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 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学术工作坊笔谈

四十年后话“寻根'

我与子东在去珠海的路上，听说有这个会，“寻根文学四十年”，子东问要不要去？我说去啊，去了不必讲理论（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之类），四十年了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就讲故事好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另外一个以地名命名的会议是“大连会议”1962），“杭州会议”（1984）成为第二个，别的有没有，我还没有想到。结果来了以后，我讲的故事全部被庆西否定了，所有的地点、时间都不对。庆西兄的记性极好，而这些年我是往失忆失语方向加速了。幸好我来之前终于弄到一本程光炜主编的《寻根文学研究资料》，后边有很长的目录，关于“寻根文学”的文章，已经上百篇了。我认真学习，觉得至少有几篇文献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是周介人写的两篇《青年作家与青年评论家对话共同探讨文学新课题》《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第一篇是报道性的，有一个关键词是“当代性”，我不记得“杭州会议”上有人说过“当代性”。其实这个会很难报道，杂乱无章，所有人的发言都是“无主题变奏”。老周作为主办单位之一——《上海文学》的理论编辑，对当时的理论热词很有研究，灵机一动，就把“当代性"拿来涵括本来杂乱无章的会议，进行及时报道。

会上，最后他代表茹志鹃和季子云，以《上海文学》编辑部的名义，作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也很不容易。其中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他从头到尾都在批判“理性主义”。我觉得云苫雾罩地听了六天会，老周基本抓住了重点，了不起。确实，会上大家讲了很多“感性”“直觉”“象征"“荒诞"“无意识"等等理性主义之外的内容，老周用了很长的篇幅，来为文学创作的“非理性”张目。

这两篇文献非常重要，一是时间上和会议贴得紧，二是体现了《上海文学》方面对会议的比较明确的认知，不像后来大家的“遥远的记忆”，模糊不清。我想“清除精神污染"刚过去不久，所以那一次会议周介人坚持，不让一个媒体、一个记者混进陆军疗养院。信息垄断呀，《上海文学独家报道，别的媒体压根儿没听说有这么个会。好处嘛，老周说了算，一言九鼎，坏处嘛，这个会的影响就很小了。那年头大家只要在一起聊得痛快，根本不在乎影响不影响。那一次会议是神仙会，聊完以后大家都觉得很有收获，但全不记得自已说过什么。

另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就是李杭育的长文《我的1984年》我读了以后就弄明白了这个会议的来龙和去脉。

“来龙”嘛，杭育已经写好了三篇左右的“葛川江系列”小说，而且已经得奖了，他就非常纳闷为什么北京的大牌批评家没有一个人写评论。其实他非常盼望有北京的大牌批评家来肯定他这几篇小说。很偶然地，他听说在上海有两个还在工厂里当工人的年轻人，吴亮与程德培，程德培正在写很长的评论“葛川江系列”小说的文章。凑巧他们来杭州开徐孝鱼的研讨会，他们有过一个很扼要的对话。程德培解答了杭育的纳闷，简言之，“阎纲们”已经对你这个作品失语了，评论这件事已经不由他们来承担了。这里可以看出“杭州会议”为何叫“青年作家与青年评论家”座谈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那些年别处开会，基本上是“中老年评论家"鼓励扶持"青年作家”。如今“青年评论家"掺和进来了，用现在时髦的词，就是新的“文学共通体”出现了。“文学共通体”是一种“不成其为共通体的共通体”。这里我就非常感佩《上海文学》的茹志鹃与李子云老师，他们有心推动开这样一个会议，将上海的批评家、作家与浙江的作家、批评家召集到一起来开座谈会。当年的文学重镇上海，比起北京不那么“官方”，很有锐气。至于从北京来的，李陀、阿城和我这七位是怎样混进来的，我一点都不清楚，不知道是谁的主意。

我琢磨过这几个人组合出来的“结构”，其中的领袖人物是李陀，魅力人物是阿城，关键人物是陈建功。他们几位都是北京的"工人作者”，1970年代就开始一起混了，他们在建功家里涮羊肉，据说《棋王》《树王》就是在火锅边聊出来的。建功跟我是本科同班同学，我跟季红真是硕士班同学，这几个人的构成多少都有点“瓜蔓”。坐火车，这个火车票非常难买。浙江文艺出版社黄育海主持会务，他说当时最困难的就是买火车票。晓当咪当先到了上海，下车以后，陈思和跑过来说，我也是广东人，吴亮说我也是广东人，程德培跑过来说我也是广东人，一下车碰到三个不会说广东话的广东人。开始就认识了很多人，少功、杭育都是那一次认识的，这对我个人来讲非常重要。我结交了朋友，这种几乎见不了几次面的，但见面以后马上就能聊天，聊到好像昨天才分手一样的朋友。

后来我在法国思想家那里找到一个词：“知识友谊”，友人们关心的主要是彼此的写作，关心各自提出的问题，时时产生跟对方争论与交谈的愿望。这样的一辈子的朋友，对我来讲非常非常荣幸。

接下来我就要提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也是后来我从法国思想家那边学到的，叫“无限交谈”。我们当时的词叫“神聊”，李庆西被我们评为“神聊九段”。那次会议没有任何的提纲及日程，甚至主题都是很模糊的，什么前瞻与回顾，然后就开聊，聊了六天。中间有一天去看三潭印月，其他时间就在那儿聊，开会聊、会后聊，季庆西老跑到我们房间里来聊，聊到我们受不了了，说明天晚上改变策略，到他房间去聊，这样我们随时可以撤退，结果撤退的时候他又跟过来了—“无限交谈”。后来我看季陀在1980年代的访谈当中也提了两个关键词—“友情"和"交谈”。

第四篇我觉得要重视的文献就是鲁枢元的日记，因为他真的是一天一天记下这六天发生的事、地点，在天香楼、知味观喝花雕等等，甚至跟谁聊了一个小时，跟谁聊了两个小时，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我跟他和徐俊西曾讨论北京城里文坛的“左"与“右”，聊到凌晨两点钟。

说了“来龙”，说说“去脉”。“肉眼可见”的是上海、浙江的出版物。吴亮和程德培编了两部小说集：《探索小说集》和《新小说在1985年》，“杭州会议"与会作家的作品都编在里面。育海和庆西主编了《新人文论丛书》，我在上海和杭州认识的青年批评家“全数在此”。当然“瓜蔓”进来了很多人，“不成其为共通体”的“文学共通体”，具有“瓜蔓性”，不是那种抽象的“开放性”，而是非常具体的连结和联通。所以我也非常赞成不要把community译成“共同体”，要坚持译成“共通体”。

我发明“瓜蔓"这种理论的植物隐喻，显然受到了“寻根”一说的启发。少功、阿城和杭育他们会后发表的那几篇讨论“文学寻根”的文章，当然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根”是要去寻的，“根”是发明出来的，是建构起来的，后来那一两百篇文章也是参加了建构的过程。若以“思潮”的概念来讨论的话，就应往前推，不光推到“葛川江”和汪曾祺，应该直接往前推，推到沈从文，再往前推。这种直线后推的简单化理解其实很危险，不少人把“寻根"说成“文化守成主义”，就是在线性时间上理解文化和文学的生成。少功提到过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当年贺敬之到湖南说，我们的“根”就在宝塔山，怎么“寻根”寻到山顶洞人那里去了。周介人的关键词非常重要，更准确地说是对历史理性主义的反叛与抗拒，因为重提神话、仪式、感性、直觉，这些内容是属于浪漫主义思潮的范畴，后来被浪漫主义或新浪漫主义纳人了现代化的思潮当中。而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在1980年代开始接受现代主义的同时，就产生了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抵抗或反叛，而这种反叛、抵抗或转化，并未回到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是哲学上讲的历史理性主义的轨道中去，而是开始进入了“后现代”。

其实庆西兄很早就写过挺长的一篇文章，他的提法接触到了这样的问题，他写的当然很妙，题目是《新笔记小说一寻根派，也是先锋派》，将两个完全相悖的概念焊接在一起，其实是触及了这样一种现象，这是特别后现代的，因为后现代就是打乱时间，将古代、近代、当代全部搅起来，拌成一团糧糊，叙事与梦都是这样的处理方法。四十年了，也许是时候对“寻根"概念来做一个理论上或隐喻上的拓展—如果想象文化的"根”文学的“根”不光是乔木或灌木那样的形态，还有德勒兹所说的“块茎"那样的形态，那么是否有可能，让我们来建构一个更有讨论空间的“寻根类型学”？

我就简单说说这些。

2024年11月28日讲，2025年1月31日修订合我们这个会议。有些回忆文章说地点是“空军疗养院”或“海军疗养院”，都不确切，当时那儿是陆军杭州疗养院，简称“杭疗”。可今天上午我陪黄子平、许子东他们去对面郭庄喝茶，才知道“杭疗"现在倒真的成了“空疗”，已并人距离它不远处的空军疗养院。

会议名义上是三家主办，实际是上海方面主持。主持人是三位前辈，分别是当时上海作协主持工作的副主席茹志鹃，《上海文学》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李子云，还有该刊编辑部主任周介人。他们三位轮流主持。与会人员一共三十多人，上海方面来的多是评论家，除了年长的徐俊西、张德林，还有年轻的程德培、吴亮、陈思和、许子东、蔡翔、宋耀良等，作家只是曹冠龙、陈村二人。我问茹志鹃，王安忆怎么没来？她说安忆去什么地方（没记住）了。北京来的一共是六位，李陀、郑万隆、阿城、黄子平、陈建功、季红真。其他各省有湖南韩少功、福建南帆、河南鲁枢元等。浙江文艺出版社是黄育海和我二人，杭州文联有徐孝鱼、李杭育、董校昌、高松年等人。

创新与神聊

李庆西

当年的“杭州会议”主办方是三个单位：《上海文学》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杭州市文联。当然，真正的主办者是《上海文学》，这个会怎么开，邀请哪些人，是他们定的。参会名单有哪些考虑，我不太清楚，估计邀请名单多于实际到会的人。听说请了贾平凹，他好像是有事没有来，莫言也是因故缺席者之一。后来我意识到，会议邀请的作家都比较年轻，除了李陀（他自认是青年作家），只是郑万隆、曹冠龙年龄稍大，其他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评论家年龄放得比较宽，徐俊西、张德林当时都已届天命之年，但多数还是三十上下的年轻人。主办者拟定名单时，显然考虑到文学创作的代际问题。其实要讲文学观念，汪曾祺跟与会者大多相通，为什么没请汪老？大概是考虑到老作家的话语权重，他在座怕别人不好畅所欲言，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其实汪老很容易相处。

从筹备会议开始，我参与一些会务工作。会议是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举行，具体日期我记不住了，会期总共七天。开会地点在杭州西山路（今称杨公堤）的一家部队疗养院（又称128医院），这个场地是杭州文联找的。当时部队疗养院向社会开放，其中一些空置的楼舍很适

北京方面邀请哪些人，很可能是李子云拿主意。李子云跟夏衍、王蒙都很熟悉，不知是否有过沟通，她早年是夏公的秘书，比较熟悉北京的情形。开这个会议，季子云可能请示过王元化，元化先生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这里我想起一桩事，周介人让我提前一天到上海，因为第二天在上海集合的与会者会乘坐一辆旅游大巴来杭，司机不知进城后怎么走，把我叫去作人肉导航。我到上海那天晚上，《上海文学》在上海展览馆西角亭餐厅宴请北京和外省与会者，上海方面不少参会人员也在座，正要吃的时候王元化进来了，跟在场所有人一一握手，就是领导来看望大家的意思。然后他跟季子云、吴亮聊了一会儿，没坐下来吃就走了。所以我猜想，李子云事先向他汇报过，但实际情况我们并不知道。第二天这些人坐上了大巴车，被带到那家部队疗养院，一下车阿城就说这个地方好，虽然房子显得陈旧破败，但感觉还是相当不错。

我记得很清楚，会议正式名称是“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邀请函上是这么写的。为什么要开这个会？新时期创作当时正处于一个瓶颈期，茹志鹃、李子云她们很敏感，觉得文学应该有一些变化。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发端，到那时主要演化为两种创作态势。

一个被称作“反思文学”，从“伤痕"到“反思”，进而探讨历史错误中的人性扭曲，这显然是一大进步。这类作品有鲁彦周《天云山传奇》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绿化树》等等，作者大多有着当年被错划为“右派"的经历。

另一种是所谓“改革文学”，大多以工农业生产为题材，从中发掘除弊布新的改革精神，这类作品以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三千方》张洁《沉重的翅膀》等为代表。因为“改革”本身是一个政策性话题，很容易将文学弄成诠释官方精神的政治化文本。

当时，中国作协大力提倡的正是这两种创作路子。相对过去，这两种叙事套路是有它们的进步意义的，但本质上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子，还是典型论、工具论，里边有过多的政治和政策导向。“杭州会议"开始终结这种情况，之后出现的“寻根文学”、实验小说、新写实主义等等，开创了文学的多元化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