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重塑与新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当代文学中的地域性问题变得极为复杂。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去疆域化”让文学中的地域色彩逐渐淡化；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激发起一种“地方性的社会抗拒”①，一些创作者重新挖掘地方元素，以抵抗全球化的冲击。时至21世纪，“文学地理”热、“地理诗”热的出现，以及“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文学新浙派”的兴起，都体现出当代文学对“地方”的重视。究其原因，其关键在于“地方”对文学性质和风貌的形塑作用不可小觑，正如李怡所指出的：“‘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②他敏锐意识到地方性书写与构塑“中国性”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可见，在当下语境，地方性书写已成为构塑“中国性”的重要路径。

正是在此背景下，“江南诗群”的一批诗人重启江南书写传统，对“江南”进行重塑与新构，塑造出一个由“梦幻水乡”“虚幻的城”“魔幻的人”所组成的全新当代江南意象，由此构建出江南书写的新路向，折射出当下诗人们对诗意栖居地的向往，为当代新诗的地方性书写提供了新的经验。

一、江南书写传统的重启

江南书写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脉重要传统，历朝历代均曾出现大量关于江南的诗词歌赋。汉乐府、南朝乐府中曾出现《江南》《江南曲》《西洲曲》等书写江南的乐歌；六朝时期的谢朓、沈约、何逊、阴铿等皆曾留下书写江南的诗作；至唐代，书写江南的诗词愈盛，张籍、岑参、张若虚、韦庄、白居易、杜牧、李白、司空曙、韦应物、刘禹锡等都留下过书写江南的诗词；宋、元、明、清等各个朝代的诗人亦将江南书写的传统进行延续，留下不少描绘江南的作品。可见，历朝历代的诗人都对“江南”魂牵梦萦，纷纷书写江南，并让“江南”逐渐演变为人们的“想象共同体”，指向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审美经验，并凝定为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文化符号和“小传统”③。由此可知，江南书写已构成古典诗歌中的一脉重要传统。这一传统在现代诗歌中得以延续，胡适、俞平伯、朱自清、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等诗人都曾书写过江南。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到来，“江南”亦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现代化潮流。江南的面貌发生巨变，从传统乡土世界逐渐向现代化城市形态演变，导致古典江南语境逐渐消逝，江南书写传统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④。这种情形在当代并未得到改观，江南书写曾一度陷入沉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颂歌、“正统”诗歌占据主导位置，地域诗歌滑入极度边缘化的状态。正如张清华指出的：“中国当代诗歌的地域性，在早期的革命洪流与意识形态力量的统合作用下，曾显得十分模糊，在50—60年代很难找到合适的例子。”⑤张清华认为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一定改观，他以南京的“他们”和四川的“莽汉主义”“整体主义”为例，指出当时身处南方和大西南地区的诗人“携带了更多自然的气息”，也“携带了更符合当代中国现实经验的、更加平民化的文化观念”，向以北京诗人为主体的朦胧诗“发出了有力的挑战”⑥。由此，中国新诗“形成了许多带有明显地域性特征的诗歌群落”，而中国诗歌格局也“具有了鲜明的地理性质”⑦。尽管有学者认为这些诗人的创作“不一定与地域性有关”⑧，但足可见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南部地区诸多民间诗歌群落与流派的兴起，刺激着新的文学版图与诗坛生态的生成，也为自觉的地方性书写孕育了温床。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文学场域整体从乡村转向城市，这时期出现许多有都市情结与反都市情结的诗歌，尤其在现代化发展较为领先的江南地域。但这些诗歌的书写重心大多不在“地方”，尚不属于自觉的地方性书写。

令人瞩目的是，21世纪以来，“江南诗群”的一批诗人以独特的江南书写和丰赡的创作实绩，引起学界和诗歌界的广泛关注，并在当代诗坛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江南诗群”并非严谨的诗歌团体或组织、流派，罗小凤早已关注到并对“江南诗群”做出过界定，她指出，“江南诗群”是以“新江南七子”为核心的诗人队伍，不仅包括“江南七家”⑨和“江南七子”⑩的11位核心成员，还包括张作梗、默默、朱朱等一大批优秀诗人11。这些诗人通过官方和民间各类渠道，在传统期刊、出版物与新媒体平台上发表大量诗歌、诗论，编选和出版各类诗歌选集，如《夜航船：江南七家诗选》（2007）、《野外诗选》（2009）、《将进酒：三月三诗会（2005—2009）作品选》（2010）、《江南十二人诗歌集》（2013）、《南方七人诗选》（2014）、《江南七子诗选》（2017）、《江南风度：21世纪杭嘉湖诗选》（2020），以丰富的诗歌活动与自觉的江南书写，不断强化自身的主体在场、合法性与影响力。毋庸置疑，当代诗坛确实出现了一个可以命名为“江南诗群”的诗人群体。这批诗人携带着他们对江南丰富深厚的感情和对时代深刻复杂的感知与省思，以全新方式诗写江南，既是对古代江南书写传统的重启，亦赋予“江南”以更新鲜、广阔、深邃的内涵，塑造出一个全新的当代江南意象，这是“江南诗群”对“江南”的重塑与新构，也是当代新诗对地方性书写的一种探索与尝试。

二、“新江南”的构筑

21世纪以来，“江南诗群”的一批诗人通过自觉的江南书写所塑造的“江南”具有多重面向，一是延续记忆和想象中古典江南意象唯美、诗性的气息，营造出一个具有古典乌托邦色彩的“梦幻水乡”；一是通过对当代江南的主观加工和变形化处理，构建出一个具有讽喻色彩和颓废色调的“虚幻的城”；此外，诗人们还塑造了许多具有魔幻色彩的江南人物——“魔幻的人”。由此，诗人们共同构筑起由一个“梦幻水乡”“虚幻的城”和“魔幻的人”所组成的“新江南”意象。

（一）“梦幻水乡”的营造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古典“江南”逐渐消逝，并沉潜入人们的记忆和想象里。21世纪以来，“江南诗群”的诗人们仍然将大量笔墨投入山水、田园、乡村，描绘传统的江南乡土世界。他们笔下的“江南”已不再是写实的传统江南水乡，而是诗人们依托记忆和想象，经过主观意识、情感加工，所描绘的充满古典、唯美、诗性气息的纸上乡土江南，具有“梦幻性”特征。与古典江南意象相比，这个“江南”处处透露出对古典“江南”的怀恋、悼挽之情，诗人们由此营造起一个具有古典乌托邦色彩的“梦幻水乡”。如小海在“田园与村庄”系列诗歌中，对童年经验中的乡土江南加以意识加工，突出表现其美好的一面。潘维以“江南水乡”为主题创作的诗歌如《箫声》《短恨歌》，常常臆造一个古典江南场景，让其中发生的故事充满神秘感和唯美感。陈东东在《归青田》《木马》等许多诗歌中，深切怀念儿时记忆中充满乡土气息的旧上海。杨键也有许多诗歌怀恋、哀悼消失了的江南田园生活，如《长江水》《空园子》。庞培在描绘江南乡村生活时，往往将年少时对江南的感情与对少女萌发的爱意交融在一起，如《细说万物由来》《五月》。“梦幻性”是诗人们笔下“江南”的典型特征之一。如长岛的《画中游》虚构了与爱人在一幅山水画中同游的情状，甚为梦幻。诗人还在《暮晚》中营造了白鹭翻飞、光线游走、桥梁拥抱两岸的梦幻黄昏景象。叶辉的《亲缘》《空神》、胡弦的《拈花寺》《山居笔记》、陈先发的《扬之水》《天柱山南麓》等诗中的意象和场景也都具有唯美感和梦幻感。即便是这些诗人描绘当代生活的诗歌，也常常回避书写带有鲜明现代文明特征的事物，而选择山川草木、楼台古镇等传统意象，作为自己的抒情对象和抒情场景，他们还倾向于书写一些不再是日常事物的传统物件，并沿用它们的旧时称谓，如“丝绸”“刺绣”“宣纸”“铜镜”“祠堂”“书生”“诵经人”等，以此营造一种梦幻、古雅的格调。潘维的《锦书之一：立春》《南浔》、叶辉的《县令》、胡弦的《花山记》《星相》都是这样的诗篇。这些传统物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和审美意蕴，本身携带着诗意、美感和历史感，因而在诗歌中使用它们容易唤起古典、唯美、浪漫的审美情趣。“江南诗群”的诗人们所营造的“梦幻水乡”是诗人们试图在诗中“复活”的理想家园，诗人们在此寄寓自己对乡土生活的怀恋、悼挽，也以此抵抗现代城市生活带来的种种不适感与精神危机。

（二）“虚幻的城”的构建

“江南诗群”的诗人们的确在思想情感上更倾向于古典“江南”，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诗人们笔下也有不少诗歌是对当代江南生活的描摹。这类诗歌往往不追求逼真地还原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当代江南面貌，而是对其进行主观加工和变形化处理，在其中投射诗人作为当代人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真实体验和丰富感思。诗人们笔下的当代江南整体呈现为一个破碎、迷离、颓废、虚空的城市，类似艾略特《荒原》中“虚幻的城市”12。

在诗人们笔下，当代江南事实上是一个“虚幻的城”。20世纪末，长岛曾在《苏州我记》中引用波德莱尔的诗句，将苏州城形容为“充满了迷梦的城”。时至21世纪，城市在诗人笔下仍是会炽烈燃烧的“泥与焰的城”，令人“厌倦”“晕厥”（《宜兴记》）。王寅笔下的城市街道，呈现出虚幻、不稳定的面貌：“雨水中的街巷变幻形体/混乱的城市充满苟活的毅力。”人们在城市中无法获得确定感、秩序感和归属感，只能“混乱”地“苟活”（《最近七年》）。叶辉在《远观》中以诗句“大雾看起来像是预言/涌入了城市。当它们散去后//没有独角兽和刀剑/只有真理被揭示后的虚空”来表现城市面貌的虚幻，当你想一探究竟，会发现城市的内核和真相只是虚空；而现代生活“就是一个幻觉”（《候车室》），让人感到不适和虚无。陈东东的诗中，则“一直存在着两个上海”，一个是他深情热爱的儿时记忆中的旧上海，一个是他厌倦、反感、“总想以肉体的方式远离”的现代都市上海13，前者梦幻、唯美、诗性，后者空幻、艳俗、颓废。此外，庞培的《夜曲》《抵达嵊山岛》、陈先发的《广场》《虚幻的拱廊》、胡弦的《窗外》《空楼梯》、潘维的《饮食：致青海马非书》、张维的《风景》等诗作，也都将诗人们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纷繁的思绪和情感，巧妙投射到对当代江南生活的描摹中。“江南诗群”的诗人们由此构建出一个波德莱尔/艾略特式的具有讽喻色彩和颓废色调的“虚幻的城”，从而在情感真实和艺术真实上描摹出更深层面的当代江南的现实面貌和当代人的精神风貌。

（三）“魔幻的人”的塑造

如前所述，“江南诗群”的诗人们已构建起一个古典、唯美、梦幻、诗性的“梦幻水乡”，和一个破碎、迷离、颓废、虚空的“虚幻的城”，并将诗人们的主观意绪、思想感情巧妙投射到这两个风格迥异的幻象性地理空间。那么，这些诗人笔下的江南人物又呈现怎样的面貌呢？

首先，诗人们热衷书写古典江南人物（包括生长于江南地域或在江南地域生活过的古代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他们常常对古典江南人物进行戏拟化改写和现代化重构。如陈先发在《前世》中对梁祝化蝶传说进行重新诠释，以连续几个“脱掉”写出梁祝二人为了拒绝尘世，宁愿放弃人的肉体（“皮”）、生命（“骨头”），甚至学识（“青袍”）、理想（“长亭短亭”），这样的梁祝形象比之于原典，已然更具现代意识。小海在《崔莺莺》中也对崔莺莺进行现代化重构，将她塑造为一个只关心爱情的悲伤小女人。陈东东的《如何让谢灵运再写山水诗》《汪伦的回应》、朱朱的《海岛》等诗，分别想象谢灵运、李白或苏轼穿越到当代的情境，都是借古人发今声，这些古代人物亦被赋予许多现代情思。类似的被诗人们“改头换面”写入诗歌中的还有陈先发笔下的僧璨、鲍照；杨键笔下的马远；陈东东笔下的任兰生、昭明太子；小海笔下的张若虚、伍子胥；潘维笔下的苏小小、翁同龢；朱朱笔下的张岱、贾岛等，这些古典江南人物都已经过诗人的现代化重构，身上杂糅了古典和现代气息，变得既虚幻又现实，具有魔幻色彩。其次，诗人们还书写了不少现代江南人物，他们不适应现代城市生活，虽然身处现代社会，精神却活在古代世界。如庞培、王寅、陈东东、小海、黄劲松、徐小华等诗人笔下的“漫游者”；陈先发、张维、潘维、长岛、叶辉、胡弦等诗人笔下的“时空穿越者”和“怀旧者”14。这些诗歌中的现代江南人物，情感和精神都栖于古代世界，亦呈现魔幻色彩。总之，在“江南诗群”的诗人们的笔下，无论是现代的古典江南人物，还是古典的现代江南人物，都是混杂了古典和现代特征的“魔幻的人”。这类充满想象力与创造性的作品，既是对历史的一种消解，又是诗人们以想象性补偿的方式对现实的抵抗。

可见，“江南诗群”的诗人们在其自觉的江南书写中，共同构筑起一个由“梦幻水乡”“虚幻的城”和“魔幻的人”所组成的“新江南”，这个“新江南”意象完全不同于人们既有认知中对“江南”的旧印象。对于“江南意象”，张清河曾细致梳理其历史沿革并指出，古代诗歌中的“江南”总体呈现缘情、古雅、诗性的特征15。确实，在古代诗人笔下，“江南意象”的主要元素为“小桥流水人家”和“杏花春雨小巷”等。而在胡适、俞平伯、朱自清、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等现代诗人笔下，“江南”亦或多或少携带古朴、典雅、诗性的色彩，皆符合古典江南意象的特征，基本延续着“江南”的既有形象。然而，在以“江南诗群”为代表的当代诗人笔下，诗人们所建构的当代“江南”已跳脱出江南的既有形象范畴，它是诗人们在时代转型巨变下，以当代眼光面对心中的古典“江南”和眼中的当代江南，重新打造的虚拟文化空间。

三、“新江南”的隐喻意味

“江南诗群”的诗人们所建构的“新江南”，就其核心质素而言，无论是“梦幻水乡”“虚幻的城”，还是“魔幻的人”，三者所凸显的重要特征均指向“幻”。何以如此？事实上，诗人们所建构的“新江南”是诗人们通过诗这种艺术形式建构的一种艺术幻象，富含深远的隐喻意味。

对于艺术的幻象性，古希腊哲学家如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等便曾有所探讨，黑格尔亦曾提出“幻相”概念进行阐释，20世纪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和扩展。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指出，创造性作家的创作就是制造幻象的“白日梦”，他们常常由当下体验唤起早期记忆（通常来自童年），由此产生愿望，并在创作时以制造“白日梦”的方式寻求满足16。马尔库塞则明确认为艺术是一种幻象，在他看来，“艺术创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一个‘显现’、幻象、现象的世界”17。在此基础上，美学家苏珊·朗格进一步提出了艺术幻象理论，更为肯定地认为艺术所构建出来的世界是一种幻象。而如前所述，“江南诗群”的诗人们所建构的“新江南”最为重要的特征正是“梦幻”“虚幻”或“魔幻”，因此，诗人们在其诗中所塑造出的世界正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一个“‘显现’、幻象、现象的世界”，亦即苏珊·朗格所言的“艺术幻象”。由此可知，“江南诗群”通过诗歌所建构的“新江南”事实上只是诗人们通过想象建构起来的现实“江南”的一个诗意“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