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散文写作的可能性

大约是二〇一九年下半年，我读到了郑骁锋的“为客天涯”系列散文，一下子被骁锋笔下的山川河流、历史文化深深吸引。后来他寄来一本以中药的角度书写历史的散文集《本草春秋》，得知此书可以授权再版，我在二〇二〇年十月推出了精装版，收入“文化散文经典系列”之中。随着与骁锋的交往，得知他正在创作一部多卷本的历史散文，预计用八十篇散文的篇幅，以朝代为时间线，聚焦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特殊的历史节点，梳理中华文明史，展现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主线脉络，这就是《人间道》。《人间道》分为《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卷》《元明清卷》四卷，每卷两册，目前已经出版《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卷》三卷六册。本期《海门开》《将相和》两篇选自《人间道》中的《元明清卷》，透过这两篇散文，可以窥探作者历史散文写作的特点与个性。

《海门开》从嵩山少林寺的一次打脸经历起笔，切入口小而有传奇色彩。俞大猷拜谒少林寺，观看寺僧的棍术演练后，与武僧切磋武艺，武僧皆败下阵来。直到暮年，俞大猷还可以一人打三十人，武功超绝。“俞大猷单挑少林寺的六年前的农历八月”，笔锋一转，时间来到了六年前，五十三名倭寇闯入南京城。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倭寇由外国人组成，但作者善于发现被遮蔽的历史细节，发掘出后期倭寇的主体中，存在着不少中国人。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嘉靖年间倭寇入侵的幕后领导者——汪直。汪直的出场极具戏剧性，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年味正浓，他出现在行刑台上，赴死前的那几声长叹让人唏嘘。不可否认，汪直是考察明朝海禁政策与贸易中的重要人物，透过汪直的人生轨迹，我们能发现历史的另一种面向。

汪直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出生在安徽歙县，十几岁离家，起初靠贩盐为生。迫于朝廷禁令，去了广东投靠同乡许二。没过几年，汪直成为许氏集团中的得力干将，在走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半商半匪”的经历充分彰显了其骨子里的豪侠气概，他将硝、磺、丝绵等物品贩卖到日本。后来，搭乘葡萄牙的商船，他又将火绳枪技术传到了种子岛。葡萄牙攻占马六甲城后，葡萄牙人的商贸请求被明朝官兵拒绝，“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促使中国走私商、日本海盗、葡萄牙人，因为利益捆绑到了一起。在走私的过程中，双屿成为亚洲最大的走私港。然而，一五四七年发生在余姚的谢姓灭门惨案，引起了嘉靖皇帝的震怒，朱纨赴浙江打击走私势在必行。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细小的环节往往能影响甚至决定大的历史走向。

带着嘉靖皇帝的命令，朱纨捣毁了双屿走私基地，大明的海疆一时得以安宁。吊诡的是，朱纨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嘉奖，反而被闽浙两地的官员以“滥杀无辜”的名义弹劾，他陷入了绝境。在双屿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囊括闽浙官绅、参与走私的普通百姓、日本海盗和葡萄牙走私者等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在庞大的利益集团面前，朱纨显得微不足道。讽刺的是，朱纨被罢官后，他曾经缴获的四十多艘走私船并没有用于海防，一些被挪作他用，一些被遣散。朱纨选择了服毒自尽，落寞地离开了人世间。两年后，“壬子之变”发生，倭乱的策动者汪直多次出现在朝廷奏章中，卷土重来的汪直成为头号倭寇领袖。

在抗倭的力量中，除了朱纨，还有胡宗宪。胡的攻心战颇有成效，他放出汪直的老母和妻儿，结交汪直的妻妾与义子，最终成功诱捕汪直。在行刑前，胡宗宪不敢与汪直相见，只是好酒好肉招待，胡的内心也许会有一丝愧疚与不安吧。汪直被捕后，其党羽进行了漫长的报复。直到戚继光赴杭抗倭的第三年，才扭转了局势。戚继光的成功依赖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在与倭寇的对抗中，戚家军的“鸳鸯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戚家军的威名让倭寇闻风丧胆。隆庆帝继位后，解除了海禁，加上外部环境的改变，东海上的倭乱逐渐平息下来。

《海门开》还原了明嘉靖年间倭患的复杂性，所谓的倭寇中掺杂了以汪直为代表的本土走私者，在明朝皇帝、闽浙官绅、民众走私者之间，存在着一场权力与利益的博弈。历史从来都是驳杂与繁复的，海禁政策与走私贸易之间的角逐，落实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往往具有偶然性与戏剧性，汪直、朱纨、戚继光、俞大猷、嘉靖皇帝……他们成为这段历史留存的符号与注解。

《将相和》将叙事的重点集中在张居正身上。在明朝的历史上，张居正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万历十年（1582年），京城的法师忙着做法事，雇主是朝廷的大小官员，大家都在虔诚地为张居正祈祷，只因张病入膏肓。与《海门开》中汪直的出场相似，张居正是以临死前的病态的方式出场的，众人的祈祷仪式极为隆重。随着对张居正病情的分析，痔疮与纵情声色犬马可能为重要的死因。接下来，作者大笔宕开，讲述了戚继光与俞大猷的关系，并将二人的仕途与性格进行了对比——会揣摩领导意图的戚继光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性格耿直、不善逢迎的俞大猷被称“堪大受”；即使抗倭有功，论功行赏之际，排在首位的是戚继光。作者以具体的历史细节写活了历史人物，并呈现出个体性格与命运之间的关联性。张居正被神宗盖棺定论之后，曾经的追随者戚继光被定性为张居正的“门下走狗”，落了个罢职归田的下场，在贫寒中度过余生。“岁献海狗肾，时时购千金姬，相君门下沐恩小的戚某”，一个与民族英雄截然相反的戚继光形象得以呈现，充分显现了人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在对张居正的进行人物画像时，作者采取了一种相对客观、公正的态度。张居正的形象，是由其门生、同僚、神宗和张居正自己等共同建构而成，每一方的讲述只是一个侧面，多方的叙述让张居正的形象更为丰富和立体。比如，张居正的门生刘台上疏弹劾他擅作威福，俨然以相自处，对张居正权力的合法性进行了质疑。在正人君子看来，张居正首辅的位置也是勾结阉人所得。但张居正认为，个人名节微不足道，救国救民、掌控局势才是最为重要的。对于神宗的教育，张居正可谓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神宗读错了《论语》中的词语，被张居正厉声呵斥。张居正甚至被李后用作吓唬神宗的旗号，神宗一直生活在张居正以教导之名进行的规训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掌权的神宗后来一系列荒唐的行为，可以视作对儿时被规训经历的一种抗争。

在《将相和》中，除了一众官员请法师做法事给张居正祈福，张居正回荆州葬父也称得上其高光时刻。扛着鸟铳的军将开路，近百平方米的大轿，沿途府州县官及藩王跪接迎送，豪华的排场无不显示出身份的显赫与权势滔天。在河南新郑，张居正带着礼品拜会了高拱，二人见面后抱头痛哭。“人间极致的悲凉与孤独，只有身处高位者才能体会。”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共情，只有身处相通的处境才能体会得到。作者写出了张居正真诚的一面，哪怕高拱依旧写《病榻遗言》骂张居正的阴险毒辣，也不影响张居正在高拱去世后为其上疏申请恤典。与张居正的“坦荡”相比，神宗的阴阳怪气暴露出其心中的怨愤与不满。

令人唏嘘的是，弄权一世的张居正不能善终，长大后的神宗自然要与曾经的张先生算账。领旨抄家的官员还未到达，湖北江陵的张宅就被地方官封门，禁止出入，亦不准送食，十几人活活饿死，张居正八十余岁的老母亲惨遭羞辱，他的儿子们也被刑讯拷问，长子不堪受辱悬梁自尽。与张宅的惨烈相比，神宗的文华殿上，似乎还回荡着师生间亲密无隙的温情话语。这是何其讽刺的一笔，一边是家破人亡，一边是温情脉脉。抄家单子呈给神宗，他满心怀疑，又无比愤怒。对于神宗来说，张居正教给他知识，指导他为人处世之道，又亲自将这一切毁灭了。神宗后来的称病罢朝、尸位素餐，大抵是因为真心体会到了梦想幻灭后的寂寞感、无助感。

在当下历史文化散文中，不同的作家对历史的解读与表达路径并不相同，他们拥有各自的特点。祝勇以“故宫”（书画、建筑、器物等）为书写对象，建立起独特的文体标识；夏坚勇深耕“宋史”（《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东京梦寻录》），剖析历史的横切面，在行文中置入大量的点评，重在探寻长篇历史散文写作的可能性；夏立君以人物（屈原、曹操、陶渊明、李白、司马迁、李斯、李陵、商鞅、夏完淳等）为切入口，旨在重述历史场域中人物的命运轨迹……郑骁锋《人间道》的写作，展示出历史散文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丰富了历史散文的写作谱系。

在我看来，《人间道》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厚重的文学品格：从先秦到清朝，《人间道》的历史跨度相对漫长，中华文明史皆是其考察与书写的对象；以朝代为经，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为纬，打通朝代的界限，编织出一张复杂而庞大的历史之网。这里有朝代的更迭，也不乏时代变迁下个体的喜怒哀乐。从写法上来看，历史是由具体的人和事件构成，写出人的复杂性、多面性，从多种角度还原事件的真实性，是《人间道》的艺术追求。《人间道》的书名化用了辛弃疾的《鹧鸪天·送人》：“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人间道”的落脚点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理解，人间的道路意味着一种选择。在设计《人间道》这套书的封面时，我有意从清代翁同龢的书法中集出“人间道”三个字，翁同龢的真迹现收藏在常熟博物馆。翁同龢的字写得大气有力、立得住，也契合《人间道》厚重的气质。在长达十多年的光阴中，骁锋坚持创作《人间道》，这注定是一条充满艰辛与勇气的探索之旅。

【作者简介】周聪，文学硕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副编审，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评论家。作品散见于《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评论》《儿童文学》《星星》《福建文学》《广西文学》《山东文学》《时代文学》《滇池》《红豆》等报刊。曾被评为《儿童文学》“2012年全国十大魅力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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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