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民寻根的“布道”与“抒情”

2021年7月，刘震云的长篇新作《一日三秋》在花城出版社落户出版，一看便是他的笔致、家数。行文中最触目、频繁的词是“笑话”，刘震云把他惯使的幽默拎到了一个近乎哲学本体的高度。螳螂捕蝉，笑话在后。每个人均系不自知的喜剧演员，兢兢业业地奉献着笑料，直到把自己彻底活成笑话。作品以元小说的方式起笔，上来便敞明了写作的缘起。为再现六叔几幅被烧毁的奇奇怪怪、风马牛不相及的画，留住他画中的延津，也是纪念死去的、一生不得志的六叔，“我"把记忆中的画改编为小说《一日三秋》它涉及延津几个小人物的纠葛命运：有从戏班子下岗的演员樱桃、陈长杰、李延生，有烧猪蹄、开饭馆的陈明亮，有算命的老董，做小姐的马小萌，在菜市场当混子的孙二货·俨然一个多声部的底层社会、偏僻江湖。这种结构、编排很有些立足读图时代、影像社会的言说意味。它既怀旧又时尚，既孤独又闹忙，跟刘震云在影视界、文学界两厢游走的存身方式与经验不期然地呼应了。

对作者而言，这几乎是本能的构思、运作。不仅如此，把画与小说打通，把风马牛不相及的破碎化为完整可读的故事，似乎还有些许自我关怀、统一的意味，在故乡与当下、过去与现在、现实与书写之间。从下面这段“赤子之心”的开场白里不难体会：

在写作中，我力图把画中出现的后现代、变形、夸张、穿越生死、神神鬼鬼和日常生活的描摹协调好因六叔的画作已经灰飞烟灭，对六叔画作本身，也都是对过去的记忆，对记忆中的六叔的画的记忆，仅重现画中的情形，也难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难以回到六叔画中的境界总而言之，该小说中，有忠于六叔的地方，有背叛六叔的地方…但赤子之心，天地可鉴。六叔说过，延津还是以笑为主，就当也是个玩笑吧。①

刘震云多次讲过，他跟富人不亲。写小人物一面显露了他的乡土根基、趣味与认同，一面也是书写的方便法门。这位从河南延津走出、北大毕业的农裔作家，从其成名作《一地鸡毛》（1991起，就已如是开写—那并非典型的乡土社会：土地被删除了，农民变成了到处游走、奋斗的“流民”。在机关打拼、夹着尾巴做人的小林貌似普通市民，实际是来自农村的留城大学生，仿佛乡下放进城的一只风筝，飘来荡去，线绳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说到底，人只能写他熟悉的东西，对刘震云这般成熟且极具风格识别度的作家，乡土的记忆、思维，既是规限，也是支撑和动力。每部新作，无非是从原有体系中爆破出的产物，一种“似是故人来”的惊艳与欣喜，熟悉与帐然。

在这方面，《一日三秋》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虽是新作，却勾起了无数旧作（连同刘的诸多言谈）的联想，它们呼啸而来…曾经的困惑、犹疑在此汇聚，并得到了几近圆满的释解，如同一次“深深深呼吸”。这是写作对写作，“我”对“我”的追溯、互镜与重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一、“笑话"的魅惑与压抑

让记忆中奇特另类、遭人不屑的乡土在“画”影像）中定格，在“写实”趣味的书写中合理化、大众化并高标一帜，这对刘震云而言，实为经久不息的现代冲动与抱负。他的不少长篇均和电影结缘《我叫刘跃进》（2007）简直就是为电影改编而生的：除了现代故事会的集锦大观外，那个因丢包、拾包又找包而被四方追杀的农民工刘跃进，俨然是为葛优量身打造的喜剧角色，字里行间时不时晃出葛优那莫衷一是、略带焦虑的招牌面孔。葛笑星后来不曾出演同名电影，着实可惜了。

相对讲，《一日三秋》对乡土的高标没那么凌厉，人物亦不如刘跃进、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的主人公，一个执着上访的村妇“刺头”，它含蓄包容，内中隐现、颤动着人过中年、叶落归根的沧桑与暖意。这在刘的写作史上甚为罕见。其中最触目的是对话。那既是朴实、真切的乡土之音，又像句句爆梗的one-liner（一句话段子）。刘系腾讯视频“脱口秀大会”的受邀嘉宾，考虑到他在节目中的不俗表现与受欢迎度，这似为“本分”而有意的经验代人与美学设计。能把观众“笑弄”于股掌的人，他的书也不例外吧？小说中有一细节印证了这点：阎王爷对死去的延津人网开一面，只要其能在阎罗面前一气说出五十个“一句话能把人逗笑的笑话”，就可转生。这让身在阴间的樱桃振奋不已。无论如何，她都要搜罗五十个笑话来。此系事关性命的“看家本领”。要生存还是毁灭？出个笑话就成！

切勿以为这是刘震云脑洞大开的情节设置或噱头制造，事实上其中含蓄着他对目下被影像及快餐文化裹挟的大众接受趣味、“格律”的深刻领悟与应对，换个角度，把它视为刘震云自身写作困境的曲折投射与夫子自道，亦无不可。

《一日三秋》的开端还出现了一个耐人寻思的角色一一花二娘，她是三千年来困扰延津人的集体梦魔。花二娘本非延津人，她到延津是来等她的花二郎的，可后者迟迟不现身，花二娘等人等成了笑话，忿而化作石头，成了山神。三千年的思念和不忿，铸就了她长生不老、青春永驻的容颜。也许因为以前流了太多眼泪，花二娘爱听笑话，动辄溜到延津人的梦里找笑话。你在梦里能把二娘逗笑，她赏你一个红柿子。若讲不好没把二娘逗乐，她就让你背她去喝胡辣汤，化回山的本相压死你。被花二娘压死，也就是被笑话压死了。所以，延津人临睡前都要备两个笑话以防不测。这颇似刘震云创作忧虑的隐喻（比阎罗勒索笑话的设置更明显），只要把做梦置换为文学的构思、虚构，即可了悟。笑嘻嘻的花二娘是延津人的古老梦魔，也是刘震云难于摆脱的书写阴霾、魅惑的化身。

几年前我曾在网上翻到一档开心综艺栏目，由刘震云点评张国立的表演。刘震云说什么已经忘了（当时引发了一片笑声），倒是张国立的回答很“会心”。张国立似笑非笑地讲：“震云就是不好好说话！”怎么能“好好说话"呢？说出来的话得首先、必须是笑话才成。这是一个讲求轻松的喜剧时代，要想作品叫座，笑话是硬道理，幽默是真本事。还记得《我不是潘金莲》（2012）的开头吗？甫一登场的李雪莲对法官王公道的"套近乎"很讨喜，一口小品腔里，藏了不少精致的讽刺和坏水儿：“马家庄马大脸是你表舅吧？马大脸他老婆娘家是崔家店的你知道吧？…马大脸他老婆的妹妹嫁到了胡家湾你知道吧？我姨家一个表妹，嫁给了马大脸他老婆她妹妹婆家的叔伯侄子，论起来咱们是亲戚。”②试想，此话若以宋丹丹的口吻道出，会何等解颐。后来冯小刚执导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时，要求演员们一律讲江西婺源话（一种相对生僻的方言），也是为了防止小品腔的“出戏”吧。

多次采访刘震云的腾讯网文化中心总监张英曾说，自刘震云做影视后，他“掌握了一种话语方式”，总能以“非常世故的姿态，出现在公众媒体面前”。这是一个在文学品质、大众认可、影视娱乐几方面做到平衡的"非常少有的"作家。③一般人只看到平衡的潇洒、风光，鲜有人去体察平衡背后的羁绊、彷徨与代价。可以肯定，平衡绝非全然的技巧或享受过程。真话、情话、体己话、伤心话，都要包在笑话里讲。这样的言说、抒情既是趣味和睿智，也是政治、压抑和拧巴。压力山大！而乡王书写要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必须适应这种话语模式。正是梦里依稀花二娘，清晨犹喝胡辣汤。想说爱你并不是容易的事，想说思念也如此。

举《一日三秋》中的两个对话作例子。六叔画中有一道婆模样的人，正用钢针把纸人往木板上钉，画名：无冤无仇。问他，无冤无仇，为何钉人？六叔说：是个职业。好俊俏的冷幽默！写作也是个身不由已的职业吧？算命瞎子老董自言算命是“胡说”，“者虚妄之语不必认真”，只为"解个烦闷”。可辍学落魄、在天篷元帅店里洗猪蹄的陈明亮却说要把“胡说”当成“知心话”，“知道命里该着，我接着拔猪毛，心里也好受一些”。老董愣了，“把胡说当成知心话，明亮，你有慧根呀”。④真是一本正经瞎扯淡，嬉皮笑脸道真情。好笑乎？酸楚乎？时尚乎？乡土乎？系俗之？系雅耶？倘若你区分不出，那就对了，要的便是这跨界迷离、糊涂油然的“心动”。它表明，你，你，你，均已站在了乡土的领地。“我们"是回囵一色的乡下人，说的是乡土话，呼吸的是乡土气，思维也“自带”着乡土韵律。现代姓乡不姓城，名土不名洋。这是个被乡王弥漫、笼罩的（文学）世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故乡。

什么是文学乡土的“逆袭”与浸润，看刘震云一路走来的书写就明白了。从以《一地鸡毛》为代表的鸡零狗碎的新写实书写，到含有先锋、探索意味的严肃（雅）文学“故乡系列”③，以至让他声名鹊起、雅俗共赏的"说话系列”；从延津贫寒的农家子弟，到正宗的北大中文系科班生，以至纵横文坛、商圈的大家，几番求索，几度“转型”。“初心"焉在？乡关何谓？古云"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应该也是“一日三秋”的应有之意吧。换句话，标题中“一日”“三秋"不单指向内容层面的时空拉扯、辩证，还隐含着作者对自身及其创作的历史感喟与筹划：阅尽千帆皆不是，更上层楼。说与旁人浑不解，却道天凉好个秋。

二、寻根"布道"与"我"的精神寓言

某种程度上，《一日三秋》就像一部别具一格、曲折隐晦的刘震云的精神寓言。这大致也是文学的普遍形式与意志，它指向创作最让人着迷的核心、最微妙的波动。无论创作者意识到与否，文学的书写其实一直服务于自我的蓝图。《一日三秋》冲那些神叨叨的细节设置，与其把它们看作后现代的志怪拼贴、灵异书写，不如说是不得已的寓言，一种难以遏抑、强行贯彻的合理化、形象化表达与"抒情”。

譬如，明亮的生母、饰演白蛇的豫剧演员樱桃，死后将魂魄附在前世的搭档、饰演许仙的李延生身上，强迫李延生到武汉找她生前的老公、演法海的陈长杰，她要当面跟陈长杰说句话，也想见见儿子明亮。好个别开生面的生死三角恋！李延生不得已踏上了延津到武汉的火车，此时，书中出现了一通议论：

一张火车票，要坐两个人；看着是一个人，其实是两个人；跟人说，人不会信，会说他疯了；事情有些荒唐，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茫茫人海中，谁能猜透身边这人，怀揣的是啥呢？①

这是刘震云创作中常有的“关系"感慨，最切近的联想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2017）末尾的“荒唐曲”：“一只鸡，使省长的老婆也成了鸡，事情也有些荒唐事情荒唐不叫荒唐，把荒唐当工作才叫荒唐你也荒唐，我也荒唐，大家共同靠荒唐过日子，荒唐可不就成了正常？”③这种负负得正的荒唐道理、真假之辩还被陈明亮在梦中拿去应付花二娘，居然让他逃过一劫。算你说了个拧巴的笑话吧。二娘道。刘震云的确留了一手，但这种笑话估计也只能唬唬花二娘了。寓言中的"神"碰到寓言的制造者，总要网开一面，说到底，她也就是个生动的"道具”。

自出道以来，刘震云对“关系”的敏感与执着就没断过。这跟他的乡土权力记忆与创伤有关。③刘震云作品的“关系”是一个跟权力密切相关的概念，它显示了刘对权力起源（从无到有）的持久凝视，一种釜底抽薪式的独特思考。简单说，权力是在关系中绽现的。由于特定的关系里预设、规定了不同个体的站位、走向与沟通模式，微妙复杂的权力等级与布局就此被感知和生产出来。能把关系把握住，等于在象征层面扼住了权力的咽喉。写作之于刘震云的快感，很大程度来源于此。从构思的驱动来讲，他所有的创作均可被称为“关系的寓言”。最明显的要属那部耗时八载、号称“天书"的《故乡面和花朵》（1998），文中看似诡异、没头没脑的同性时代、生灵时代、骷髅时代等，无非关系的构造、狂想，这是被关系主宰、编排的历史，也是刘认定的世界与历史的真谛。

如同“道”之于老子、道家，“梵”之于印度教一样，“关系”可谓刘震云的文学本体。对刘震云来说，人物形象是否丰满、个性是否鲜明，并不重要，关键是对关系的认知、呈现要有突破，如关系的层次、广度等。这也是他给自己每部新作的硬性要求。对此刘震云还有个说法，叫"结构”。结构，是对关系格局的想象，和关系基本是同义语。小说最要紧的是结构而非故事，结构是鉴别作家功力和思想深度的核心指标。人物的喜怒哀乐、聚散离合是在关系中展开的，它们由关系控制，人几乎没有选择、回旋的余地。个性是关系塑造的结果，无论富人穷人、贵族贱民。不难体会，这里潜藏、伸张着备受压抑的乡土对平等、地位的希冀与追求：上下一抹黑，或曰一般白。正是这朦胧而坚执的希冀，激发了对于关系的独到观测与文学思维，并将书写主体置于“智性”幽默的高位。

一个民工可把房产商与一众高官活活拖死（《我叫刘跃进》），一个村妇能叫一帮官僚趋之若，温言软语（《我不是潘金莲》，这便是关系带来的智性奇迹与“喜剧”：地位陡转了，乾坤淆乱了！长年累积的乡王憋屈借此也稍稍“泄火”。虽然都知道这于事无补，它就像个机会主义的文学构思与“乐呵”，但幽默大师的冠冕刘震云是戴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