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俗保群” 到“文化寻根”

引言

1914年8月10日，李大钊在《甲寅》杂志的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风俗》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从“风俗之力"论及“亡群"与“保群"的关系。他提出“夫群之存亡，非人体之聚散也群之分子，既先天后天受此力之范制，因以成共是之意志，郁之而为风俗，章之而为制度，相维相系以建其群之基。群，其形也；风俗，其神也。群，其质也；风俗，其力也”，并进一步主张，以“群枢”也即知识分子精英）达到这一目的。①这里的"风俗”与通常意义上的“风俗”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所指的不同。这里的“风俗”虽包含传统“风俗"定义中的以风化俗、“文明教化"之含义，但更多指通过文明再造、文化更新达到民族建构、文化凝聚的要求，是一种精神之力的概括。这是基于当时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提出的颇具思想性的历史认识，但他的这一观念已经蕴含了日后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相似立场，也即通过文化更新与文明再造的方式来达到介入政治、凝聚共同体精神的目的。无独有偶，在《新青年》上，傅斯年进一步明确了文学与风俗的关系—“文学特精神上出产品之一耳（Genus必为复数）。他若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皆群类精神上出产品也，以群类精神为总纲，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其支流。以群类精神为原因，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其结果。文学既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探本于一源，则文学必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交互之间有相联之关系。”②而"群类精神"“文学"“风俗”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五四"时期由文学、文化“启蒙"国民精神的这一主题，起用"文学"参与政治社会变革的观点，再次得以重申。其后，从提倡“风俗之力”到以文明再造介入政治，再到由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进一步发掘并研究较为系统的"民俗学”，这一发展过程集中显现于对“现代文明”与“民俗”原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深人探索中。对“风俗”原力的借用，一方面与中国古代“礼失而求诸野"的思维惯性相关；另一方面，实际反映了清末民初由文明论转向文化论的大轨迹的影响。

“新时期"前期，为了对“文革"进行批判反思，配合“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当时的文学与思想界处于突破中争鸣摸索的状态，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理论话语都在不断打破思维固化及言说藩篱，为现代化建设而做出思想解放的努力，理论家、作家们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由文化介入政治的短暂过程，同样，在这个过程之后，尤其是“寻根文学”兴起前后，知识分子也经历了由“政治”转人“文化”由“文明"转人“文化"视野的轨迹。“五四”时期的这一“元命题"在“新时期"再次得到呼应。本文以“寻根文学"思潮兴起为基点，做知识考古式梳理，将其放入思想史的脉络中进一步分析，对照“五四"时期思想转向的轨迹，在“现代性"的视野中重释“寻根文学”中文化重审的资源与路径。

一、“寻根”与“反封建”：缘起、命名与概念生成背后

“新时期"前期，面对“文革”十年造成的巨大损失，学术界反思“文革”及其路线错误，从配合“拨乱反正”中，提出了“反封建未完成"的论题。这一论题，对于“文革”发生的因由，从制度到文化进行反思总结，最终归结于中国传统宗法结构及集权体制封建余毒的肃清不完整，归结于“农民文化"与“农民意识"对国家体制建设的腐蚀，并由此导向了对"根"的认知与重审。应该来说，这种“反封建”的思想路径配合当时的政策，形成了文学作品中典型的“反封建”书写主题，成为“新时期"前期文学创作的“主流”。韩少功曾坦言，“从《七月洪峰》起，我在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的那些幼稚之作，大多是激愤的不平之鸣，基本主题是‘为民请命’。我想满怀热情喊出人民的苦难和意志。一九八〇年的创作相对来说冷静一些，似乎更多了些痛定泪干之后的思索《回声》和《西望茅草地》，前者写一次政治动乱——‘文化大革命’；后者写一次经济动乱——‘大跃进'。前者的主人公是一个‘在野'的农民‘造反派’，后者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朝'的农民‘当权派’。我力图写出农民这个中华民族主体身上的种种弱点，揭示封建意识是如何在贫穷、愚昧的土壤上得以生长的并毒害人民的，揭示封建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如何对立又如何统一的，追溯它们的社会根源”③。韩少功的这种心理在“新时期"前期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也蕴含了丰富的时代性内涵。从主观介入政治，以文学的形式参与政治社会改革，至其后在文化“寻根”中发表宣言，成为“寻根文学”的主将，韩少功的转向显示了新时期文学从“政治"转向“文化"中寻求突破的再次转变。

需注意的是，颇具锋芒的思想解禁对改革开放与路线纠偏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其中也蕴含了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危险，因而当某些研究者由中西对比下提出“全盘西化”等危险思想时，边界与底线处的反弹便开始显现。1983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清除精神污染也是一种思想解放》这篇文章明确指出“…从自惭形秽的民族自卑感的精神状态下解放出来。没有这方面的解放，我们的思想解放就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受到损害，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也是不可能的”④。这篇文章中的"民族自卑感”一词概括了当时知识界与文化界的某种心理状态，而《人民日报》对这一问题的直视与纠偏则反映了执政者在政治领导与文化领导上的主导意识，当然也显示出其对时代风潮的及时反应与敏感性所在。

面对这种时代转向背景，文学界作出了自己的反应。1984年12月，《上海文学》与《西湖》杂志以及浙江文艺出版社集结了一批青年作家、评论家在杭州举办文学会议，参加者有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阿城、李陀、陈思和等人，这便是当代文学史上屡被提及的“杭州会议”。“杭州会议"是讨论“寻根文学"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据陈思和回忆，“他们各人都带着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关心的问题相聚在一起。会议主题并不集中讲话内容也是五花八门，自由发挥。当时大家的兴趣还是在西方现代派文艺方面，李陀等从北京来的作家们还是在不断鼓吹现代派作品，荒诞啊，黑色幽默啊，拉美文学爆炸啊。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川端康成都成了集体的偶像。但这些偶像似乎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一方面，他们用现代主义美学颠覆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另一方面，又似乎回到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寻找到更加贴近本地生活风俗的表现方法”③。从这些描述来看，思想界的活跃气氛并未完全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欧美、拉美包括日本等具有异质性的西方文化，持续涌入并在其中继续发生影响，尤其是“拉美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1982年，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8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后又有高长荣由俄、英文转译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百年孤独》版本。在此之前，1982年赵德明等翻译，同样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胡安·鲁尔福、巴尔加斯·略萨等拉美作家的作品，借由改革开放的东风和在世界舞台获得的认可与声誉，成为第三世界文学涌入中国的重要资源。但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是拉美文学？显然，基于民族意识与身份认同的焦虑、困惑使得拉美文学对"寻根文学"产生了重要的价值与启示意义：我们同属于后起现代化的民族，我们同样需要在“他者”的映照中更为明确自身的时代定位与文化定位。这是“杭州会议"中具有重要阐释意义的一个问题。

正是1984年年底“杭州会议"对当时创作现象及“文化热"背景的关注，文化的“寻根"在1985年正式提出。1985年，韩少功在《作家》第4期上发表《文学的“根”》，他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的表现”。③这是一种主动向文化传统转向，寻求现代化深化的干预意识，带有鲜明的“群枢"使命意识。后来郑万隆在《上海文学》第5期上又发表了《我的根》，阿城在该年7月6日《文艺报》上发表了《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在7月13日的《文艺报》上发表了《跨越文化断裂带》李杭育在《作家》第9期发表了《理一理我们的“根”》等，形成了一批由作家发表的关于“文化寻根"的理论文章。

但这还只是作家的声音，实际上这场会议是评论家与“正在酝酿着某些想法的小说家”们进行思想激荡，相互切磋，共同完成的。在有关"寻根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谈到"杭州会议"时，往往偏向于作家群体而忽略了评论家群体，事实上评论家的意见与认识激发了作家们的思想，明确了一些共同的认识。贾平凹曾在1985年发表《四月二十七日寄友人书》冲即坦言，“大上海的你们那批中青年文学理论家，近年来的文论颇新鲜而有见地，每见到就渴读读你的来信，得知你们谈得十分热闹，令我羨慕，尤其涉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使我大生兴趣”①，贾平凹之言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评论界与作家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反映了当时文学界思想的活跃程度，理论评论与创作的启发与被启发相互激荡。当时的文学评论家包括吴亮、南帆、陈思和、李陀、程德培、季红真、许子东、李庆西、蔡翔、周介人等人，均参与了此次会议。在这个会上，陈思和谈了“现代派文学”的评价问题，认为“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东西方文化都在发生裂变，都在抛弃自己的传统而吸取对方的文化营养我们的创作应该自觉融汇西方现代主义意识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传统因子，两者是相通的”③。季红真"边抽烟边滔滔不绝地讲新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文明与愚昧的冲突”⑨。黄子平认为，“文学的突破与发展，是同对人的理解的深度同步的”@。李陀认为，“应该张开双臂迎接小说多元状态的到来，文学思潮的共存竞争与迅速更替，是社会主义文学富有生命力的表现”？。周介人认为，“‘理性主义'本身是妨碍人对世界进行整体的、深层的把握的。我们必须抛弃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形成人类对自身的本质力量全面调动、全面发挥的小说观念和批评观念”。可以说，这是李大钊当时所言之“群枢"对于文化现代性的集体思考于1980年代的显现，但也表现出“各说各话”的个性化特征。

但正是这些启发性、多样性的对话使得文学“寻根”向深处挺进，无论是对思想与传统的思考，还是对形式探索的思考，这一个群体，在古今中外、在反思与审视的多维度上（包括探讨感觉、直觉、顿悟、潜意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等等），达成“人的理性力量与感性力量的全面协调”，“产生适应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改变以往的小说观念与批评观念”③的共识。正因如此，这些评论家所提供的理论思考与思想交流，进一步激发并催化、深化、巩固了作家们的思想锻炼力度。

有意思的是，陈思和在回忆他所经历过的1980年代时说过，“随着‘清污'运动批判现代主义和人道主义，文学创作又不得不向民族文化传统转移，于是产生了文化寻根的文学思潮”④。从陈思和的话语中，我们看到政治干涉似乎对“文化寻根”产生了深层的决定性作用。但实际上，如果从文学史回溯的角度来说，“清污"这一行动的展开其实与当时的文化思想自身的转变发展轨迹亦有应和之处。

从“杭州会议”与“寻根文学”思潮的联系来说，可以看出这一点。“杭州会议”与“寻根文学”虽然有着深层的联系，但也应注意到这是文学史概念生成的一个动态过程。“杭州会议"在召开的当时并未与“寻根”产生直接联系，当时的会议主题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但正是因为这次会议主题的宽泛性，当时的文学同仁对于“新时期”突破旧有的小说写法、从政治思维中探索新的路径有着共同的期待，而“文化”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这充分显示了当时文化界、知识界对于文化介入政治进而回归文化这一转向的自发性。也即是说，“新时期"文化思想的发展轨迹，正从“拨乱反正"等即时性的政治纠偏中转向了更为深层的文化自省与文化反思之中。而1984年的"杭州会议”—后来的文学史对“寻根”概念发生学进行追溯时的标志性的会议，也是这个由隐性发生向集中呈现的“显流"转变中的重要一环。

从创作方面来说，也印证了这一猜想。在“文化寻根"表明旗帜之前，这种文化自觉性与自发性已经在作家的创作中得以显现。1982年张承志在《十月》第6期上首先发表了《黑骏马》，1984年他又在《十月》第1期上发表《北方的河》他的创作和鲜明的风格成为这次会议上讨论的重要范本；1983年贾平凹在《钟山》发表《商州初录》，其后又有《商州又录》《商州三录》等“商州系列”小说，1984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也陆续面世，1984年阿城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棋王》，其后又于1985年发表了《树王》《孩子王》，组成“三王系列”小说。这些对于地方风俗与文化根源的追溯与怀念构成了当时“文学主体性”深化的重要内容。当然，“寻根"旗帜的明确自然也影响了一批作家对于这种创作潮流的追随与加入。1986年张炜在《当代》上推出了《古船》、1985年王安忆于《中国作家》第2期上发表《小鲍庄》、1985年韩少功在《人民文学》第6期上发表《爸爸爸》、1985年郑义的《老井》发表于《当代》第2期、1985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下》发表于《中国作家》第2期、李锐的《厚土》于1986年在《上海文学》发表，等等。“寻根"成为席卷文学艺术领域内的一次重要事件、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深人影响了当时的文艺创作者，推出了一批影响当代文学整体格局的高质量创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潮流之一。正如李陀所言，“在此之前，‘寻根’对于他们来说，还只是个人创作道路上的风格探索，也许谁也没有想到日后还另有一番文章可做。而参加对话的评论家们，正是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了一种潜在的势能，也在文化的背景上找到了共同语言。于是，他们从便于理解的角度给予理论的说明与支持。这对于正在酝酿和形成过程中的‘寻根'思潮，无疑起到一种杠杆作用”。诚如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