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与情感之间

姜肖是个颇具性灵又理性缜密的青年学者，她读书的时候，我就半真半假地建议她应该再去攻读一个哲学博士。这个学生无事之时文雅随和，一旦处理起事务来又果敢利落，令人刮目相看。这种性格可能与她出身东北，又在江南读书有关，这样一副天然做派，倒是跟她理性与情感相颉颃的学术风格颇为一致。

第一次见到姜肖是在南京大学的复试现场，两道题目答得另辟蹊径，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学生比较有灵气，也懂得独立的辩证思考。果然在读书期间，她就体现出思维敏捷、擅于提出问题的特点，解释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也往往与众不同。她最早提交的研究计划是把“乡土中国”作为一种方法，思索世纪之交文学的中国叙事，那时大概是2014年，但很快她又对左翼革命叙事的抒情性和地方性问题发生兴趣。尝试了一段时间后，她便把这两条思路聚焦在20世纪90年代文学史中，提出了颇具历史意识的“怀旧”问题，立意在20世纪末世界政治格局骤变、全球化蔓延、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历史空间中，以革命和乡土这两大贯穿百年文学史的主题为线索，从革命记忆的差异性入手，探讨左翼革命抒情传统的情感功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延续与转型，同时指出文学借助乡土话语链接起百年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在90年代文化民族主义复潮中逐渐扩大，乡土中国的启蒙批判机制渐趋消隐，重建传统性和重提本土化成为文学的使命，乡愁成为时代思想动态的关键词。各章核心观点多有锋芒，文笔爽朗练达。

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任教后，她兼做起国际写作中心的部分工作，在与作家们的工作交流中，她进一步理解当代文学现场的生成机制，开始了介入性的在场批评，包括对当代重要作品的当下重读、对重镇作家新作的追踪、对文坛青年作家的关注，促使她在前沿文学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姜肖毕业后，我们师生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每次在京内京外的学术活动中见到她，都能发现这个学生的成长，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她看待文学、人生和世界的关系较之读书时期越来越丰富和立体，文章的理智和情感也随之慢慢丰饶，文风渐渐温润通透起来，如行云流水一般，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逐渐感受到情感的深刻就是思想的深刻，你的独唱应是千百种韵律交织的一隅，在你的身后有深沉广阔的声音，你的词语被感召，从城堡里纷纷出走，汇入共同的旋律。”

从理性到情感，再到两者的深度融合，姜肖阶段性完成了理论批评的跨越式进步。目前来看，她的文章有两个比较集中的特点，一是哲学思索和历史感受的交融。姜肖的文章始终表现出对哲学的亲近，对现代理论有着较强的领悟和驾驭能力，对文学史和文学创作的认识每每具有鲜明的思辨力量。她对历史的感受更像是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人，一来她把历史理解为“无数个逻辑重复和踪迹连缀的瞬间”，二来她总能带着当代意识回到具体的历史时刻，当下和历史互为参照，如此便有可能跨越代际的差异，穿越历史的边界成为研究对象的同时代人。

这种哲思和历史感交融的特点，在她对王蒙的解读中可见一斑。她从王蒙的记忆叙事里敏锐觉察“炽热浓烈又汪洋恣肆的抒情与文本形式对历史结构的回避，发生了话语层面的断裂”，断裂来自20世纪90年代世俗化思潮中，“躲避崇高”的个人话语与革命理想主义“抵抗虚无”之间的矛盾，矛盾的根源则在于当代文化思想界跨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产生的思想性症候。而在重读王蒙《活动变人形》时，她又在不同时期批评观念的嬗变中看到了历史性的印痕，认为“对于当代文学及其批评历程而言，‘我究竟是谁’的问题始终在场浮动，思想的争锋、价值的论辩有时看似比文学的表意来得分明，但言说者终究也难以逃离晦暗却真实的含混……”细腻道出人们被历史变动所裹挟，遭遇到不可抗拒的无常感是如何体现在小说形式之中，并将这一具有历史性的感觉经验与同一性哲学观念相通，以此提供对当代文学历史意识的一种理解，“如何叙述现代经验的‘同一性’又是‘春之声’后当代文学始终未曾远离的难题，我们不停为‘我’的根源提供解释，抵达之处却总是沟壑纵横”。同样，她在20世纪90年代精神史中理解张炜创作的流浪美学和结构重复，分析徐坤小说的戏仿现实主义和身体感知时，也提出了此岸彷徨、情动个体、缝合主体等哲学化文学史解释，都颇有见地，显示出思辨性和历史性的深度和广度。

第二个特点是一以贯之的人文主义关怀，这倒不是说她站在文艺复兴的经典传统里高扬人的旗帜，而是指她始终尊重文学与人的经验和价值，并把自己的经验投入研究对象的经验中去理解问题，真诚的个人经验是独特的，从而有能力阐发与众不同的感觉和思索。我记得曾看到她对莫言新作小说集的解读，在诸多既有定论中她仍然能格外感受到作家笔下稍纵即逝的沉默、怀疑和空寂，能读出人在历史的荒诞中重新站立的过程，能勾勒铺陈出人性的荒原，体悟到缘起性空的佛家底色。她在毕飞宇的小说里又读出了“炽烈被包裹在冷峻之中三不五时露出涨破外壳的野心”，认为这是叙事情感节奏与当代人命运之间的博弈，四两拨千斤，“抒情的节制”道出了当代小说的美学特征。

在另一部分文章里她更是很有勇气，把自己置身当代社会复杂精神状况的生动体验，与当下文学叙事的内在经验相连通，独具现场批评的生命冲动。她把李修文创作重建精神自我的过程，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境况，以及当代叙事诗学的困境相关联，“无数人体验着身体的远行和身份的游移，体验着从确定性中被剥离的焦虑，以及对整体性遗忘与渴望的交织，这已并非如奥德赛那般，尽管在迷雾中疑虑重重，但至少记忆仍旧可靠，仍能完成神话的仪式返回光明与生命，而更像查尔斯·泰勒所体验的大脱嵌……书写者和阐释者们在不同程度上分享着在远行中拒绝远行，在返归时怀疑返归的情感体验”。“在此期间，当代文学经历了主体的调整，在革命的诗学、启蒙的诗学之侧，一个轮廓朦胧的、寄望于倚赖个人审美的诗意主体逐渐形成，我们曾迷醉于这种相对性的纯粹里，并试图安顿于其中，不过它终究变成了一个玻璃的八音盒……”进而提出要在历史性中重新理解个人观念和整体性观念的二元对立，并在现代性的隐忧中理解二者的辩证关系，提出“个人—整体性”的诗学辩证法，意在“打破个体经验的内向循环，寻回个体诗学内在的‘间性’”。

更令人欣慰的是，她对理论的认识也充满了人文主义色彩。最近看到她在文章里探讨文学批评理论化的问题，早在多年前每月的师生例会时，我曾借歌德那句“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鼓励学生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以人性的感悟化解理论的冰冷。如今随着姜肖成长经历日渐成熟，我发现她对理论本身的理解也灌注了个人生命体验。她认为批评家与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互为选择乃至互相纠缠”。她从当代思想史和精神史角度理解文学批评中理论繁衍的问题，认为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现代理论体系严肃的热衷，实质上关涉着当时中国社会的精神现象。文学批评理论化的症结，不仅在于批评能否回到文学本身，也不仅在于重建理论范式和文学批评的真实性问题，更在于理论体系本身的修缮和人们精神状况的改善。她认为现代理论体系最珍贵的思想资源即是人的自我批判，现代理论体系最激进之处恰恰也源于永无止境的自我批判，因此修缮的可能性仍在于相信人本身，“只有人的心灵真实，才能让我们拥有那些被击中的真诚瞬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能具备与文学传统并肩的可能性，批评主体才有能力释放文学的乌托邦力量，以此抵达内心的完整。”

姜肖为人为文的底色柔韧敞亮、端正大气，我希望这个学生在未来人生与学术的道路上更加自信蓬勃，能一直葆有她的哲学气质和人文主义情怀。在这个历史大变局、科技与人类深度塑造彼此的时代，希望这一代青年学者能建构起一种基本的、共同的人文价值观，发出对整个世界的哲学叩问，这理应是一切人文研究的起点和终点。

（丁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