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入国民党军报的中共情报小组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黄土地拥抱的宝塔山，矗立在东南方；梁梁峁峁上的一孔孔窑洞，亮起了灯火。这里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心，又是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信心所在。

1944年3月4日，党中央收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电报，称有一批“特殊”的记者要访问延安。

在此之前，国民党一直采取特务手段监视、封锁陕甘宁边区，检查、删减、禁止刊发涉及中共的新闻报道，同时严禁新闻界特别是外国记者去那里采访。5年间，国民党没有批准过任何一位外国记者或外交人员进入这片黄土高原上的“红色地带”。

1944年2月，外国记者集体采访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的消息被禁止按原意报道，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各界人士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极力主张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美国政府致电蒋介石，说罗斯福“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党地区”。在国内外舆论和来自盟国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勉强批准了采访请求。

国民党高级智囊陈布雷对此“极为戒慎恐惧”。针对观察组的延安之行，陈布雷召集有关部门商讨对策、作出部署，最终敲定了由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以及2名领队、4名陪同人员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中国记者中，《大公报》《国民公报》和《新民报》的记者是凑人数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以及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政治面貌不是军统就是中统特务，或者是长期从事反共宣传的人。国民党委员长侍从室幕僚唐纵在日记中颇为自信地写道：“对共党宣传战即开始。”他万万没有想到，由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扫荡报》社长黄少谷亲自挑选的《扫荡报》记者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位国民党军报的“骨干”早就和同学们集体打入《扫荡报》。他们成立了一支特别情报小组，用“军方喉舌”的身份做掩护，努力扩大新闻线索，重点获取军事情报，为中共掌握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作出了贡献。

一盘训练班的“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破坏革命组织，杀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禁止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些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被迫东渡日本，到异国他乡寻求真理，并设法寻找党组织。合肥肥西县三河镇人曹祥华就是其中之一，他像一个“细胞”来到日本，寻找党组织。

曹祥华早在中学时就加入了反帝爱国斗争，并渐渐从学生领袖成长为革命的中坚力量。1934年，东渡日本后，曹祥华保留党组织关系，考入了日本法政大学。

1935年9月，林基路（中共党员）等人秘密联络留日的党员，再次成立了中共东京支部（大革命时期，童长荣、王步文等人成立了早期中共东京支部，后因日本法西斯的破坏而陷入瘫痪），安排曹祥华、谢爽秋、李哲愚和贾植芳等人参加公开合法的“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选举，结成了广泛的留日学生统一战线。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深，留日学生的处境日益艰难，与日本当局的冲突更加激烈。不断有学生被军警以“反日作家”和“抗日分子”的“罪名”逮捕，经过残酷审讯后被驱逐回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1000多名留日学生愤然中断学业返回祖国，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国民党为了控制这批血气方刚、受过高等教育的留日学生，分别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设立了“归国留日学生招待所”。归国学生在各地登记，统一到南京报到，接受短期军事训练再分配工作。为了抗日，刚刚返回祖国的曹祥华、谢爽秋、李哲愚和贾植芳等人也先后报了名。

1937年9月，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在南京成立，统一训练这批学生。训练班设教务、训育、总务三个处和军训总队（辖两个大队，一个女生独立中队）、医务所，开设《三民主义》《建国大纲》《领袖言行》《曾文正公家书》《世界政治史》《中外史地》等课程。

后来，“特别训练班”奉命转移到武汉，改隶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编入“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更名为“留日学生训练班”。学生毕业后，一部分留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三青团中央团部”“中央教育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等部门，大多数派往各军、师政治部担任秘书、科长、科员、团指导员等职务；女学生被分派到“行营”“战区”的政治部政工大队工作，或派往宋美龄的“中国妇女战时服务团”。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留日学生训练班”这股抗日力量。中共南方局指派黄静汶、钟韵明与曹祥华、李肇嘉取得联系，秘密考察学员中的优秀分子，先后发展了李哲愚、谢爽秋、邓达章和谢挺宇等人入党，并指示他们伺机打入国民党的军政要害部门，做好“长期埋伏”的准备。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

1930年以后，蒋介石采取“安内攘外”的方针“剿匪”，结果“愈剿愈起”。九一八事变后，部队厌恶再打内战，要求抗日，政工工作一落千丈。以往国民党政工人员常用的标语、口号、戏剧、演讲等方式已经不足以适应形势，需要创办内容承载量更大、形式更直观的报纸来满足心理战术的需要。

1931年，贺衷寒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秉承蒋介石关于政工工作是“军队的灵魂”“军队的精神保姆”的意图，为“加强对‘匪’政治作战与对国军官兵的政治教育”，决定办一份报纸。报纸被命名为《扫荡三日刊》，寓意“扫除匪贼，荡平匪巢”，“先办三日刊，每礼拜出两期”，每期发行量数千份，主要读者是军队政工人员。创立了国民党军队创办“军报”的先河。

1932年6月23日，《扫荡三日刊》更名为《扫荡报》，开始对外发行。

经过几年的发展，《扫荡报》发行量居全国首位，从单纯的军报发展成面向社会的军办大报，具备了全国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扫荡报》同人都具备军人身份，有组织，有干劲”，其军事报道经常被《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外国媒体直接采用，被冠以“中国陆军机关代言人”的称号。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扫荡报》转隶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国民党派系林立，土木系的陈诚当然要挑一批门生去充实报社各个部门。

中共南方局安排曹祥华、贾植芳、邓达章、谢爽秋、李哲愚、谢挺宇等人，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入《扫荡报》，分别担任专栏编辑、国际版编辑和军事记者。他们利用《扫荡报》的特殊地位，做党需要的情报工作；利用军报记者的有利身份，搜集重要的战略情报。

党组织把潜伏在《扫荡报》的几位党员编成一个党小组，派黄静汶担任组长，负责单线联系和情报传递的工作，形成了隐蔽精干的情报小组。规定了组织关系“转地不转党”，不与其他党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为了能够长期埋伏，允许他们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入党入团时，不必表示迟疑态度，以免引起怀疑”。

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特别交代了“站稳岗位，多读书，多交友，往上爬”，不仅要打入敌人心脏，还要努力向高层职务和能获取更多情报的部门渗透。

曹祥华利用编辑身份，以撰写专栏文章的名义主动出击。对国民党军队要撤到哪里，国民党党媒要搞什么宣传等，掌握得一清二楚。谢爽秋、李哲愚利用记者身份，收集重要军事情报，随时随地向党组织报告国民党各战区随军记者、各集团军战地记者和各个军事政治部军事通讯员发回的独家战讯。

情报小组成员接触大量国民党军政要员、民主人士，了解他们对各地战况、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态度和见解，从中分析出有价值的情报。每当前线战况激烈时，他们就主动采访返回重庆的军事将领，不仅不会引起怀疑，还能从当事人嘴里获得直接情报。同时，情报小组成员还根据线索，对国民党特务进行循线侦察。1939年，八路军办事处请李哲愚对国民党军令部驻延安的一名联络参谋进行调查，判断对方搜集了什么情报。正因为有了国民党军报记者的身份，李哲愚才不露声色地摸清了对方的底牌。

李哲愚、贾植芳还奉命打入国民党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分别担任中校新闻检查员和山西新闻检查处中校副主任，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报纸、新闻刊物、通讯社的新闻稿件中搜集新的情报来源。邓达章利用贺衷寒和陈诚的派系矛盾，调到陈诚身边做机要秘书，多次向党组织传递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文件。

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启程前，国民党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和反共宣传活动，试图混淆视听。国民党宣传部门预测了外国记者可能关注的重点问题，自说自话地在重庆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文章，进行“提醒”“引导”；为了配合国内的反共宣传，提前将反共言论的英文稿寄到美国发表；煞费苦心地分发给外国记者一些陈述中共“罪行状”的内部资料；命令胡宗南调来西安一带的特务，伪装成各色人物，向外国记者提供各种拙劣的伪证。国民党特务机关更是在“参观团”的记者动身前，就拟定了严格的《招待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外报记者赴陕北参观办法》等措施，规定了从延安拍发电稿通讯的检查条款。

尽管机关算尽，在“参观团”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外国记者福尔曼就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详细告知了国民党当局对此行的“精心策划”和安排情况，其中包括国民党当局在西安建立“临时总部”，专门负责对记者的接待和宣传工作。“匿名信”的内容全面、详实，达到了让外国记者希望“尽可能加以证实”的心理效果。

《扫荡报》记者谢爽秋到延安后，没有单独行动，总是和“参观团”成员一起，做“本分”的记者。其实，中共南方局给他布置的任务只有一个：通过国民党军报记者的特殊身份，及时掌握国民党当局关于“参观团”的所有策划和安排，以及路线设置，使延安在接待中外记者团时，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悉心安排和应对措施，从而保证这场舆论宣传战线上“封锁与反封锁”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黄静汶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副司长、顾问（部长级待遇）。曹祥华历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上海市高教局教学处副处长、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图书馆副馆长职务。谢爽秋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越南大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李哲愚历任四川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西南师范学院副院长。邓达章任轻工部下属进出口公司负责人。贾植芳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谢挺宇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多年后，曾任《扫荡报》总编辑的毕修勺，才从贾植芳口中得知，“曹祥华他们都是地下党”。

这支由留日学生组成的中共情报小组，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打入敌人的要害部门，与狼共舞，顽强奋战，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