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中国做对了什么,还应做什么?

作者: 徐沛宇

新能源中国做对了什么,还应做什么?0
杨雷(左),马克(右)。摄影/魏媛

5月2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电力工业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4月底,全国累计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9.9亿千瓦,超过全球总装机量的40%;风电装机容量5.4亿千瓦,超过全球总装机量的45%。

截至2024年末,中国光伏组件产量超过全球产量的80%,锂电池产量超过全球产量的75%,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全球销量的70%。

2015年,中国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量占全球的19%,风电累计装机量占全球的33%,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的60%,锂电池产量占全球的10%,新能源车销量占全球的40%。

十年间,中国新能源产业飞跃式发展,展现了惊人的全球统治力,但部分行业也陷入了产能过剩和价格战泥沼。据《财经》统计,仅A股上市的八家头部光伏企业,2024年合计亏损就达到370亿元。

新能源产业,中国做对了什么,还应该做什么?就此主题,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博士近日做客《财经》演播室,与《财经》执行主编马克进行了深入探讨。

杨雷曾长期在国家能源局任职,亲历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壮大和中国能源行业的市场化转型,加入北大能源研究院之前,他在国际能源署工作三年,担任署长高级顾问。

杨雷认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制造能力已经很好了,如何消化制造能力是现在的迫切问题。2012年-2013年,欧美的“双反”(反倾销反补贴)险些给中国光伏产业带来灭顶之灾,后来靠国内需求走出危机。如今,光伏行业走出困境同样需要进一步激发国内需求,这又需要中国能源产业加快市场化进程,在价格机制、市场机制的建设上迈出更大步伐。

杨雷认为,特朗普政府虽然再次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协定,但其能源政策的核心是去监管、加快市场化发展,这客观上有利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和欧洲在气候议题上有更多共识,有了美国的压力,现在是中欧加强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好时机。

以下为对话摘要。

中国新能源产业崛起四要素

《财经》:从产能和装机量上看,中国新能源产业已是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了,回顾过去十年,你觉得我们做对了什么?

杨雷:首先是相信市场。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绝大部分领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行业的创新主体也是民营企业。

第二点是政策。从2002年的五号文、2015年的九号文,到近年来的增量配电网改革、现货电力市场建设,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在能源领域推进市场化改革。可能有人仍然觉得市场化进程慢,与自己的预期有差距,可是我们要看到,20多年来市场化的方向一直未变。国家油气管网公司的成立也是天然气市场化的重要举措,走得比电力改革要快。现在业界已经有基本共识,即要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情况下,以市场化的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政策导向一直没变。

第三点是相信技术。这一轮产业革命或者说能源革命的推动力是技术,我们也一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又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改变,带来了商业模式的改变,推动我们进入新时代。如果说应对气候变化,应对资源不可持续性等等是外部压力,那么技术就使我们找到了内在动力。现在从国家到企业都重视创新,重视科技研发,而且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

《财经》:国外有一些声音说,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如此迅速,靠的是政府的产业政策。说得有道理吗?

杨雷:从全世界来看,新能源都有很多激励政策,这种政策导向是没问题的。中国也制定了这样的产业政策,我要强调的是,发挥真正可持续的、基础性作用的是技术和市场。比如,我们也支持过乙醇,但它并没有达到光伏一样的规模。政策在支持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选择,也会有试错,最后胜出的肯定是市场的选择。

产业政策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对光伏、对电动汽车的支持都加快了产业发展步伐。这一点国际上的反应比较大,也可以理解,但如果说中国靠产业政策支持出来这种成功,这种看法是比较片面的。

《财经》: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市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欧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市场,而它就是靠欧盟各国的补贴撑起来的。为什么欧盟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新能源产业,而我们却跑出来了?

杨雷:欧盟的新能源产业依然很强。比如,德国的光伏风机安装量占比以及发电量占比都远超过我们。制造业欧盟确实没发展起来,他们按照比较优势的传统原则,更多的是买中国的现成产品。

中国光伏产品为什么便宜?因为从多晶硅的炼制到加工、切片、组装,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在支持。这是中国产业基础的优势,也是国际分工的选择。欧洲人可能会想,我既然做汽车做得更好,我就做汽车,光伏组件买中国人的就好了。但是疫情以后,以及俄乌冲突也带来影响,各国对供应链风险更加重视,要让制造业回流。但很多国家的生产成本较高,比如美国,做同样一个光伏组件可能要比中国贵一半还多。如果有的国家一定要让制造业回流,其实也有好处,因为产业兴旺靠得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有很大的优势,可以去投资,可以直接技术输出。很多技术是在互相学习中进步的,合作肯定是更好的。至于产业链安全的关切,大家要坐下来谈,武断地“去中国化”是不理性的。

《财经》:除了市场、政策、技术,我觉得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也有讨论说企业家精神和工程师红利哪个更重要?我觉得企业家精神更重要。没有企业家精神工程师红利就无法盘活。所以这四点加起来,能够比较完整的解释中国新能源产业何以如此迅速的崛起。

杨雷:企业家靠的是市场。市场就是让你去富贵险中求,能够为天下先,做别人不做的事,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说到底是需要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来奖赏这些行为,然后才能推动产业发展。

《财经》:市场跟企业家是鱼水关系,鱼只有在水中才能畅游。

杨雷:水弄好了,鱼自然会大量繁殖。

过度底线思维会适得其反

《财经》:2015年我们发起《能源列国志》专栏,是想把国际经验介绍过来,为国内能源转型做参考。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了,那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国际经验可以让我们学习了呢?

杨雷:不能妄自尊大,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就是谦虚,这永远是美德。而且我们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比如市场化机制和商业模式我们还很不完善,很多原创技术我们也不足。“我们的新能源产业现在是世界第一了,不用学习国际经验了”——这种想法千万不能有,三年河东三年河西,要想持续发展就得持续学习。我们回顾历史,也需要怀有感恩之心。没有哪个成功的企业家敢说他们可以关上门做成世界领先,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关上门成为强国。

《财经》:在现在的环境下,追求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是不是也值得探讨?

杨雷:从去风险的角度,有的国家会说都买中国的东西不好,我们也认为技术卡脖子是个问题。其实这包括成本的考量,首先要考虑自己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那么这个代价高到多少是合适的,不光是中国,特朗普政府也在这样想。

《财经》:要在安全与成本,或者说安全与效率之间求得平衡。

杨雷: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和平时代,对更加激化的或者恶化的国际形势,认知是不足的。俄罗斯给了我们一个参考:一个国家如果粮食和能源安全不是问题,它就不会有生存问题。有人说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这么久了,他们是不是快挺不住了?看起来他们似乎仍是正常运行的状态,只是经济质量会降低,老百姓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但温饱不出问题,社会就容易稳住。

《财经》:核心是能源和粮食俄罗斯能够自给自足。

杨雷:其实人的生存需求没有那么多。比如总有人说,如果马六甲海峡处于战争中的话,我们就没有油开车了。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真发生这种极端情况,你还用开车来回跑吗,你生产的东西卖给谁呢?在关键领域我们必须有底线思维,但对我们面临的风险也不能太夸大,我很担心如果这种想法蔓延开来,各种非常极端的应对措施都要真金白银地砸进去,反而会给我们带来经济风险。资源配置不能长期和大规模的错位,我们不能极端情况还没来,自己先把自己给耗穷了。

《财经》:就是刚才说的,在安全与效率或者安全与成本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马六甲海峡被封锁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如果你的日常运营基于极小概率事件来设置,那整个系统的运行成本就会无限的高。

杨雷:是的,我们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教训。

哪些重要事情我们还没做到位?

《财经》:刚才讨论了我们做对了什么,那反向来看,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做却做得不到位,甚至都没有开始做的?

杨雷:这值得好好探讨一下。我们说相信市场,可是能源市场有没有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天然气价格,国际上不接受中国价格,因为你没有一个足够完善的市场来形成价格,很多都是在原来政府定价的基础上不断地产生变种。我们是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但没有长期合同是按照我们的价格指数签的,这也显示了软实力不足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加快价格市场化步伐,包括商业模式。发达国家的能源市场化改革走得比较早,在商业模式创新上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它们的政策工具中有很多比较中性的,就是用各种方法设计一个市场,让它优化资源配置。我做过天然气市场化改革的很多研究,知道这里面国际社会也是试了很多错,有的试错产生了较高的社会成本,希望未来不要再有了,我们可以摸着别人的石头过河,不要自己再付一遍代价。

我们在基础创新领域也有很多要学的,现在我们的科研体制,最大挑战是如何能够鼓励真正的创造、鼓励原始创新,而不是唯论文唯项目,搞了很多KPI,反而离真实的科研更远了。

《财经》:20年前我们就在讨论为什么没有中国价格,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杨雷:从经济学常识来讲,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最佳的工具,但在能源领域怎么就这么难呢?还原能源商品属性的时候,它有没有什么特殊性?能源的确是有一些特殊性的,它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基础设施的制约。

比如说,风光发电站建起来了,我要卖电,但没有电线、没有电网,你卖不出去。你想开发一个天然气田,天然气采出来之后要有管道才能卖出去。当时西气东输管道筹备我是全程参与的,当时大家很悲观、保守,因为没用过天然气,你建设管道去游说他们用,他们说我要不了这么多气,这个价钱我也得想想,那你还要不要开发气田,还要不要投资建设昂贵的管道?你就会犹豫。

天然气行业普遍都签署了照付不议合同,就是即使你暂时不要天然气,你也得付钱。电是更加实时的商品,发出来就必须要用掉,是瞬时完成的,这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更高。所以,能源产业需要一整套设施和规制来支撑,电也好、天然气也好,早期都是上下游一体化的垄断结构。

新能源中国做对了什么,还应做什么?1
2024年9月,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黑沿子镇一处“渔光互补”发电场和风电场遥相呼应。图/新华

经典小说推荐

杂志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