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主题建构下的教学思考

对高中学生而言，他们对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以及中华文化传播与辐射的了解相对浅显，无法构建完整的时空体系。这给《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一课的学习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该课程涵盖了大量历史事件，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如何对课程内容进行取舍和组织，如何深度探索和设计，都是对教师专业理解力和建构力的严峻考验。

根据《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的指引，我们应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理念，构建结构化的课程内容，并以主题为引导，创设情境化的学习内容，以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围绕特定的主题，构建全面的知识架构，用开阔的视角和丰富的情境设计来设置课程内容。

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这一课的设计，笔者围绕“中华文化”这一中心主题，以中华文化的“吸纳与借鉴”、“传播与辐射"两大主线，深人探讨其发展脉络。在“吸纳与借鉴”方面，从“佛教传人——东方文化的局部融合”“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两个维度，揭示中华文化在交流中兼收并蓄、不断发展的特质，展现其深厚的包容性。而在“传播与辐射"方面，则从“中学东传——东亚文化圈”"中学西传——四大发明”两个方向，厘清中华文化在交流中发展以及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逻辑，阐明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力度和广度。这样的教学设计不仅能够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也有助于他们更深人地理解和掌握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一、引入：引经据典，导出主题，展现逻辑

许云老师在《万古江河》一文中提出了一种视角：由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中国”，一步一步走向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每一步前行，“中国”都要面对别的族群及其缔造的文化，经过不断接触与交换，或迎或拒，这些互动让“中国”不断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那些邻居族群的文化，甚至“自己”和“别人”融合为一个新的“自己”。通过许卓云老师的话引导学生思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是如何改变自己，又是如何改变他人的文化的，从而引出本课的主题。

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独树一帜地发展了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它能不断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互调适，适应时代变迁的节奏，无论是内在的千百年来的更送，还是对外所表现出的吸纳和融通能力，均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

在“吸纳与借鉴”方面，其过程颇具意义。两汉之际，佛教文化的输入为我们文化的多元性注入了新的活力；而魏晋时期，儒、道文化在碰撞中相互融合，并逐渐实现隋唐的本土化，这标志着其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观明末至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开启，我们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接纳并借鉴西方文化。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开眼看世界、中体西用和维新变法。随着列强的侵略与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社会各阶层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所进行的斗争与探索，从表面到深层，从浅显到深入，反映了中国曲折的近代化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不断升华，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

在“辐射与传播”方面，中华文化也在不断向外扩展其影响力。比如，“中学东传"现象形成的以中华文化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也称为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同时，中华文化也向西传播，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这被称为“中学西传”。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彰显了其世界意义。

将中华文化的发展置于人类文明从低级到高级、世界从分散到整体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得到横向的解释，还可以进行纵向的延伸。这样的教学过程不仅符合课标的要求，还渗透了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它帮助学生建构起完整的知识体系，训练学生从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学会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从而形成清晰的历史认知逻辑和开阔的思维视野。

二、吸纳与借鉴：中华文化在交流中发展

一些学者把秦朝之前定义为中华文化自主成长的初期阶段，而将汉朝至宋朝视为中印文化相互交融的时期，再后来，大约近五百多年里则是中西方文化深刻交融的阶段。梁启超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笔者通过“佛教传入——东方文化的局部融合”“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两个方面的纵向联系，阐述了中华文化在不断交流与碰撞中发展壮大的过程。

（一）佛教传入——东方文化的局部融合

佛教起源于古老的印度，但随后在原乡逐渐衰落。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后，虽然与本土文化有过冲突，但最终被中华文化吸收，得到长足发展，还进一步传播到东亚、东南亚地区，经历了“输入——吸收——又输出”的双向互动过程。

印度佛教逐渐演变为中国佛教，成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转变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还渗透到绘画、建筑、逻辑思维、语言词汇、文学艺术、礼仪习俗和处事态度等多个层面。中国在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中国在保存佛教文化资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工作包括翻译佛教经典和撰写佛教历史著作。如东晋法显所著的《佛国记》和唐朝玄装口述的《大唐西域记》，这些著作至今仍是研究古代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的重要历史文献。

其次，中国佛教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这主要体现在撰写新经典、倡导新教义、创建新宗派、建立新圣地以及创新的艺术形式如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和书法艺术等。

再者，中国也积极向世界弘扬佛教文化。这一过程不仅传播了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成果，更是以佛教文化为载体，全面弘扬和传播了中华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其能够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同时又能对外产生深远影响，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强大的生命力。

（二）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中，西方文化的传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明末清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诸如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等西方耶稣会传教士跨越重洋来到中国。这一历史事件，掀起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次“西学东渐”。他们不仅带来了欧洲的宗教神学，还将近代的世界观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成果广泛传播于中国学术界，为部分士人打开了视野。然而，这种文化交流的成果仅在少数士大夫阶层中短暂流传，大部分内容深藏于皇宫之中，未能得到广泛普及，更未能对中国的发展轨迹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中国在这一时期错失了追赶西方历史的机遇。

明清两代，全球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清朝政府依然封闭国门时，欧洲的资本主义迎来了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随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加剧，使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挑战。这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让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开始积极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此后，西方的技术、制度、思想文化等纷纷传人中国，与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与交融。这种碰撞与交融引发了近代中国的多次社会变革，包括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等。在这些冲击与交融中，中华文化艰难地实现转型，逐步走向现代化。可以说，中国在不断地学习与适应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总之，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融合，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明末至近代的西学东渐，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转型。中华文化在不断地交流创新中焕发新生，保持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三、辐射与传播：中华文化在辐射中传播

瑞典物理学家阿尔文博士曾说，人类若想持续生存发展，必须汲取孔子的智慧。中华文化不仅在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茁壮成长，同时也源源不断地向外扩散其影响力。

（一）“中学东传”的历程塑造了东亚文化圈

昔日大唐盛世，国力强盛，中华文化的魅力辐射至整个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文化为轴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围囊括了东边的朝鲜与日本，东南的越南，以及更远的东南亚国家。甚至西北大草原，直达西伯利亚大森林，东北延伸至外兴安岭内外。在文字、儒学、制度、律令、历法、建筑、绘画、音乐、饮食、服饰、节日等诸多方面深受唐文化的影响，甚至模仿中国文化。这种深远的影响力，至今仍清晰可见。

（二）"中学西传”的历史见证了四大发明的传播

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如此评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欧洲封建统治逐渐衰落。指南针为开辟新航路和殖民扩张提供了技术支持。而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人，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总之，中国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人欧洲，推动了欧洲的社会转型。

到了18世纪，伏尔泰等人以孔子思想为武器，宣传启蒙思想，掀起了启蒙运动。这一举动不仅促进了欧洲社会的思想解放，也为世界的进步增添了新的动力。所有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对世界影响和贡献的生动写照。

本课教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聚焦于“中华文化”的中心主题。通过深入探讨“中华文化在交流中进步、在辐射中传播”这两条重要线索，构建了全面而完整的知识架构，有效整合了分散的学科知识，引领学生形成严密的思维逻辑。这种教学方式深化了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加强了历史解释等核心学科素养的实践。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不断焕发新生，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维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而不断延续。理解文化交流与传播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树立文化自信，涵养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