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量世界的人生常态魏微《烟霞里》创作访谈

温咚荻：2022年，您在沉默十年之后，带着《烟霞里》回归大众视线。这部长篇小说以编年体、为小人物立传的形式，写尽田庄四十一岁的一生，辐射其身后宏阔的时代背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展示了中国乡村、县城、大城市这四十年的图景。请问您创作《烟霞里》的缘起是什么？是什么让您选择写田庄这个人物，写中国近四十年的生活？

魏微：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在我脑海里一直纠缠很多年。我对时代天生敏感，五六岁的时候，跟爷爷在广场上，突然听到哀乐响起，我们都定住了，后来得知是周恩来总理去世了，我很难过。我在多篇小说里写过周总理去世，这在我的童年确实是大事情，挺震撼的。我童年住在一个大院里，墙上贴着标语口号、大字报，风一吹，标语口号满地跑，我们小孩子就去追，这些我都记忆犹新，觉得特别的珍贵，这些情景天生是为文学准备的。我念中学的时候，“改革开放”开始了，满街都是“小平你好”“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写在横幅上、刷在墙上。有一天老师带着我们去郊游，我突然看到一堵黄泥土墙上，还有“文革"时残存的标语口语：“打倒走资派邓小平！"这一幕我后来写进《烟霞里》了。在写《烟霞里》之前，我已经很多年不写了，这个过程很痛苦，很多作家都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会自我怀疑，会丧失信心。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没找到语言，小说的形式感也是个问题，再有，人和时代的关系，该怎么样去呈现，两者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些我都没想清楚。写作需要契机，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写一个长篇，为了治疗我的拖延症，他们先跟我签了合同，这样我就不得不写。可以说，《烟霞里》是在一切没想清楚的情况下开笔写的，后来越写越清楚。文学的诞生是很诡异的，有时都想清楚了反而写不成，有时在混沌中，作家会逐步走向清明。

温咚荻：田庄是中文系科班出身，做过记者，写过青春小说，最后成为岭南文研院编辑、副研究员，她从李庄走到清浦县城，再到江城，最后定居广州。田庄似乎和您本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不管是学习、工作经历，还是生活的城市。您是否将个人经历融入了创作中？您对故事发生的城市是怎样选择的？

魏微：绝对一点讲，每个作家都是在写自己。那些把自己完全摘开的作家，肯定写不出好作品。我最近在读尤瑟纳尔，她笔下有两个著名的人物，一个是古罗马皇帝哈德良，一个是中世纪的学者泽农，这两个人身上都有尤瑟纳尔的影子，她从二十几岁就想写他们，想了几十年，一个是她中年时才写出，另一个诞生于她晚年，也就是说，她"养"了他们几十年，拿自己的人生去养他们。写作是件费神、耗心血的事，更严重的是，它耗的是小说家的生命力。田庄身上也有我的影子，有人说，《烟霞里》是我的"自叙传”，这是对这部小说的贬低。田庄身上有很多人的影子，我尽量将她普遍化，呈现她作为“人"的共性，她不仅是“70后”也是“80后"“90后”，她也可以是“50后""60后”，很多读者都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的一生是多数人的一生：出生、长大、求学、就业、恋爱结婚、生儿育女，而后老去、死去；她小时候和七姑八姨的相处，她处在一堆人际关系中，包括亲情、爱情、友情；有些关系她处理得不错，有些没处理好…为了呈现田庄作为"人"的共性，我甚至把她的“个性”都淡化了，这是我对这部小说不够满意的地方。她本该是有“个性"的，因为她是知识分子，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她自己，但这一点没得到强调，至少没充分展开。田庄出生于一个小山村，后来举家迁往县城，考去江城读大学，再南下广州…我这样设置是有考量的，就是将中国的地域层级，从村庄到县城、到地级市、到大都市，一级级去打量、去展现。不谋而合的是，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命轨迹，我很高兴自己做到了这一点，通过田庄，去描述几代人的迁徙过程，有希望、有失望，非常的辛苦，但时有欢欣。

温咚荻：小说用全知视角书写田庄的一生，用真实的时代、真实的地点、报刊新闻、百度百科资料等各种细节，让田庄具有真实感，还虚构了一个《田庄志》编委会，由田庄的四位闺蜜组成，共同为田庄作传，“小说家魏微”负责最后的统稿、润色。您设置“小说家魏微”作为旁观者，是否是有意想让读者将您与田庄区分开来？

魏微：那倒不是。小说中的神来之笔，写到“小说家魏微”出现时，我激动坏了，这意味着这篇小说写活了，它不单是一个故事，田庄也不仅是一个虚构人物，她在广州，在我身处的这个圈子里，我们照过面，可能不是很熟，她的密友也有可能是我的密友，我们的生活是交叉的。我真的非常地激动，我认为这篇小说已经形成了闭环，真幻交织，逻辑自洽。我广州的文友们读得挺带劲儿，他们都在小说里找自己，女的找田庄，男的找王浪，他们都觉得挺像，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总之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是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自己，哪怕我在小说里时不时说些嘲讽话，他们也都莞尔一笑。说到底，谁不是从年轻时走过来的？谁没青涩过、幼稚过、犯过傻？申霞艳的学生跟她讲：“老师，这不是写的你吗？申霞艳，烟霞里，很对仗。”申霞艳很开心地认领了。我在写《烟霞里》时，她确实给我提供了很多素材，比如1992年她考上中大时的景象，当时广州是什么样子：环市路、人民路高架、花园酒店、白天鹅宾馆…还有乱七八糟的广州站，这些足够给一个外地小青年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些我都写下来了。

温咚荻：有句话说：写作的本质是回忆。这部小说的故事是否来源于您的记忆？怎样的激情驱使您产生去回望、回忆的冲动？

魏微：小说的本质确实是回忆，但写小说绝不等同写回忆录。文学或者说虚构的高格之处在于，它要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回忆糅合在一个人身上，让这个人在他们身上显灵，代他们去回忆、去说话，去复活曾经灿烂鲜活、而今已经死去的时光。我这代人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一坐下来就谈养生、健身，女的或许风韵犹存，但基本不出门；男的不好说，但手里都拿着保温杯。他们早已忘了自己的青年时代：他们有理想、有朝气，眼里常闪着光；他们常常汗渍淋漓，在球场上一跑就是几小时；他们穷到可以睡街心花园，因为他们是诗人；他们常常冒傻气，开会时会说些尖锐、不得体的话，这在当时称作“说真话”，在今天却被视作“低情商”；他们压根儿看不起“高情商”的人，看不起所谓的周全、圆熟、八面玲珑、长袖善舞，他们敢于冒犯，并以此为骄傲。可是几十年后，他们把这一节全忘了。我写《烟霞里》时，写到田庄的青年时代，那会儿她已经来到广州，也就是1990年代，可是我拿不准，因为我当时不在广州，于是我就约了几个朋友一块聊，越聊越激动，主要是他们激动，全活过来了。他们满面红光、大声噻噻，拍桌子、拍大腿，笑得揉肚子。他们中有当年的基层公务员、做外贸的、文学编辑、当兵的、开公司的这些人有个共同点，都是"60后""70后”，1990年代是他们的青年时代。我认为《烟霞里》的价值是在这里，它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田庄身上有他们每个人的影子，关于广州、深圳、改革开放、1990年代、解放思想·是他们告诉我“深圳股疯”的情状、香港回归的情状、广州站古惑仔们的情状；是他们告诉我，哪怕当时只拿240元的工资，可是敢于去“世贸"买800元一双的鞋；很多年后的今天，买八百元一双鞋的人又落回了穿布鞋，也就是说，落回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靠养老金艰难度日。那些一夜暴富的人，现如今也不知哪儿去了，还活着吗？又落穷了吗？我写《烟霞里》时的激动也在这里，我代所有1980年代、1990年代身处广深以及珠三角的那些人激动，为他们的身世感、命运感着迷，而今他们已经老去。那时广东一骑绝尘，而他们也正风华绝代。

温咚荻：在我们现在这个后现代的语境中，记忆往往是被建构的，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魏微：我承认“记忆有时是被建构的”，但这话不能太绝对，否则太历史虚无主义了。我们不能抹杀客观事实吧，比如改革开放、抗日战争、二战一一我读过一个观点：二战期间不存在屠杀犹太人现象，集中营是被虚构出来的。这个太可怕了，这个观点在二战刚结束就被提出，后来沸沸扬扬，连奥斯维辛也不算数，照片、尸骨是可以造假的。如果照这个思路，二战也有可能没发生过，几千万人的死亡是盟军宣传、臆想的产物，是幻觉和虚无。如果照这个思路，我们今天活着的人，也等同死去。我们不配称作人，因为我们在抹杀记忆、抹杀历史。

温咚荻：《烟霞里》终章的末尾提到，再现田庄的一生“使得我们也活了一回，听惊涛拍岸、看八月流火，那是我们这代人的童年、青少年时代，恢宏是恢宏，灿烂也灿烂，但时过境迁，很多事忘了。本篇的书写是复活的过程。她之死，我们得以活”。这里，是否可以理解为田庄的一生也是你们这代人的一生？

魏微：我刚才说过，田庄身上聚拢的可不止是一代人的经验，从时代层面讲，她身上有改革开放的经验，她生于1970年，可能还有“文革"的经验；她父亲田家明是回乡知青，姑姑田家凤去内蒙古插队，《烟霞里》的头十年，有相当的笔墨写到"文革”，写她父亲、姑姑这一代人的经验。从地域层面讲，她从乡村到大都市：乡镇、县城、地市、省城等，每个层级都交代得很清楚，这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经验，离开出生地，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把自己变成“异乡人”，这个过程很复杂，情感上的代价，得自己受着，即中国人所谓的“乡愁”。但我总觉得这个词太矫情了，文人式的假模假式，好像“背井离乡”是迫不得已，其实人人都想背井离乡，通过考学、打工、当兵，就是为了逃离家乡混个好前途，混出来了，还在那儿犯愁，想着告老还乡，过田园野趣的生活。我琢磨着当真回去了，也就那么回事儿，住不上几天还得回城。我觉得田庄这个人，单从地域层面讲，她身上就不止一代人的经验，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所有人都能从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父亲田家明是反向迁徙，从城市回到乡村；反正这么些年，中国人要么从乡村到城市，要么从城市落回村庄，某种程度上，这父女俩的经验足够概括所有中国人：来来回回、动荡不止。我在写《烟霞里》的过程中，我的责编想试试读者群，她是“70后”，不用说对这篇小说很有感觉，但是她拿不准年轻一代会不会有感觉，于是她找了些不同年龄层的读者，“80后”“90后”甚至还有“00后”，这些人都不是文学圈的，她发了一小部分章节给他们看，反馈的结果让她很振奋，这些人也从这部小说里看到了熟悉又远去的东西，比如童年，和七姑八姨的相处，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感情，和父母之间那种微妙的张力，总之亲情、爱情、友情里的各种纠结，小说都有写到，而他们也读出来了，感同身受。我觉得《烟霞里》写了人生的常态，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这是文学的母题。

温咚荻：《烟霞里》用叙述者“我们"的视角回忆、展开生活往事。哈布瓦赫认为，任何个人记忆都是以“集体”为框架的。您认为“集体”是被记起的，还是被创造的？

魏微：老实说，我没读过哈布瓦赫，但关于集体记忆倒是可以谈谈。从小说家的角度，我不太关心集体记忆，因为文学严格意义上是个人的，是从“我”从作者的角度来观量世界、探讨人性。但有一阵子我在读史料，我对老照片也感兴趣，还有家书、信札、回忆录、日记等等，什么感觉呢？越读越乱，同时也越读越清晰，因为很多细节出来了，生活的质感、纹理也出来了。但主要还是乱，比如我读晚清的史料，对慈禧这个人的看法，对康有为的看法，对荣禄的看法等等，和正统史书、至少是教科书上的完全不一样，各家各说，但合起来又能得出一个笼统的印象：慈禧和荣禄被污名化了，两人都极有干才，慈禧咎在贪权、恋栈；她也并不守旧；“戊戌变法"被视作晚清的转折点，虽然晚清有很多转折点，但转来折去，她死后三年，大清才亡，可见她压得住。我读“戊戌变法"的史料，不知为什么，竟然读出了几个不成事的书生在跟一个有手腕的政治人物闹别扭“戊戌变法"的正当性毋庸置疑，所以慈禧和荣禄包括袁世凯只能背黑锅，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又比如康有为这个人，单读康梁的著述，那绝对不行的，康有为太复杂了，历史风评很差，但妙在他撞上“戊戌变法"这个大节点，反成了“进步人物”，所谓历史，不过如此。说这些的意思是，知人论世得从各个角度、得读很多人的书，综合各家所见，方能得出一个大略。未知这算不算集体记忆，比如对盛唐的集体记忆，我们的印象是开朗豁达，灿烂如正午，这总不会有错，有唐诗为证，虽然正午底下也会有阴凉和暗影。大体上说，我认为集体记忆确实是记忆，而不是创造或虚构，对这一点，我们要有信心。

温咚荻：小说是通过不同人物的生命历程与文学世界的轨迹去触摸那个时代的，以个人生命回应现实挑战是小说中人物的重要使命。小说中写到了许多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物，“70后”田庄、丈夫王浪，“60后”小姨孙月亮、小姨父何冲，“40后”父亲田家明、母亲孙月华、姑姑田家凤、姑父李勇，1910、1920年代生人爷爷田英俊、外婆章映璋、外公徐志海，等等；田庄是知识分子，王浪在事业单位，田家明官至劳动局局长，李勇官至工商局副局长，孙月华辗转于鞋厂、工艺美术厂、鼓风机厂，国营厂的何冲家是“大门大户”的老清浦这些人物都是时代中存在的生命，您如何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魏微：以孙月亮为例，一开始她出场时，我就想好了她将来是个下岗女工，因为2000年前后的国企改革，也是席卷了一大批中国人，改变了很多家庭以及子女的命运，这个阵痛可能今天还在持续。孙月亮年轻时长得美，走在街上，常常会被小青年跟踪搭训，写到这一节我特别开心，好像1980年代的场景又复活了。孙月亮这个人，前面极写她美好的青年时代，后面她的沧桑就会越发显现出来，她身上也有一种命运感，跟她母亲章映璋一样，她们都是时代巨轮下的小蚂蚁。

温咚荻：田庄的外公外婆出身于“章米赵徐”四大家族，1949年外公徐志海随部队逃往台湾，与外婆章映璋两岸相隔，章映璋带着女儿躲往乡下，成为乡下人。原是放牛娃的爷爷田英俊参军上战场，1949年后任职江城东城区区委，带着大字不识的妻子和孩子住进机关大院，成为城里人。四大家族全面败落，田英俊成为了家族创世者。田庄父族与母族的命运倒了个个儿。这一段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会想要写他们这段“颠了个儿”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