述敌手的不义。叙述者可以通过这种“悲情政治”进行某种“悲情动员”，其所能达到的效果或许是惊人的。类似的“悲情政治”，我们可以在海子逝世后的叙述中找寻到踪迹。如果说八十年代末的“海子之死”终结了一个时代，那么九十年代末的“王小波之死”则开启了一个时代——同样作为“文坛受难者”，“海子之死”被视为一种高贵的理想主义精神的终结，而“王小波之死”则在新的社会文化空间中重塑了极为相似的想象，只不过关键词被替换为一种自由主义精神的孤独坚执。

在王小波去世约一个月后，李银河发表了一篇悼文，正式开启了王小波“自由思想家”形象的建构。以精英知识分子和爱人的双重立场，李银河将王小波定义为一名“自由思想家”。

次年，关于王小波的第一部评论集出版，在或忆或论的文章中，王小波的自由主义标签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饶有意味的是，撰文纪念王小波的学者均是自由主义思潮的拥护者，如李慎之、许纪霖、汪丁丁、王毅等。主编王毅甚至将王小波置于“陈寅恪→顾准→王小波”的中国知识分子谱系之中，认为王小波秉承的是前辈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血脉”。

这一叙述在朱学勤的言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认与强化。朱学勤直接将王小波与陈寅恪、顾准放在同一思想脉络之内进行讨论，认为作为“异数”出现的王小波，是“自由主义言说的意外收获”，于无意中“‘挤’出了一条自由主义的言路”。然而，在肯定王小波自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同时，朱学勤也“挤”掉了所谓的“水分”，即王小波作品的艺术价值。按照他的观点，学界之所以纷纷选择在1998年言说王小波，是因为王小波身上所呈现出的“自由主义的韧性风格”，而非其作品“文学含量的多少高低”。

2002年，王小波辞世五周年，《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一期名为“沉默与狂欢”的专栏，强化了王小波与主流文坛的对立关系，持续塑造其“文坛受难者”的形象。在各色亲友的回忆性叙述中，特立独行、落寞孤寂与洒脱不羁的自由形象，被更加翔实与可信地描述出来。亲友的阐释具有亲历者的真实感和在场感，这些叙述在自由向度上继续延伸：“在我的印象中，王小波好像一直在感冒，流着鼻涕，一脸的疲惫，脸上身上都是很脏的样子。”“一个裤腿卷着，一个裤腿放下来，袖口拖着线头上了讲台。”“全系开大会，王小波总是坐在最边上，从头到尾也不吭一声，不和周围的人交谈。”“两次见面，都是李银河在说话，王小波就在旁边不停地抽烟。”

至此，一个沉默寡言、衣着简陋、郁郁不得志的落魄文人形象业已呼之欲出。在编辑赵洁平的回忆里，少言木讷的王小波像活在梦里，他“只知道用心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版发行；只知道答应朋友的文章要如约写好，不知道稿酬多少、什么时候付”。对于王小波外形气质、举止行为和性格特征的表述，支撑了人们对他自由烂漫、不谙世事，以及与体制疏离的想象。然而，现实中的沉默者、孤僻者和超脱自由的出世者，在谈论文学时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好友赵东江的叙述中，王小波是一个喜欢喝酒聊天且幽默风趣的人：“王小波跟朋友在一起的话题很多……一次他提议来一个‘煮酒论浑蛋’，两人边喝边开始数算本姓家族历史上的浑蛋。”张卫民也说：“王小波和喜欢他小说的一些人成了酒友。王小波酒量一般，一两瓶啤酒下肚眼睛就红了。谈什么都轻轻松松、没有大喜大悲表情的王小波总是蜷腿缩在椅子里，抽着‘骆驼’或‘金桥’，那么大个子缩成一团。”面对世俗生活时的沉默不语和面对文学时的举杯阔论构成了王小波性格的两极，一面是“冰山”，一面是“火焰”。“蜷腿缩在椅子里”“大个子缩成一团”等类似的语词构成了一种潜在的隐喻——人们面对文学式微的文化语境时所产生的一种脆弱和无力感。

更有意味的是赵宁对1995年教育部大院子女聚会时轶事的回忆，略带悲情与苦涩：“王小波进来了，众人闹哄哄地要小波也来两句，小波摇摇头，倒了满满一杯啤酒一饮而尽，然后对着大家喊了一句：‘你们还好吗？’”“你们还好吗？”这一质询，并非王小波从一时一地一事中得来，而是现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面对严酷现实所能发出的唯一的一声“呐喊”，饱含着文人之无尽酸楚。

如此暧昧的回忆性叙述似乎为王小波增添了更多的落魄感和悲壮感，不禁让人想起一百年前鲁迅讲述的几则落魄文人与酒的故事。那个穿着长衫站在“咸亨酒店”喝酒的孔乙己，只要沾上些酒意，便会显出不饮酒时罕见的一股“不屑置辩的神气”；“在酒楼上”的颓丧文人吕纬甫，喝些黄酒后便“眼圈微红了”，以至“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渐近于先前所见的吕纬甫了”；“孤独者”魏连殳，则一意地喝烧酒，同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那般状态与平日的他大不相同，甚至使“我”看见空书架，也会记起汲古阁初印本的《史记索隐》，感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悲哀”；还有《端午节》中的那位读书人方玄绰，喝下两杯淡酒，青白脸庞便泛起晕红，这时他便会兴致勃勃地点上一根大号哈德门香烟，到桌边抓起一本《尝试集》躺在床上读来……

如果将鲁迅先生笔下的这几则落魄文人的故事作为“互文”参与进关于王小波的叙述中来，上述几则戛然而止的故事便具有了清晰的指向——

在关于王小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隐约看见孔乙己、吕纬甫、魏连殳和方玄绰的精神投影：衣敝履空，一杯薄酒，三分醉意，七分清醒，“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尽管经历社会动荡与时代转型，但那一缕中国文人性情和落魄滋味依然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