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阔和坦荡（散文）

北方夏季多雨，街面水流缓缓，不免生起愁思，傍晚得闲，打开微信，是孟总发来的链接，看到《作品》杂志创刊70周年的征文启事。拙作中篇小说《一柱楼》曾发表在《作品》杂志2022年第1期，居当年季度投票榜单和年度投票总榜单，与该刊缘分因此而起。

年少时学中文，有文章存放或投稿，存放的大都不满意或未完成，投稿的也多没了音讯，不像某某作家忆及收到《收获》杂志社退稿信时的“既伤感又憔悴”，不伤感是明白文学乃把玩之物而并非此生事业，不憔悴是知道各杂志取稿趣味不同而文又无第一。当然也有“买彩票中小奖”的时节，经过不断努力，文章变成了铅字也拿到了小小稿费。

我自幼生长在古都开封，它虽已不是千年前培养出诸多士大夫的东京，但生活在那里的市民却还浸透着旧都气象的气息，他们赏菊、斗鸡、吃大盘荆芥之余，时不时会吟诗、习字、写写文章。记得读初高中时，班上学生争相以写出好作文为荣。每当老师在讲台上将某某同学的作文当成范文来念时，我们总会把那位同学当成膜拜对象，私下里想与之成为朋友。那时候，学校附近也有几家书店，除了卖一些辅导试卷之外，也有鲁迅、胡适、季羡林等文学大家的著作。正是这种文化氛围的熏染，使我若干年后习了中文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不应该说是“创作道路”，虽然发表过文章出版过著作，可自己并不靠稿费过活，当然很少有作家能够依赖它潇洒度日，这就涉及文学和生存的课题了。

三岛由纪夫在其散文《我的母亲——我的最佳读者》里写道：“我愈热爱文学，父亲愈是大力反对，他担心我变成一个无法自立生活的艺术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小说《情人》中写道：“我想写作。这一点我那时已经对母亲讲了：我想做的就是这个，写文章，写作。第一次没有反应，不回答。后来她问：写什么？我说写几本书，写小说。她冷冷地说：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考过以后，你愿意，你就去写，那我就不管了。她是反对的，她认为写作没有什么价值，不是工作，她认为那是胡扯淡——她后来对我说，那是一种小孩子的想法。” 沈从文在其《自述》一书中写道：“当时还少有人听说做‘职业作家’，即鲁迅也得靠做事才能维持生活。记得郁达夫在北大和师大教书，有一月得三十六元薪水，还算是幸运。《晨报》上小副刊文章，一篇还不到一块钱稿费。我第一次投稿所得，却是三毛七分。”

举这三个例子，是在强调，在告诫，也可以说是在自省，尤其在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要平衡好文学与生存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纯为了文学而“无法自立生活”，也不能为了要写几本小说就不参加“数学教师资格会考”，更不能为了要当职业作家而不去“做事”进而不能维持基本的家庭生活。这是给你给他给普罗大众说的心窝话，就像妙玉拉着宝钗和黛玉的衣襟去吃“梯己茶”一般，话虽糙但理不糙，至少不像某些作家为了自己的新书发布会而不惜鼓吹文学创作的高贵和圣洁。

大学毕业后，怀抱着文学在北京某家出版社做了五六年的文学编辑，校稿编书，编书校稿，囿自己于狭小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愈接近无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精神上也愈加困顿，于是逃离了出版行当。后来，去了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沈念是我们的班长，其间他的散文《艽野里》发表在《作品》杂志2018年第1期。当时《作品》杂志社实行稿酬改革制度，为作者谋利，让读者发声，对作家作品进行季度、年度网络投票，入围作品会有二次、三次稿费。

在人民大学读书时住在红二楼，老式的苏联建筑。沈念住在三楼靠南的宿舍，我住在二楼靠北的宿舍，课业之余我会上楼找他，或谈天说地，或喝茶吃饭，或下楼一块去学校的游泳馆游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天下午，我在微信上浏览到一投票链接，沈念的散文《艽野里》也在里面。初看后，我就自发地给他拉票，在诸多微信群里转发，写下投票要求，免不了发一下红包，二十人或五十人的，点到的会投上一票。经过激烈的角逐，沈念的散文《艽野里》入围春季赏散文名单，后来又入围了2018年《作品》年度散文榜单，一篇文章拿到了三次稿费。自此，《作品》杂志火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作家班，我们那些同学都以能够在《作品》杂志上发表作品为荣。

人大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河南的豫西工作，一人在此，无亲无故，周六周日闲暇时找家咖啡馆看看书或是写点文章，算作精神上的慰藉吧。因自己有些古文功底，便想着用明清白话语言写一部中篇历史小说，锁定的朝代是清朝，而清朝典型的事件则是文字狱，于是就选择了徐述夔这个人物。为了还原当时访友投帖、科举考试、饮酒赋诗的场景，其间查阅了大量的论文，经过一年半的跋涉书写，共计三万余字的中篇得以完稿。

写完后，我投给两三家杂志社，均被拒稿，原因大概是明清白话属于老旧的语言，属于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鲁迅们一生都要打倒的语言。到了11月份，我突然想起《作品》杂志社，便将拙作《一柱楼》发了过去。一周之后回复了，编辑对《一柱楼》较为赏识，同时问这种题材的小说手头上还有没有，有的话一并给推一推。我说，尝试写一篇就弄得精疲力竭，手头上哪还有藏货？

两个月后，中篇小说《一柱楼》顺利发表在《作品》杂志2022年第1期，急忙忙将喜悦分享给孟总，孟总表示祝贺的同时要召集一帮文友给开作品研讨会，让我写篇关于创作《一柱楼》的经历。没过多久，《一柱楼》作品研讨会如期召开，由于疫情的缘故，也没能邀请《作品》编辑参加，只是叫了当地的一些文友，就作品的品质、语言特色和叙事方式等畅所欲言，从不同视角表达了对《一柱楼》的见解。

当然私下里也不乏有人调侃，有言之我的老师是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阎连科，《一柱楼》的发表与名家推荐脱不了关系。其实，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虽然拜在阎老师的门下，但三年求学生涯遵从他的教导也没有写什么中篇小说，只是读了一些关于小说创作的书，到现在我并没有让他推荐过我的小说，甚至连序文也不曾请他写过，以前不会，现在不会，将来更不会，并不是跟他关系不好，而是我内心深处并不想借他的文学之光来拔高自己甚至自己的作品。我总觉得作者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它自身的命运存在，发表了出版了并不代表它真的好，没有发表没有出版也不代表它真的不好。

由于我平时多结善缘朋友多，在投票活动期间，他们大都愿意给我投票并拉票，包括那时候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沈念班长，他也给我投了宝贵的一票。中篇小说《一柱楼》最终拿下了《作品》杂志该年春季投票榜单和年度投票总榜单，稿费在千字五百元的基础上，获得二次、三次奖励性稿费近三万元，也算是这么多年写作生涯中的一次惊喜和鼓励吧。文学作为一门饱含孤独的艺术，台湾作家朱天文的妹夫唐诺先生曾即兴提到文学是孤独的事业，他说一个选择文学的人，就像掉在了浩瀚的大海里，没有人可以帮你，没有人可以救你，能够帮你和救你的只有自己，只有自己坚强的文学意志。为了活下去，你要不断与海浪搏斗，这是非常残酷、非常孤独的，这让我想起加缪笔下那个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每天重复同样的劳动——推石上山，第二天醒来石头又回到了山下，又得重新推石上山。文学又何尝不是这种劳动呢，重复而孤独，孤独而荒诞。

时至今日，我并没有见过《作品》杂志的编辑，与他微信聊过，当然也打过电话，没想到掰起手指一算，与他神交已经六年了。他在广州工作，我之前在北京读书（毕业后回到河南），我们并没有共过肥马轻裘的年少，却因彼此爱好文学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在安静的异地的家里，在堆满文学著作的书房，在推窗即可看见黄河的窗前，青山隐约，夏木葱郁，在这个晴暑的午后，我即将写完这篇与《作品》杂志有关的文章，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辽阔和坦荡。在这么多年学习文学的漫长岁月里，我是最能够感受到文学之光的一个人，期间也得到过文学的救赎，总感觉我走到哪里，文学就跟我到了哪里，我想它的时候，它就在我身边，不曾离开，也始终没有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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