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陕西水彩艺术民族化研究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革与动荡，而陕西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这一时期的艺术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水彩艺术作为一种西方传入的艺术形式，在陕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逐渐扎根，并在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中展现出独特的民族化特征。本文旨在探讨20世纪上半叶陕西水彩艺术民族化的发展历程，分析其社会背景、艺术思潮、代表艺术家及其创作实践，揭示陕西水彩艺术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一、20世纪初陕西水彩艺术的社会境遇

陕西水彩艺术的发展深受社会变革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促使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大量知识分子投身维新运动，在陕西掀起学习西方科技与政治制度的浪潮。教育体制改革推动了陕西省艺术教育事业的显著进步。

清政府为缓解社会矛盾，推行清末新政，创立新式学堂，留学教育初步发展。归国的艺术人才成为我国艺术发展的关键力量。陕西师范学堂的建立对西安现代美术教育的起步至关重要。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陕西师范学堂成立（前身为关中书院），是省内首个专业师范教育机构。学堂开设水彩、素描、油画等课程，由日籍教师授课，开启西安现代美术教育的先河。冯友石、寇遐等人成为陕西画坛的知名人物，为近代水彩艺术的发展注入活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随着国家政治和文化重心西移，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于1938年在延安成立，成为陕西延安的美术中心。学院借助陕西独特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民风民俗，培养出众多优秀艺术家，进一步推动了陕西水彩艺术的发展。

二、陕西水彩艺术民族化的开端

（一）文艺思潮对水彩艺术民族化的启蒙

水彩画传入中国已有三百余年，作为西方绘画的经典画种之一，以郎世宁为代表的早期画家为其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逐渐融合，构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范式。

陕西作为我国经济文化中心，商业繁荣，与被称为中国水彩艺术摇篮的上海有着密切的商品流通。水彩画通过月份牌等商业作品与当地生活相融合，并受到陕西本土文化，特别是民间年画和木刻版画的影响，为月份牌水彩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艺术灵感。

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和新式学堂推动了陕西水彩艺术的发展。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艺术家开始审视并现代化传统艺术，水彩画因其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兼容性而被广泛接受。这一时期，中国艺术界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阶段，陕西水彩艺术尚处于发展阶段，形成了以高剑父等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林风眠为代表的“融合派”两大艺术思潮。在此基础上，留学日本和欧洲的艺术家汪亚尘提出了“中西并陈”的艺术理念，创立了上海图画美术院，推动了中西艺术的融合。同时，留学归国的学生如李叔同等也致力于水彩画的推广，通过教学、创作和研究促进了水彩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新文化运动以及政策改革催生了新式学堂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水彩艺术的普及，使其成为中国艺术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陕西代表艺术家对水彩艺术民族化的初步探索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新型学堂的兴起，陕西美术教育逐渐融合中西文化、乡土文化和家国情怀，培养出一批著名水彩艺术家，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为陕西水彩艺术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对陕西水彩艺术民族化的启蒙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冯友石是陕西早期西洋画理论的先驱，其艺术成就备受赞誉。1905年，他进入陕西第一师范学堂，受日籍教师如松吕正登等人的指导，深得西画之法。毕业后，冯友石参与革命，并在多所大学教授绘画，培养了众多水彩画家。1919年，他创办《历史画报》，利用绘画推广爱国主义精神，获得社会关注。抗日战争期间，冯友石成立兴中美术研究会，举办画展激发民众保家卫国的激情。战后，他的作品反映了对国家未来的担忧。山水画《山雨欲来》寓意时局动荡，体现了他对社会的敏锐洞察。冯友石的创作理念变化影响了他的水彩教学，促进了水彩艺术的创新与发展。

张阶平同冯友石一样，是投身于陕西水彩艺术教育的代表艺术家。1936年，张阶平来到西安并投入教育事业，先后任职西安师范美术教师、教师训练所讲师、美术专修科主任及西北军政治部《老百姓报》编辑等职务。在此期间，他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进行抗日宣传画创作，转向现实主义，并致力于水彩画的教学。1943年起，包括爱国艺术家吴作人与其他青年艺术家将艺术与抗战结合，深入大西北各地，7月份自成都赴陕西、甘肃和青海，历时7个月，沿途创作大量速写和多幅水彩作品，丰富了陕西水彩艺术创作，使水彩艺术成为社会动员的有力工具之一。

赵望云是长安画派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其画风质朴厚重，创作紧密围绕现实题材，尤其擅长刻画陕北地区的山水风光及民众的劳动场景。由于国画与水彩在技法和意蕴上有诸多相通之处，赵望云在后期的水彩画创作中实现了民族化的萌发。1943年底，赵望云将包括水彩在内的众多艺术作品带回陕西，并在西安举行西北风光写生画展，对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水彩艺术民族化起到启蒙作用。1948年秋，赵望云应张治中邀请，带弟子黄胄赴西北写生，3个月内创作了多幅描绘民族风俗的水彩作品。赵望云主张艺术应贴近群众，这一理念影响了水彩艺术的发展，为陕西水彩艺术的民族化奠定了基础。

王子云于1937年担任国民政府“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对日本侵华后包括陕西等西北地区的文物破坏现状进行调研，同时创作了大量水彩画作品。除文物考察外，王子云也关注民风民俗，1943年创作水彩画《茂陵火车站之车下市场》（见图1），翔实描绘了茂陵火车站旁的人民生活实景，人物形象生动。这种纪实性的水彩画创作将本土民俗风情带入水彩画题材，是陕西水彩艺术在民族化道路上的重要标志。王子云的风景写生代表作品有记录抗日历史的《张披骑兵学校之战马》及陕西文化古迹的《小雁塔》《春雨终南山》等。考察团的活动及王子云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丰富了陕西水彩艺术的创作题材，对陕西水彩艺术民族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陕西水彩画的发展。

同样擅长水彩风景写生并将保家卫国的热情积极融入艺术创作的艺术家韩乐然，于1937年回国参加抗日活动。1943年后，他游历多地，与黄胄从宝鸡到华山，再到八百里秦川写生，其水彩作品展现了陕西的壮丽山河，并在包括西安在内的西北地区多次举办画展。他在游走创作中使用水彩画语言描绘了当时民众生活的艰辛与困顿。

1943年，画家司徒乔参与了“西北视察团”活动，虽未亲见抗战前线，却转换视角，以水彩描绘了西北的山川和古迹。他在华山创作的“华山十幅”成为经典，以生动的笔触和明快的色彩展现了华山的险峻与雄浑，融合国画技巧，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爱国情感，给人们带来审美享受。

1949年西安解放后，可以看作水彩艺术萌芽期的尾声。自西北美术工作者委员会成立，陕西水彩艺术的发展有了更加良好的平台和艺术人才群体，各项艺术活动的开展也趋于成熟。赵望云、石鲁等艺术家作为其中的中坚力量，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在国内外水彩艺术舞台上独树一帜，为水彩艺术民族化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陕西传统艺术丰富了水彩的表现语言

（一）陕西的历史积淀对水彩艺术民族化的推进

西安自古便是人文盛地，作为十三朝古都，素有“文物之海”之称，为水彩艺术创作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萌芽期”水彩艺术的民族化不仅是一场艺术风格的革新，更是对本土艺术生命力的深度挖掘与激活。其中，冯友石认为唐代是中国画的创新时期，主张学习应追溯至唐代，但他反对拟古，鼓励学生学习民族绘画，在秉承传统精髓的同时，着重强调创新的必要性。他的这一观点与这一时期的众多水彩艺术家不谋而合。无论是水彩画创作题材上对古文物遗产的挖掘与保护，还是在创作手法上参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汉画像砖和石刻，吸取其古雅、质朴的美学特点，并结合国画中的皴擦技法巧妙地融入创作中，都展现出被悠久文化历史滋养的陕西大地对水彩艺术民族化所起到的蓬勃推动作用。

（二）陕西的民间艺术对水彩艺术民族化的促进

任何艺术形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陕西的民俗艺术不仅丰富了陕西水彩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在内涵上为其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为陕西省艺术领域的进步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陕西的水彩艺术创作将鲜明的陕西特色贯穿其中，尤其专注于描绘本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黄土高原的信天游和安塞腰鼓、关中平原的秦腔和华县皮影，以及秦巴山脚下的陕南民歌和汉调二黄，都是陕西水彩画家常表现的题材，为创新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

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陕西艺术家们在田野考察的同时，水彩画与版画、国画、剪纸、皮影等艺术形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叉与融合，形成了多元化的水彩创作风格，这成为促使陕西水彩艺术民族化萌发的重要原因之一。陕西木版年画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本土民俗文化的融入对陕西水彩艺术的民族化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年画的色彩运用大胆鲜明，构图饱满且对比强烈，极具视觉冲击力。同时，年画中的象征元素和寓意也为水彩艺术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为水彩艺术在陕西地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的来说，陕西民俗艺术对水彩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丰富了水彩画的色彩、构图、线条和表现手法，还为其注入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成为影响陕西水彩艺术民族化开端的重要来源之一。

四、结语

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陕西水彩艺术民族化的萌芽期，这一时期的探索与实践对陕西水彩艺术具有深远的意义。陕西的水彩创作题材广泛，涵盖本土风景写生、文化古迹考察以及统战抗日宣传画作等，不仅展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与创新，也体现了艺术表达形式的多元化追求。

由于延安在这一时期的特殊地位，陕西的水彩艺术创作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得到了发展，为政治宣传与激发民族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们不仅吸收了国画、木版年画（含水印技法）等本土艺术形式的精髓，还巧妙地将其与西方水彩画的技法相结合，创造出一系列充满本土民族精神与理念的水彩艺术作品。这种融合与创新不仅拓宽了水彩艺术的创作题材与形式，也丰富了其表现语言与精神内涵。

同时，陕西艺术教育体系在革命艺术先辈的引领下得到了发展，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创作者，推动了水彩艺术的民族化进程。尤其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水彩艺术作为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的重要媒介，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及民族的未来发展紧密相连。

（西安美术学院）

基金项目：2023年度陕西省教育厅青年创新团队科研计划项目“陕西水彩艺术民族化研究”（23JP120）。

作者简介：刘珈薇（1999—），女，山东文登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版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