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史料完整地说话？

“寻根文学”作为1980年代的文学，乃至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最重要的文学思潮，“很快就不再存在，但是它的能量却持久发散。对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文学写作表现领域的转移、审美空间的拓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①“寻根"甚至作为一种观念"在当代文学中生根立足，成为文学的常态，并时有佳作问世”②。它以各种面相出现在当代文坛，既成为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资源，亦是学术研究常说常新的话题。从渊源来说，乡王小说、地域文化小说、农村题材小说、市井风俗小说等③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它以新面貌重续旧传统、老话题；从近处而言，当下批评界所热议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新北京作家群”“文学新浙派""文学苏军"等新名词以及它们所凸显的地方写作与地方批评的诸多理论话题，亦是其流脉之所至。正因如此，围绕“寻根文学”而来的各类研究也层出不穷，持续构成强劲的学术增长点。

检索相关研究成果，以“寻根文学"为主题的专著已近 20部，专题性论文也近1000篇④—它们要么阐释寻根文学经典作家作品、解读此一思潮的文学史意义、探究其文学诞生的场域等③，要么将之接人当下文学潮流的现象考察与作品解读之中？，既是当代文学史谱系建构的需求，亦是强调当代文坛对传统赓续的努力。尤需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学转向”的出现，“寻根文学”的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也提上日程。①但此类史料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史料的初步整理”，尚待更为详细、系统与深入的史料麋集、考证与阐释。③由于“寻根文学"兴起、隆盛、流变等情况较为复杂，不管是正本清源的厘定还是余绪考索的探究，都需要在史料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时注意其内部的各种辩证关系，这其中的“大与小"“公与私"“一与多”“隐与显”，又是“寻根文学”史料研究所牵系着的重要侧面，尤需关注。

一、大与小的辩证法：整体与局部

怀揣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从“批评化"向“学术化"转移的目标，借鉴于中国现代文学甚至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自足性”，近年来逐渐兴起并趋于热闹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料学转向"与“历史化"努力，将史料学、文献学的各种方法越来越成熟地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后40年”的研究中。随着研究的不断深人，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地方史料”的重要性，并呼呼加强与之相关的搜集与整理、研究，从而让“整体性的国家文学史"与“地方性的区域文学史"形成联动，丰富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研究的面貌。③作为当代文学"后40年"最重要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本身与“地方"有着本质性的关联，关于它的史料研究也同时呼请“大与小、整体与局部”的辩证性研究策略。

要之，关于“寻根文学”史料研究的"大与小的辩证法"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整体性的文学史，包括全国性文学发展状况与文学史的整体性叙述（比如“一体化"“整体史观"等），与单一性的、个体化的“寻根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相关史料如何搜集、整理与研究，亟待学界来思考；其二，“寻根文学”内部存在的“作家个人的大与小的辩证法”，亦即作为1980年代中期归入“寻根文学”思潮的创作经历与作家个人漫长的创作生涯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具有超长创作周期的"50后作家”。

就第一个“大与小的辩证关系”而言，“寻根文学”史料的搜集断不能仅停留于“寻根文学"本身，只关注已经被文学史叙述所凸显出来的"杭州会议"“寻根宣言""魔幻现实主义的传播与接受"等。仅就“寻根文学"的兴起而言，与之相关的"杭州会议"本身就牵扯着"整体性的文学史"的相关史料一比如承办方之一的《上海文学》在1977年后到1990年代初，其办刊方向、所处地位、主编与编辑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促发此后“寻根文学"的兴起，研究者既需要考辨阿城《棋王》等的"发表史"与《上海文学》之间的关联，亦需要厘清时任主编与编辑们的文学理念的更新对“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再比如“寻根文学"与“知青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吁请着二者在史料的研究上必须同等用力，甚至必须考察张承志在内蒙古、阿城在云南、韩少功在湖南等地的知青生活，搜集其时作家们的阅读经验、对当地文化与民俗的关注等方面的史料，同时关注其地的地方志、家谱等史料。同样地，在“寻根文学"兴起之前的近3年时间里，存在着大量摹写地方的文学作品，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寻根文学的前缘”，如何寻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及与其相关的史料，梳理并以重返文学现场的姿态重绘“寻根文学史前史”的历史图景，亦是整体性文学史与主流性文学思潮史料研究之间辩证关系的体现。至于“寻根文学"兴起之后，它与“文化热"之间的紧密关联，甚至与此后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等文学创作倾向之间隐秘的互动，同样是史料研究“大与小的辩证法”之体现。总之，1980年代整体性文学局面，是如何引动、触发“寻根文学”思潮，“寻根文学"兴盛后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关联着此后的文学发展，都需要钩沉更为丰富的史料，以备文学史结论的推出。

第二个“寻根文学”史料研究的“大与小的辩证关系”，看上去更容易处理，但实则不然。仅以韩少功与贾平凹为例，两人都在1970年代便开始了创作，甚至都在“寻根文学"兴起之前就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贾为1978年，韩为1980年），这些文学实践活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寻根文学的前缘”，仍是需要厘定的文学史事实。贾平凹在1983年写作、发表《商州初录》以前，其作品取材均为商州山地，关注的均是商州地方风习、自然景观与地方的人性话题；韩少功在“寻根宣言"之前所写的作品，已经被相关研究概括为具有“披露古老民族的深重积疾"的主题特色①.然而学界对他们1970 年代的创作一直置若罔闻，甚至因其"幼稚"而"选择性遗忘”。相对来说，清理此类"处女作""早期创作"本身就构成了史料研究的活动。与此同时，投入到“寻根文学"思潮之后，他们又如何将此一文学思潮的观念与精神融入此后的文学生涯之中的？韩少功1985年后的创作始终未脱离"寻根"思潮的脉络，至《马桥词典》而臻于顶峰，此后《暗示》《山南水北》等都构成了别样的"寻根文学”实绩；贾平凹的创作尽管一直多变，但经由《废都》的转折之后的创作生涯中，《怀念狼》《高老庄》《秦腔》，甚至近年创作的《古炉》《山本》《秦岭记》《消息》等，都可以看作是“寻根"思潮的余绪与持续开掘的代表作品。前一个话题需要搜集、整理作家们"文学起步阶段”的作品与心路历程相关史料，后一个话题则需要更为丰的史料来支撑相关论述，在批评的视野之外别开史料的蹊径，探究地方文化与作家精神之间隐秘的关系。此类情况同样存在于其他“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的身上，比如王安忆1980年代初的诸多创作，及其此后创作的《长恨歌》《天香》《考工记》等作品，它们与“寻根文学"的谱系之关联同样值得重视。

如何围绕“寻根文学”来拓展、充盈周围的史料，从而让此一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更为清晰地显示出来，是“大与小的辩证法”所关心的话题。诚如历史研究者所言：“每个事件自身就像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类别”，“历史事件不可能压缩为一般性；它们只是非常不完整地被归并为各种类型，而它们的连续性没有更多地导向某个目标，或者被我们了解的某些法则所指引；一切都是有差别的，因此必须全部讲述”。④“大与小的辩证法"强调"寻根文学”本身史料研究的重要性，亦将之置于整体性的文学史视野之内，来凸显"重返历史现场"的路径多样性。

二、公与私的辩证法：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有没有"避讳”

关于“寻根文学”史料研究中“公与私的辩证法”，同样存在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研究中一一对当代文学史料化倾向质疑声音之一便是“作家健在"而导致的"为生者讳”及其给史料整理与研究带来的麻烦。很多作家或作家的后代，要么出于维护作家声誉的需要，要么怀揣“有利可图"的目的，将重要史料“秘藏”“封存"甚至直接“销毁”，也是常见的现象。这其中不但牵涉着个人形象的塑造，还关联着较为复杂的人事纠葛、个人隐私的披露、版权等各种因素。尽管口述史、访谈、回忆录等也能对“打捞史料"起到重要作用，于史料的初步积累功不可没，但私人性的史料，尤其日记、书信、手稿等，对于还原历史现场、准确把握作家个人文学发展脉络，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毕竟，历史学研究“首先就是决定我们想要知道什么，然后就着手寻找有关它的陈述（口头的或书面的），这种陈述号称是由与那些事件有关的行动者、或是由它们的目击者、或者是由那些在复述着行动者或目击者所告诉他们（或告诉他们的消息报道者的事情的人，或者是由那些向他们的报道者报道了消息的人等等，做出来的”。公开性史料所提供的乃是“描绘历史的粗线条”，而触摸时人心态、抵达历史场域，仍需要私人性史料的助力，更何况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人性的精神劳作，私人性史料几乎对某些文学史的叙述具有决定性价值。

就目前当代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许多“私人性史料"逐渐趋于"公开化”，使诸多处于"遮蔽"状态的历史事实与现场慢慢地“浮出历史地表”而成为“文学史的常识”。一般来说，私人性史料的主要存在形态是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日记记录当时事情，作者的职业、经历、道德修养诸方面的不同，就使日记含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反映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同时，“书信保存了说明某些历史问题的资料”。尤其日记，“作者是在自言自语，为自己的方便或乐趣而写作，无心问世。惟其如此，他毫无拘束，毫无隐瞒避讳，无须把话说得委婉些，漂亮些，只须赤裸裸地直说事实或感想。他只对自己‘披肝沥胆（confidential），所以他想写的真正是‘亲切的（intimate）”。因此，日记、书信、回忆录、自传等，因其直接记录个人日常，更能提供来自历史现场的诸多讯息与线索，对于重返历史现场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从私密程度而言，与“寻根文学”史料相关联的私人性史料，最早公开的是回忆性质的文章一李杭育《我的1984年》，该文不但交代了“杭州会议"召开的情况，还一并将其缘由推向更早的1982年，交代了更多“寻根文学"缘起的历史情况；王安忆《“寻根”二十年忆》以不在场的方式补充了关于“杭州会议”的细节与不为人知的侧面，也提供了她对“寻根文学"的理解以及加入此一思潮之中的原初理由；韩少功此后围绕杭州会议与寻根文学所发表的《杭州会议前后》以及《文化寻根与文化苏醒》等，都是个人回忆录性质的史料；学者们如陈思和、蔡翔等的回忆文字，则从不同的视角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现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与此类似的，日记与书信因其具有明显的"当时性”，对于提供历史本身的见证，更具史料的客观价值一记忆时有偏差，但记录则客观真实。2013年鲁枢元出版日记《梦里潮音我的八十年代文学记忆》堪称一手资料，对“杭州会议”有逐日的详细记载；2021年韩少功发表的日记《长岭记》，对于考察作家个人文学思想的发展，极具意义；作为别样“寻根宣言"发表出来的贾平凹致蔡翔书信《四月二十七日寄友人书》，不但彰显出作家对“寻根"思潮的关注，亦提供了对“杭州会议"会场外的补充“公与私的辩证关系"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此类私人性史料的公开化，也意味着史料学方法中穷尽史料所提出的严苛要求一一不但要瞩目于已经存在的公开性史料，也应该延伸出去关注私人性史料。

即便私人性史料在时间的沉淀下会以各种方式转化为公开资料，但对“寻根文学”史料研究而言，它还远远不够—韩少功《长岭记》只截取了1972至1974年间短短两年的日记，可想而知有写日记习惯的他定然在1983至1985年间有关于“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的更多记载，但惜乎无法窥见；鲁枢元更坦陈其《梦里潮音一一我的八十年代文学记忆》只能说是‘日记摘抄’，是从大约50万字中摘抄下来的十多万与文学活动关系密切的文字”，碍于各种人事关系删去了绝大部分内容；贾平凹的自述、关于他的多种传记中，均提到苗岭水库期间作为写作训练的小册子，辗转流传于陕西文人手中，据信最终又流回作家本人手中，但至今亦无以得见；张承志受邀参加“杭州会议”，因故未能亲临会场，为此而写信给蔡翔陈述相关缘由，信件迄今处于淹没状态以至不为人知；陈思和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供了罕见的“杭州会议”合照，至少证明此次会议有较为专门的记录或更多的影像资料留存，但它们也都处于隐没状态许多作家私人性的史料不但能补足“文学史的盲区”，亦能在“大与小的辩证法”意义上还原整体性文学氛围、勾勒文学史发展的潮流与脉络。

从已公开出版的“私人性史料"来推测，“寻根文学”作家们与批评家们的日记、书信，应该仍有不少处于“潜在状态”，它们可能会在合适时机“公开”，但很多也可能会长时间处于隐藏状态。正因“私人性史料”在获取上的举步维艰，口述史、访谈等“抢救当代文学史史料"的方法才会一再被学者们提及，并被付诸实践。比如“新人文对话录"丛书中的《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张炜王光东对话录》等，以及王安忆与张新颖的《谈话录》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等，作为口述史的代表，作家心路历程多有披露一一要知道，“口述史料通过多种方式，同以下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有关‘伟大人物’及其在历史中扮演角色的传记，或者‘主观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这也提醒我们，搜罗、整理私人性史料固然重要，但采集、补录相关史料同样意义重大，访谈、对话录、采访等形式是一步步接近私人性史料的重要方式，足够多的此类史料同样能够弥补史料研究的各种缺憾。由此也就不难看出，如何挖掘、利用私人性史料，从而补充、拓展或者纠正已公开发表、出版的相关史料，是“寻根文学”史料研究公与私辩证法的内在要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