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非一无可取，但特朗普拿了坏版本

当经济学家们明年庆祝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250周年时，特朗普的重商主义行径将成为一个不和谐的背景。毕竟，他对双边贸易平衡的痴迷、对进口关税的美化，以及围绕国际贸易采取的零和手段，都已无视斯密的教诲，重启了坏版本的重商主义做法。

事实上，重商主义从未像经济学家们想象的那样消亡。美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明确反对斯密思想，主张通过进口保护来发展新兴产业。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和“依赖学派”的其他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应保护其制造业免受进口竞争的影响，而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等一些遵循他们建议的国家都实现了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同样，东亚各国政府也采取了重商主义和斯密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利用出口和私营企业实现发展，其结果就是许多人眼中的经济奇迹。虽然这些政策制定者中很少有人会明确地将自己与重商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他们所信奉的“发展主义”却与重商主义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而斯密做法与重商主义做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如何对待消费和生产。现代经济学借鉴了斯密的观点，将消费作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斯密驳斥重商主义者，认为“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

相比之下，重商主义者本能地强调生产和就业。一个国家生产什么其实是相当重要的，而小布什总统的一位顾问所谓生产薯片和生产电脑芯片没有区别的说法则极其荒谬。此外，一旦生产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那么贸易顺差就会比贸易逆差更有好处。

在传统主流观点中加入各种市场失灵因素，就有可能调和这两种观点。当今的斯密主义者会承认，决策者不应在某些制造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时，依然不对生产结构进行调整。但出发点也很重要。除非存在极有说服力的反向证据，否则主流经济学家一般会反对“挑选赢家”。而重商主义或发展主义倾向的人，则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问题在于谁来承担举证责任，因为这决定了我们会将产业政策视为正常还是反常。

当代经济学家对消费的斯密式关注，也导致他们低估了工作在决定福祉方面的重要性。工作这东西，在经济学家用来描述消费者行为的标准“效用函数”中，是个必要之恶：它们创造购买力，但由于减少了闲暇时间而具有负面价值。但事实上工作是人生意义、尊严和社会认可的一个源泉。经济学家们没有意识到岗位流失所产生的个人和社会成本。

另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斯密认为，重商主义的一个缺陷是它助长了政策制定者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滋生腐败的根源。但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在前沿创新、绿色产业政策或区域发展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密切、迭代式的关系却非常成功。当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无论是技术不确定性还是其他方面），与企业紧密合作要比严格分开更为可取。

每种观点都有自己的盲点。重商主义者太容易将生产者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斯密的知识界徒子徒孙们则低估了生产和就业的重要性，忽视了公私合作的优势。而好的政策往往是一个寻找正确组合的问题。

当然，这些都不能证明特朗普的做法是正确的。他那些混乱不堪、不分青红皂白的贸易政策对于扩大在美关键性战略投资作用甚微，而且充斥着裙带关系，对那些有政界关系的企业发放豁免并允许它们对制度上下其手。这一版本的重商主义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它体现了该战略最糟糕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