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春台》：格非隐于“春”的写作诗学

一、春，推也①

在《说文解字》中，对春的释义是推，《春秋元命苞》中讲：“春者，神明推移，精华结纽。”②春作为一个动词，指的是生长、催生、生发的力量与状态。格非在《登春台》中写了4个人的成长经历。这四个人的生长在前期看似毫无关联，但却像被某种神秘力量推着破土而出的草苗一般，也被推动着产生了联系，这或许是格非阐释命运机制的一种新思路。

《登春台》用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4个人的名字作为4章，在结构上明显受到了传记体的影响。传记体是中国古代史书记录的一种体裁，其最大的特点是为单独的个体作传，每个独立的个体碎片却串联起了整体的历史，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太史公《史记》大致可以作为该体裁定型的典范标志，“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之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③。把历史事件的记述落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宏大庞杂的历史被拆解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负载了历史进程的推演，于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与社会政治背景中，人物的言行举止都被历史赋值。钱穆在《史学导言》中曾说：“中国人写历史，则人比事更看重。”④传记体记述历史的方式，使史料的组织开始有意识地按照编写理念进行，人物成为叙写历史的中心。《登春台》采取的传记体例，不仅为4个独立的人做了传记，更是把这4个最为普遍意义上的常人，进行了历史化、史传化，使他们具有了能指的意义与价值，“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是‘所有人’，或者‘其他人’”⑤。把常人的生活升格，抽象为一种当代人际关系交互的新模式。

《登春台》延续了传记体为常人作传的书写体例，但摒弃了人伦教化的政治立意，转化成了对当代复杂人际关联的一种思考模式。传记体不仅有本纪、世家记录帝王勋爵事迹，也有列传、杂传收录人臣行状、忠义之士的高风亮节，“传体就不受限制，既可以写王侯将相，又可以写卓行、方技的普通百姓，这就是传体的特点之一”⑥。《登春台》采用传记体的写作结构，尤其强化了互现法的史传笔法，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春秋笔法，实现了微言大义的写作效果。所谓互现法是指“将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件历史事件的始末经过，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相补”⑦。《登春台》中的4个主要人物有自己独立的章节，但是每个人的成长叙述中，都会牵连到另外一些人物，实现“他者”视角的评判，进而勾连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格非在《登春台》中想要讨论的命题，是在当下这个纷繁芜杂生活已经碎片化的时代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性是无法逃避的一张庞大而严密的网。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无可避免地与别人的命运产生了联系与纠葛。互现法恰好能描摹出这种隐秘而难以量化的联系性，“单篇传记见人物的主要特征，整体传记才见人物全貌，正述在本传，补充在他传，各传互为补充相表里，各传互有联系”⑧。就像窦宝庆无法对自己的性格特质作出公允的评价，而在别人的口中用一个“野人”⑨就可以将之定性。这种“隐而不书”的笔法，像是格非一直以来的“叙事空缺”技法再现，但却是春秋笔法中对无法言说的事实一种巧妙的处理技巧。

“在那里，最响亮的闲言与最机灵的好奇‘推动’着事情的发展；在那里，日日万事丛生，其实本无一事。”⑩推动着人与人关联性加深与瓦解的根源在于，从本质上讲，人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人只有在与别人的交互关系中才能完成自我建构。如周振遐的出现推动着陈克明几近颓丧的人生逆风翻盘。虽然可以把这样的际遇理解成是命运的偶然，或者是陈克明的运气，但究其本质，“我实际上不是独自现成地存在，而是还有我这样的他人摆在那里”11。格非熟悉海德格尔，陈克明被抽象为一种存在的状态，即便周振遐缺席、不被感知，共在也会从生存论上规定陈克明，即“于是对他人的存在关联变成了一种投射，把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存在投射‘到一个他人之中’去。他人就是自我的一个副本”12。

格非对于小说结构的变化与把握，实际上是现实推动着文学观念发生的变化。格非采用传记体的方式组织文本，就是对当下现实运行愈发碎片化现状的一种描摹，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宏大统一的主题能够概括这个时代的特质。格非对小说形式的追求源于他对世界真实性阐释的冲动，他始终坚持：“存在”与“现实”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存在’作为一种尚未被完全实现了的现实，它指的是一种‘可能性’的现实。”13存在是一种尚未完全实现的现实，一种断裂、易变、不可把握的非理性抽象经验，存在是一种还没有被公众经验检验过的真实，而这种真实的开掘与探索便是作家的使命之一。“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在呼唤一种更加复杂，内涵更丰富，形式更加有力的写作方式。”14小说的形式在这个层面上本身就意味着内容，反观《登春台》的形式，纪传体更契合当下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微弱与微妙状态，看似独立却又在千丝万缕中联结着彼此，整个世界复杂而恢宏的途径便在这种联系中构建起来。

二、春者，何？岁之始也15

在《公羊传》中记：“春者，天地开辟之端，养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时本名也。”16春，作为一个名词，代表的是四季轮回的开端，是一种时间发展秩序。格非在《登春台》中用试图解构既定秩序的运行意义，就像春夏秋冬的发展不仅是时间更迭的顺序，更是一种轮回秩序，秩序的运行也可以是非理性的逻辑。

格非的历史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对当下正在生成的历史的一种认知模式。“我对历史的兴趣仅仅在于它的连续性或权威性突然呈现的断裂，这种断裂彻底粉碎了历史的神话，当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仿佛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作为知识和理性的一成不变的背景而存在，它说到底，只不过是一堆任人宰割的记忆的残片而已。”17理解历史就是理解时间，时间秩序在小说这门艺术中举足轻重，“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也可以被理解为对时间的沉思”18。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依据的就是线性的时间行进线索。格非将这种时间的恒定性看作是幻觉，他在《登春台》的开篇就指出：“像万花筒般运行的天体亦复如是。正是它们机械的、周而复始的旋转，才转出了寒暑推迁与昼夜相代。天体转动和四季的交替，也会给我们带来某种恒定秩序的幻觉，我们称它为时间。”19格非意识到了当下社会发展的碎片化，所以他在小说中打破了有序时间的统一性，由线性时间建构起来的因果逻辑也在这个层面被解构，只剩下孤立的碎片，碎片无法形成连续性的意义而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

格非在《登春台》中要探讨的命题是时代之间的联系性以怎样的形式呈现。“时代的巨变犹如春日的总计，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到来，在乍暖还寒时出现停滞与反复，在不经意间变得确定无疑、不可动摇。”20《登春台》聚焦于1980年代至今的40余年，每个人的历时性成长共同构建起一个时代的共时性存在。一般意义上认为，过去的时间无所隐藏，被后来时间里的人全部知晓，过去的时间就是既定的历史。而实际上，过去的时间恰恰是现在所陌生的，因为当下的人是无法经历过去的。在这个逻辑中，同时代的人也无法经历他人的生活经验，所以当下时间也是一个未知经验。就像阿甘本讲道：“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更确切而言，这种与时代的关系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依附于时代的那种关系。”21在《登春台》中，周振遐就是一个具有同时代性的人。格非试图在文本的叙述中重建不同时代之间的联系性，以此观照当下的现实。只有在一个更加宏大而绵延的时间线索中，才能突破只局限在当下这种狭窄视界中的写作困境。

《登春台》中的时间哲学延续了格非一贯以来的体认。格非认为当代社会的破碎性实际上是连续性时间观的失效，现实生活陷入了均质化的状态。“在过去，如同时序周而复始的变化一样，世界的大摆钟，通过兴盛和衰败的治乱循环，来调整自己的呼吸和节奏，到了今天，这种循环让位给了共时性的简单叠加，‘好’也悄悄让位给了‘多’。”22现代化分工对既定程序的割裂引起格非对时间均质化的反思，正是因为已经无法观摩到一个完整的时间流程，那么也就无法体会到付出时间的意义与价值。从《追忆乌攸先生》开始，格非就确立了自己的时间观，即过去、现在、未来是共存状态。过去的时间与未来的时间都只是现在变形后的表现形式，过去与未来总是以现在作为观测的立足点，这似乎是一个空间化的时间表现，以历时性时间的压缩来置换共时性的空间。但实际上，只是个体经验的有限性限制了对时间无限性的想象，蒋成泽无论如何也无法看见曾经对物联网宏伟构图的实现，因为死亡是时间对一个人而言确切的终点。但是，小说的虚构性实现了这种时间段落的并置、错位、交叠，给予时间以多种呈现的方式，也就是巴赫金曾提到过的“时空体”概念。《登春台》中反复提及从时间的末端来回溯现在的认知模式，“他说，要学会从时间的末端来看待现在。一件烦心事，无论多么棘手，放到几年、几十年之后再来看，也就不那么重要了……”23时间看似无法倒流，但时间总是轮回，就像四季反复更迭，晨昏日月交替一样。对于神州联合科技公司来说，陈克明是周振遐的轮回，而周振遐又是蒋承泽的轮回。

三、所言春不至，未有桃花源24

春，作为一个形容词的时候，意指事物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这种生命力旺盛的象征使世人对春倾注了大量的美好愿景，同时春也生发成一个具有生命力量感的词。格非总是无意识地返回到春的命题，于春，格非投入了美好的期待与隐喻，《登春台》中，春被抽象化为格非的一种乌托邦意识。

蒋承泽是凝聚起《登春台》整个叙事的核心线索，但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却没有自己单独的传记，他散落在每个人的回忆中，被抽象化作一种精神力量。《登春台》中的每个人命运交汇的地方是北京春台路67号神州联合科技公司，这是蒋承泽一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也秉持着他对人与物的联系、人与人的联系、人与宇宙的联系等多种联系性的思考与理解。

联系，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所以蒋承泽对这个世界的基本判断就作为了这个公司的logo——上帝是关联的声音。“蒋承泽在三十年前曾经展望过的信息、控制与系统性远景，在今天已成为理所当然之事，生活正在日益蜕变为映入他人瞳孔的一缕缥缈之光，而通过技术、大数据、算法、检测，将世界上的人和物瞬时关联在一起的那个幽灵，更是无处不在。”25

《登春台》中，也只有蒋承泽能够主动构建联系性。蒋承泽对于联系性的偏执与预言，将不可见的联系变得可见，由隐到显，强化了他作为一种理念、一种力量、一种隐喻的性质。同时，蒋承泽将刚离婚的周振遐拉离了生活低谷，并将一手经营的公司转给了周振遐。在他们星辰般的友谊中，“蒋承泽身上的那种炽烈如火的热情，在持续地温暖着自己寒冷而贫弱的生命”26。可以说，蒋承泽作为一个理想化人格的化身，一直存在于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书中的每一个人。格非想要突出的就是蒋承泽身上百分之百投入生活的巨大热情，一种勇于打破生活的蛮横生命力量。

所以，格非在《登春台》中，用第二人称叙事塑造了窦宝庆这个充满生命力的“野人”形象，他浑身都是没来得及进化掉的野蛮，实际上是格非努力找寻的一种冲破均质化生活的外在力量。“文学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外部来打量内部的世界这样一个习惯被永久性地改变了，作家开始处在社会生活的内部，他在内部通过跟大众保持某种调情关系来互相沟通，它缺乏一种在外部冷静的力量来穿透作家和读者之间存在的东西。”27为了突出窦宝庆身上的野性冲动以及内心对世界的抗拒形成的张力，格非采用了第二人称叙事。这种一直以“你”为视点的叙事带着的紧迫感与压抑感造成了对窦宝庆生存困境的无法回避，同时，第二人称叙事天然带有对话的性质，叙述人（Narrator）和受述人（Narratee）是同一个人，对话关系中的“我”就被潜藏了起来。

作为人生理想的另一个侧面，周振遐被塑造成一个居于城市桃花源中的隐者，他躲避世间所有的声音与复杂人际关系。格非在周振遐身上倾注了对“现在”的存在性解释，即周振遐应该是《登春台》中的原点。周振遐获得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超越，对凡俗生活的全然理解与明悟——“吉瞬”，“这一刻，他不再为未来担忧，不再为过去所受到的伤害和屈辱而痛苦，不再为啃噬他良心的道德上的种种过失感到后悔和内疚。他愿意原谅任何人，愿意忘记一切事情”28。周振遐的精神与内心获得了全然的解脱，抵达了一个“超人”式的思想与精神境界，即格非曾经说过的：“我所关注的东西——佛教称之为‘彼岸’、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完全平等自由的乌托邦。”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