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开天，人生宽展（散文）

正式而持续的读写，启动于2012年12月底。曾经的同事李大唐在省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希望我写几句读后感。我欣然成文，千把文字竟受到他的极力吹捧。既而又逼迫我开博客继续写，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上路了。到年后的3月30日，他又把我拉入一个文学小团体，那时我已经写了二十多篇“评论”。那天是全新的人生初见，见了好几位作家，有对我分外热情的，也有冷漠的，谈了很多，意犹未尽。唯一的遗憾是那天没有女作家，多年以后有了明确的认识：相对地说，女作家对文学更虔诚与真诚。这是痛并快乐的新生开启，写得开心时我会由衷地感谢李大唐，写到暗夜无光时，我常常二半夜里咒骂他。再后来，再后来他成为我第一个遗弃的作家。文学就是一场相识相遇与相别，还有一种相别，是像夸父一样倒在逐日的路上。当年初见的作家中，有两位文兄已抵达天国。从起初不甘寂寞的文字任性，到如今的平静从容，我的小说评论已走过了多年。

此次南下，是去赴与《作品》的线下约会，是去奔赴一场盛典——2019年度优秀评刊员颁奖大会。与文学刊物的亲密接触，是人生首次。高铁驶离西安北客站的刹那间，我才意识到，已有十五年不曾出省远行。

前世有缘，今生必见。这是冥冥之中神秘力量的驱动，是无法预料的缘定。

《作品》作为改革开放先锋之地的大型省刊，一直高速运行在求变创新的轨道上。2016年就进行了起底震荡式改版，将互联网互动式思维引入日常运营，开启了空前开放、包容的办刊模式，一批原创性栏目如“手稿”“跨界”“‘90后’推荐‘90后’”等以风向标的姿态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作品》走出的“告别‘纯文学’，提倡‘真文学’”的创新之路。彼时我环画版拘囿于极其有限的认知范围内，不曾与它有丝毫瓜葛，直到2017年10月。

我的办公室在学校图书馆四楼，工作间隙会常常走到楼道最南头的大窗前远眺终南山，沣水、蓝天白云及学校终南湖各色惊艳的水鸟。10月底的一天，我在窗台上发现了一本厚重的杂志：2017年第9期的《作品》。夹着书签的那页的小说，名字很奇怪：《N-3721》。正要翻阅，一位戴眼镜的女生飘然而至：老师，我的书。随即，又飘然而去。女生显然也是文学的热爱者，她将《作品》带到了我面前。我感叹着校园里不知还有多少像我一样痴爱文学的人，然而此后偌大的校园里，再没有碰到过那个热爱文学的女生。五年后我与《N-3721》的作者黄金明成为微信好友，并从他那里获益良多。我把这次一闪而过的邂逅，定性为与《作品》结缘的引子。

彼时我拥有一间独立的小办公室，关上门就可以把世界的喧嚣关在外边。常到我办公室走动喝茶的，是已经留校工作的90后作家王闷闷。他是学校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获过很多奖项，出过好几本长篇小说。因着对文学的热爱，我们时不时地交流认知与心得，无论每一次从哪里谈起，总能逐步进入佳境，甚至妙语连珠而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年轻的王闷闷，骨子里充盈着陕北人“超人”式的强大基因，一旦下定决心，不达目标绝不罢休。

12月底的某天下午，王闷闷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我的办公室，将一本杂志按在我的办公桌说：成了！我定睛一看，竟然是《作品》。原来，第12期他发表了一部小长篇《日月》。卷首语主编老师如此评价：“《日月》充满狂想却不乏对生命的哲思，整体意象浓烈黏稠，在意识的流动中，构建了一个如梦如幻的世界。既有细微之处的工笔描写，又有整体的泼墨写意。在文本创新上也展现了作家的追求与努力。”我很快地阅读完了这部小长篇，在阅读过程中有了惊异的发现——几个月前我们曾在这间小办公室里拆解与探讨过阎连科的《受活》、卡夫卡经典的叙事突兀与惊异气质等诸多的精神结晶，都被他悉数运用到小长篇《日月》的创作中。每天耳目视听所获得的那些信息，在作家眼里都是绝好的意象或素材。作家超乎常人之处，则在于他的认知与看待事物的角度，一切皆为小说发生学与结晶学。我惊异王闷闷的吸纳与化成，于是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日月〉生猛世界及生命的隐喻》（发表于2018年《青春·中国作家研究》第4期）从荒诞性角度解析作品，“日月同天”是时代荒诞性凝结的特定意象。甚至我写到了王闷闷如同莫言一样进入自己的小说里，将意识长久的奔袭收结于灵魂恍惚之一瞬间。其实我与他早就讨论过了，作家进入自己作品，这绝不是评论权威所惊呼的“伟大创造”，两百多年前曹雪芹就走进了《红楼梦》，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庄子经常进入自己的作品。后来才知道，《日月》是王闷闷一年内投给《作品》杂志的第五部长篇，正是有着这种屡败屡战的锲而不舍，他达成了一次次自我确定的文学目标。事成之前捂得严实，这绝对是陕北人的笃定。

我还读了艾云老师以小说技法建构的长篇散文《慷慨寄长风——记司徒美堂》，第一次领略了在场主义的历史还原，更是领略了不同于农耕传统的，与世界互通的现代文明基因四射的活力。所谓“岭南蛮荒之地”这种长久的历史性固见，终于消解无影。“一纸开天”，这无疑是《作品》初见给予我的震撼，我文学的认知界域刹那间开阔了很多很多。即便是与《作品》的初见，我依旧可以颇为自豪地说：没有加盟评刊团时，我已经开始评刊。

加盟《作品》评刊团的莫大幸福感还未退去，我就连遭重击。评刊团分组别，组长自荐，小组自组。我连续投奔了三个组，被组长告知人员已满，其中两组分明还有两个或一个名额嘛。不知是不是“阿探”这个笔名，让组长们想到了不靠谱？我的心情顿时灰暗到了极点。如果加盟第四个小组再不成功，难道我去找编辑老师为我分配组别吗？我总不能因此而放弃这万年一遇的机会吧？我迅速向第六组组长、湖北荆州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萧肖发出加盟请求，微信里萧肖热情的欢迎表情符，让我从千丈冰洞一下子又重新回到美丽新世界。因着这般死去活来的接纳，从此我与她对话，必称“萧女神”。我并不知道，这个评刊团“6组”，将带给我怎样的幸运。

获得了评刊员身份，对《作品》开始了从年前到年后的期待。对评刊，我还是很有信心的。2014年我在博客里几乎点评了一年的《小说月报》，彼时我往返单位转车点有一个报刊亭，有我喜欢的《小说月报》。5月份有作家朋友打来电话告知：《小说月报》平台连续几月都在转载我的点评博文！什么地方能看到？看手机！我手机上是看不到的，我还没有进入智能时代。随后我将使用五年之久的诺基亚换成了智能手机，保持与文学动态的网络通联。《作品》第一次评刊是两篇指定小说，我提交了三篇，包括一篇自由评论。然而，满怀信心的我，不久便遭遇迎头重创：线上研讨会发言人员名单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没有我，只好做个认真的听众。更大的打击还在后边：第4期《作品》杂志收到，被我“拉进”评刊团的两位女作家的评刊稿赫然在刊，她们首发命中，而我，竟然脱靶。过往的某些情形再次重演，她们两人中其中的一位2015年曾被我从小县城“拉到”省刊上，她一年轻轻松松地上刊五次，我拼死拼活只上了四次。看到她朋友圈里的嘚瑟，我甚至下定决心：二十六年与其老死不相往来。

或许文运不佳就是我生命的如影随形，我记起了功夫大师李小龙的话：要想超乎常人，唯有随时准备把最艰苦最乏味的训练当作最大的乐趣，越是乐意接受此等磨炼，则其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作为一个后知后觉者，唯有沉下心，在不断的读写训练中提升感知与文字技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2018年我写了三十三篇评刊稿，甚至提交给萧女神的评刊稿都是认真阅读小说至少三遍、精心修改过三至五遍的评论。全年完成长短文稿七十六篇，其时我肩负着十分繁重的宣传工作，时间从哪儿来呢？彼时我中午从不休息，晚上最多睡五个多小时，甚至拿着破笔记本电脑如入无人之境地火车上写评刊稿写大块头评论，多次错过下车站，甚至有一次直到抵达甘肃境内才醒悟过来。

梁红老师是我的贵人。她发现了我评刊文字的用心，给予我多次线上研讨发言的机会。起初几个月的线上研讨，我却因深陷新房装修的种种琐碎而没有参加。我的作家朋友王方晨能够在小说里让大学教授与装修小老板在公共浴池谈论深奥的历史哲学问题，我却无法在斤斤计较与精神驰骋中实现自如转换。即便我数次辜负梁红老师的赐予，她依旧慷慨地选择我的评刊文字上刊，“作品为王”成为我不竭的读写动力。再次的线上研讨会确定发言名单时，梁红老师在群里问我能否参加发言，并说替换我的人早已找好。此时家装结束，我赶紧回复：准时参与。人生总有第一次，五百多字的发言稿我念得磕磕绊绊，紧张得湿透了T恤。起初的线上研讨会，主编每场都出席，每个人发言后他都以发现者的视角作出精到的点评，并在评论区及时打出相关表情符。我每次拿到刊物，便如饥似渴地很快读完小说栏目，然后写出数篇评论。既而对每月一次的线上研讨会有了迫切的期待。

2018年的《作品》，我上刊六次；2019年我上刊五次，包括年末的长篇幅双年度综评。评刊稿从五百字开始，到占据很多页面。沿着评刊活动及上刊，认识了不同年龄层次的很多实力派作家，小说评论影响力得以迅速扩展。当年《作品》之外，省刊以上发表十多篇小说评论，几乎都是沿着《作品》影响而产生的网络信任约稿。下半年开始，文学陕军不再是我的重点关注。我完成了对文学陕军60后、70后、80后的整体性阅读，在2013年12月25日陕西省作协举办的“寇挥小说研讨会”发言中，对其作了时代性梳理，提出了“四代论”。2014年我们的小文学团体与陕西文学研究所建立互动合作，我有幸成为首批特聘研究员。加入《作品》评刊团后，属于我们的文学小团体依旧生机勃勃，我们举行着不定期的品读会，几乎每次我都会推荐、分享《作品》上的好小说。相较于所参加过的为数不多的有银子的集中火力全面表彰的线下小说研讨会及权威不读作品的神侃，我更喜欢《作品》的线上研讨会这种模式，因为它真实而无拘，直击作品本身，直抵文学本源价值，是纯粹的精神交锋，丝毫不受作品之外因素的影响。

2018年夏天，我参评陕西省第五届文艺评论奖，入围后主办方发起社会投票。没想到，王十月老师竟在第一时间转发为我助威。或许我们这些评刊员并不知道，《作品》的老师们默默关注着大家的成长与发展。评刊群里有一条严苛的群规：群里可以宣传评刊员自己的文学成绩，但发布关于《作品》老师的宣传信息者必须认罚。事实上，评刊团从创建之日起就是一个有着可贵精神追求的文学网络团体，拥有《〈作品〉连着你我他》这般宏阔高远的刊歌，从一启动就是自下而上的纯粹文学的真情发声。缘起后由远到近，从网络游弋到现实。时任杨凌作协副主席的高凤香投给王十月老师一篇关于扬州的大散文，不久便收到王老师的回复，题目改成了《扬州慢》，并删改标红了好多段落。高女士终悟十月老师用心良苦，删改一月再次提交，次年9月得以发表，她骄傲地成为陕西为数不多的荣登《作品》的女作家之一。她拿到了两次人生中最高额的稿酬，于是一篇题为《王十月改稿：删无效铺陈，留有效细节》的文字在网络迅速蹿红，引发了很多散文作家对其原稿与删改稿的对比性阅读与研究。

2018年似乎是一个酝酿了很久的祥和的开启之年，进入9月一切顺当了。尤其是我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从容地投入读写。2019年未过半，我已经发表数十篇文学评论。文字是神奇的介质，或许因着走心的评论，我与一些重量级的作家建立了网络联结。因着2018年在《作品》评刊团的持续发力，我的评论文字得到了更多人的认识与认可，我的评论常常在网络流动着，甚至时不时地被中国作家网转发。因着走心的小说评论，与来自不同地区的很多作家加了微信，尽管不曾谋面，却丝毫不影响文学交流。似乎这也不完全是精神领域的愉悦，因着《作品》所给予的莫大重视，我被西安、宝鸡更多的作家所认识所认可，我的评论文字时不时出现在《西北信息报》《宝鸡日报》副刊上。《西北信息报》刊发我的《作品》评刊文字最多，可谓慷慨至极，《宝鸡日报》给予我文字的稿酬远远高于普通作者。宝鸡的作家朋友更是在生活现实层面，解决了我无法安顿的很多苦恼。文字江湖上有朋友相助，路确实宽了许多。2019年是我人生宽展期的开启，一直困扰生活的诸如孩子升学房贷车贷外债等许多烦心之事，在不经意间一一得到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我不再乘高速转公交在路上花费三个多小时似远征一样往返于韶园与家之间，我开始驾车沿着渭水东进，从秦岭脚下经由道教第一福地老子讲经的楼观台，呼吸着大西安的第一道新鲜空气抵达终南山下、沣水之滨的韶园。一年至少会拥有两百多个蓝天白云的日子，驾车轻盈地在山水相伴的风景中驰骋，每每让我想起余光中的《高速联想》。这种渐好的日子，定然有自己的努力，更得益于《作品》托举。

持续阅读《作品》好几年，我对主持者与刊物有了自己的认知：因着对中国文学发展内质的熟悉与清醒认知，他才选择了不惮于时潮逆动侵袭的破局之路；因着从社会底层一步步腾升的坚实步履，他能够暗自抵住各种干扰与压力执着而进，他要建立《作品》式的延宕着种种新象的中国文学新版图，要冲出藩篱与世界文学激荡，以全新的文学视野与图景去涤荡中国文学有限空间里的长久自嗨，或许这正是《作品》的追求。于是，刊物设置“70后”为文学史立此存照，设置“网生代”发现与拓展文学后继不竭之源泉，设置“大匠来了”在过往追溯中从经典向未来瞩望，开辟“超新星大爆炸”集中发现与展示中国文学种种前瞻性的开阔之新象与异禀……与《作品》文学未来价值的坚守及勇进背向而驰的是，一些曾经的牛刊质量大尺度下滑、沦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