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不同的鹿角宝座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宝座中，有一类鹿角宝座，造型迥异于常规的宝座，令观者过目难忘。

鹿角八叉，成椅多样

如故00207859这件乾隆时期的鹿角宝座，其靠背、扶手、座面边框及腿足、托泥皆由鹿角拼组而成，相接处以錾花铜活包覆加固。座面为四拼楠木心板，面下髹红漆，有穿带二根。背板开光在象牙随形板心之上有阴刻填金乾隆帝御制诗一首：猎获八叉角，良工制椅能。由来无弃物，可以备时乗。讵是仙都遗，从思家法承。夔夔戒倚侧，棣棣慎居兴。休制形犹曲，丰尖柔足征。底须七宝饰，朴素审堪称。落款为乾隆壬午仲秋御题，即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下有篆书“几暇怡情”“得佳趣”白文方形印各一。库房现存另一件鹿角宝座与此件造型基本一致， 背心板题诗亦同，惟鹿角形状略有差异。

从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油木作活计档中的记载可知，现存的这两件鹿角椅应属于当时所制四件宝座中的两件，通过档案，还可以了解到这四件鹿角宝座制作的一个细节，即连接鹿角枝杈的原本是铁鋄金做法金属构件，但呈览之后，乾隆皇帝认为工艺粗糙，对承办人给予了处罚，并将金属构件的做法改为铜镀金錾花工艺。

乾隆帝对此种宝座的样式似乎很满意，之后起码又制作过两件，在乾隆三十年十月十六日，油木作活计档中有记载。

此种造型独特的宝座，因何被制作，又为何制有多件呢。在此，不妨将故宫所藏同类宝座作一检视，或许可以找到些许线索。如此件鹿角宝座（故00207861）靠背边框及扶手为整对鹿角构成，背板黑漆边框，内镶楠木心板，其上起线圆光中有阴刻填青乾隆帝《恭咏皇祖鹿角椅》御制诗一首：大狝年年幸塞沙，诘戎深意詟荒遐。虞人惟许献三杀，匠氏因教制八叉。既朴而淳供憩息，匪雕以饰戒奇衺。昭哉白水钦前迹，鄙矣青毡诩旧家。落款为乾隆癸未夏六月御题，即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下有篆书“乾隆辰翰”方形白文印一、“得象外意”方形朱文印一。座面呈三角形，亦为黑漆边框，堵头处装雕云纹紫檀木一块。面心为藤编软屉，下有红漆T字形穿带。腿足亦用整支鹿角，角尖处插入黑漆托泥上镶嵌的象牙短柱之内。

关于此件鹿角椅，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一日油木作活计档中有记载，从中可知此椅背板原与座面同为藤心，而圆光、线脚、压边等细节的记载，皆与实物相应，可以确认档案中记载的即为此件宝座。而更重要的是，其上所题御制诗表明，该宝座为康熙时期制作。当时陈设于曲水荷香亭，即康熙三十六景中的第十五景。

标号为故00207860的鹿角宝座为圈椅造型，椅圈为整对鹿角成做，靠背以两支经过裁截的鹿角夹抵紫檀木心板，板上有乾隆帝阴刻填香字《恭咏皇祖鹿角椅》御制诗一首：制椅犹看双角全，乌号命中想当年。神威讵止羣藩詟，圣构应谋万载绵。不敢坐兮惟敬仰，既知朴矣愿捐妍。盛京惟远兴州近，家法钦承一例然。落款为乾隆壬辰季夏中瀚御题，即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下有白文篆书“所宝惟贤”方形印一、朱文篆书“乾隆御笔”方形印一，并诗前有白文“奉三无私”长圆引首印一。心板上下皆装雕云头牙子，座面为花梨木心板，侧缘包镶牛角片，勒以象牙阳线，做出双混面。面下四腿各以半支鹿角成做，叉尖直抵座面之下。座前随附包牛角边腰圆形花梨木面心脚踏一只，其短足亦用鹿角制成。

关于此件宝座，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三日的热河随围档案记载：“ 库掌五德、笔帖、太监胡世杰交：鹿角宝座一座（随）：足踏一件、青缎坐褥一件、青缎靠背一件，传旨：将宝座靠背紫檀木心板上所嵌镶嵌花纹去了磨平刻诗，如薄，用不得，另换心板，可堂做，将周围牙条亦去了，宝座周身有冽缝处，俱线缝收什，钦此。于十八日，将鹿角宝座一座（随足踏）、青缎坐褥一件、靠背一件，另换得紫檀木心板，刻得诗，并起下镶嵌花纹，持进安烟波致爽殿内呈览，奉旨：将宝座在云容水态敞亭内安设，其镶嵌花纹带进京内做材料用，钦此。” 可见，此鹿角宝座也是在乾隆时期更换了背心板，添刻了御制诗，表明其为康熙时期所制，而陈设的地点则是康熙三十六景中的第二十八景——云容水态。

木兰秋狝

从刻有御制诗的这三件鹿角宝座来看，其所以创制的原因，正如御制诗中所题咏的那样，是作为木兰秋狝的纪念之物。而秋狝并非单纯的游乐之戏，其作为一项大典既有保持满洲骑射传统，不忘先人创业维艰之意，又有镇抚边疆，联络蒙藏、沟通中外的现实需求。当然，作为副产品，以避暑山庄为中心，沿途各处行宫、别馆也在随秋狝举行之际，逐渐完善充实。而鹿角所制宝座，无疑最能体现秋狝的成果，将之陈设于山庄等处，可谓恰如其分。

前引清帝御制诗中提到的“大狝”即指木兰秋狝，木兰系满语，为哨鹿之意。木兰秋狝始自康熙朝中期，并逐渐制度化，成为极富满洲特色的盛典。秋狝以狩猎为形式，兼有军事训练、和缉藩部、中外交流之义，乾隆朝举行秋狝的次数最多。既然名为哨鹿，那么鹿自然是秋狝的重要内容，当时自热河至盛京一带，鹿的种类和数量都很丰富，究竟哪种鹿的鹿角，最常被用来制作鹿角椅呢？御制诗中反复提到的“八叉鹿”到底是什么种类的鹿？这些问题仅仅依据文字并不能完满解答，借助当时的绘画作品，或许可能寻找到线索与证据。

其实在清代描绘秋狝行围的宫廷绘画作品中，亦不难寻获长有此种角枝的大鹿。下引四幅画作中，所绘公鹿形象，双角大小不同，角叉亦有多少之别，但眉枝与冰枝相距很近这一特点则是一致的，可以认为这些图像所绘之鹿，即鹿角椅之所用之角的主要来源。综合画中之鹿其角枝的分叉，皮毛的颜色，身形的大小，尾部的长短等特点来看，皆与清代东北地区盛产的马鹿极为接近。

关于马鹿，《盛京通志》记载：“马鹿，一名八叉鹿，岁取其角交官……形大如马，山中极多，亦曰父鹿。” 而在刻于鹿角椅背板上的御制诗中亦有：“匠氏因教制八叉”“猎获八叉角”之句，可以说是近乎写实地描绘了鹿角的特点。在满文中马鹿则称之为ayan，即为“大的”之义，突出了其体型上的特点，而在鹿类动物中，马鹿体型较大，仅次于驼鹿。

再参考《鹿角记图卷》所描绘的鹿角，及图后乾隆皇帝所作《鹿角记》一篇，则鹿角宝座所用之角有很大可能是马鹿之角。

因此，清代所制鹿角椅，就现存者观察，其所用鹿角，皆以当时当地最为常见的鹿类动物——马鹿之角制成。马鹿体型健硕，在鹿类动物中仅次于驮鹿，鹿角亦雄健壮观，早为世代狩猎的满洲人所熟悉。当时种群数量众多，成为秋狝中标志性的狩猎对象，故涉及木兰之历史文献，皆不称之为“马鹿”，而径直以“鹿”这一概称指代之，其情形颇类“漆不言色者皆黑”之义。因此，鹿角宝座所用马鹿之角，联结着满洲人作为狩猎民族的历史，皇帝将在秋狝中所获之鹿角，择其美者，奉献宗庙，告祭先祖，并制为宝座，自有不忘骑射根本，保持满洲尚武本色之意。历代帝王进行狩猎活动也并不罕见，但以木兰（“哨鹿”）为名进行秋狝，并成为一种制度，却是清代所独有。木兰秋狝始自康熙朝（40余次），盛于乾隆朝（39次），衰于嘉庆朝（11次），其后停废（1820年）。而秋狝活动中，从哨鹿到逐鹿再到获鹿，很难不引起联想，史籍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获鹿象征着什么，显然不言而喻。鹿角是武功的展示，宝座是皇权的象征，由鹿角所制成的宝座，自然兼有此二义。

（责编：马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