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阳，被光选中的人

尽管她总是笑着，但当扫过实验数据或患者病历时，眼里似乎总是藏着锐利。

这是王红阳，中国两院里为数不多的戎装女院士之一，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创始主任。她衣着利落，短发微卷，走起路来，腰背挺得板正，以个人魄力持续挑战科研禁区。她是科研战场上的“较真者”，也是容不得半点糊弄的“严师”。

和她的研究员们聊天，才知道在她面前，的确没有什么事可以被糊弄过去。

她会逐页审阅课题报告，不允许偷懒或者模仿；审批经费很严格，“该用的钱就用，不该用的根本经不住拷问”，只把资源砸在刀刃上。这份近乎“苛刻”的严谨，源自她对生命的敬畏—那些在她眼前逝去的癌症患者，让“为病人解决问题”成为毕生信念，而非空谈。

很难相信，从军从医50余年的她，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看不出一点疲态。想要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想要开一条从未开过的路，只要她下了决心，一切都有可能。年少时不顾一切辞去铁饭碗从军时如此，去德国马普生化研究所工作时也是如此，带一箱器材回国开启肝胆基础研究时，还是如此。

1987年，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因筹备“中德医学协会”上海年会，对仅有一面之缘的王红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才惜才的吴孟超就和恩师裘法祖联名推荐这个年轻的消化内科女医生去德国留学。1997年，当细胞信号转导研究先驱乌尔里希教授用优渥条件挽留时，她已打包好一箱试剂，准备带回一穷二白的中国肝胆研究领域。乌尔里希教授只能抱着遗憾放她回国，在推荐信里不舍地写道：“她是我科研生涯遇到的这么多研究员当中，最优秀的10%。”

回国初期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建起中德合作实验室，质疑声此起彼伏：“外科医院要女内科医生搞基础研究？”但她始终一往直前地坚守。杨振宁先生在来院参观时惊叹：“这是一流的实验室”。

真正推动她走过这一路的，是曾经一个接一个，在她眼前倒下的癌症晚期患者。出发的原因，她从未忘记过：要为病人解决问题。这已经不只是个人壮志，而是家国大事。

中国是一个肝癌大国，是全球肝癌发病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约占全球肝癌总病例的一半。由于病因不断更新换代，时至今日，中国仍有4亿人深受肝病困扰。吴孟超在上世纪中叶说的一句“要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进太平洋”背后，是包括王红阳在内的几代中国医学家前赴后继。

“早诊早治是前哨战，终末治疗是攻坚战，我们必须两手都硬。”王红阳带领团队15年磨一剑，研发出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肝癌诊断试剂盒，临床应用近80万人次。她还带领团队在胆管癌的“坚硬盔甲”上找到靶点，让曾经的“癌中之王”初现治疗曙光；牵头建立覆盖全国的肝癌早期筛查和预警队列研究，令肝病发病率和病死率逐年下降。

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不仅是一位女性成为院士的励志故事，也不只记录了一个癌症时代的转向，它的更细微却可贵之处在于，一颗“治病救人”的种子，如何从贫瘠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最终成为参天之姿，并培育起连片的森林。

列车驶向荒漠

上海杨浦区长海路225号，吴孟超曾在此把长海医院的一个小科室孕育成中国第一所肝胆专科医院。

五月中旬的上海下了暴雨，长海路上没什么人，但进入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杨浦院区，就能看到略显忙碌的门诊大厅，穿过去，两分钟即走到了王红阳驻守了28年的3号楼。大楼内部构造简单，层间略显低矮，实验室保留着千禧年初的布局，桌面上摆满了小型器材和瓶瓶罐罐。

“那些改变肝癌诊疗史的历史性发现，就是诞生在这里？”“就是这里。”

更具现代化、仪器更先进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已在嘉定新院落成，但王红阳仍习惯在这里办公。她的办公室有一张人体工学椅，但她不要坐，就找来一张最基础的木凳子，这样更踏实。不论外面是下雨打雷，还是飘雪凝霜，她就坐在那里。

正在读研二的李诗瑶去年在某个夜里12点做完实验，准备回家，抬头一看，院士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她暗自佩服，“一个73岁的人还在为科研数据分析熬通宵，我们有什么资格说‘躺平’？”

再回溯王红阳的人生，好像一路都是这样走过，恰似一列不断驶向荒漠的列车。从大城市到大西北的荒漠，从临床医学到基础研究的荒漠，从顶尖研究所到空白实验室的荒漠。如果她在年少时选择“随波逐流”，也许会在区委机关较为稳定地度过一生，但她身上的那股拧劲儿，让她不断推翻眼前的路，又走向一条新的路，重塑一个自己。

17岁那年，这个在江南长大的女孩提前送了自己一份成人礼：从军。她辞掉了机关工作，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大西北的野战医院入伍。

她在野战医院学到的第一课，是目睹宁夏固原的妇女在土窑里承受生育之痛—有位母亲19次妊娠，却只留下3个孩子，产后感染的伤口在艾草烟熏中溃烂流脓。

“那时我才懂，医学不仅是治病，更是要在贫瘠之地种下希望的种子。”

再回忆起来，她仍然难掩痛苦。王红阳告诉南风窗，在那个时刻，她发现祖国需要提升整体的医疗卫生条件，这些妇女也需要有人来帮助。但不久后，她又意识到这不只是医疗保障的问题，还要提升核心的医疗能力。

那是1973年的寒冬，王红阳的父亲罹患肺癌去世了。在病床前，她看见所有的止痛药在癌细胞面前都苍白无力，专家会诊后的摇头，让年轻的王红阳再一次看到了医学的局限。“连大城市都束手无策，那些偏远地区的患者该怎么办？”

带着这样的不甘，她再次登上列车，目的地变成了第二军医大学。彼时，当同龄人忙着在稳定的岗位上扎根时，她却走进了百废待兴的医学荒原。从护士到医生，从临床到科研，每一次转身都意味着从头再来。

直到28年前，吴孟超院士的一句话成了又一次启程的号角。他大手一挥：“整层4楼都给你，去闯吧。”那时的实验室不过是间空屋，第一张实验台是从病房拖来的旧木桌，玻璃器皿要去病房回收后反复刷洗。

可她却在这里分离出原代肝癌细胞株，在试剂短缺的年月里，用从德国带回的加样器、匀浆器、转膜仪开启了信号转导的研究。

以此为前情再去看那间略显简朴的实验室，心境便截然不同。而后来之人眼中的理所当然，在王红阳真实的生命体验里，每经历一次“大变局”，又有多少苦楚与纠结，恐怕连现在的自己也无法数清了。

对于她而言，所有的奔波与坚守，不过是为了兑现当年在父亲病床前、在西北土窑里许下的愿，让更多人，不必在病痛的荒漠里孤独地等待黎明。

能力者的好运

当王红阳一次次偏离“常规轨道”，支撑她的从来不是命运垂青。若要寻一个贴切的意象，她更像生于水泽的菖蒲—叶如剑刃，根扎沃土。

在小学时，王红阳曾夺下江苏省自由体操比赛冠军，这或许是人生初章的注脚。器械上的腾跃翻转，为她带来了“极致专注”与“抗压韧性”。

1973年的那场高考，是动乱时期唯一一次恢复考试选拔，这成了命运抛来的第一块敲门砖，王红阳抓住这次机会，没日没夜地学习，在煤油灯下恶补数理化，用三个月的时间啃完中学课本，最后以兰州军区总分第一名的成绩，叩开第二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的校门。

到了1977年，已在长征医院担任临床医生的王红阳，再次展现出“主动破局”的本能。当年，第二军医大学成立了英语中级班，但报名要求是主治医生以上级别。王红阳想去，就在办公楼前拦住院长去路。“给年轻人一个考试机会，我们一定学得更快。”她的据理力争换来了破格参考资格，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入选。为了学好英语，她还花了一个月工资，买来原版西氏内科学苦读。

这也为此后的际遇悄然埋下了伏笔。

这临床12年的时光，让王红阳从住院医生成长为主治医生，虽然学会了治病救人，但面对癌症晚期的患者，还是作用甚微。许多肿瘤患者仍像父亲一样，无药可用，又经受不住化疗的痛苦，一个接一个地，在她眼前病故，王红阳感到沮丧和无力。她逐渐意识到：“当医生只能救少数人，做科研却能救无数人。”

于是，王红阳开始寻求在学术上继续深造的机会。

1987年，吴孟超院士筹备“中德医学协会”年会，急需精通英语的临床骨干，王红阳便因此入选。这一趟，让吴孟超发觉，医院里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好苗子，勤奋、专业，外语水平高。会后，吴孟超便与裘法祖联名推荐她赴德留学，德国大众基金会提供奖学金。

但她随即迎来更严苛的考验—去德国，英语还不够，还必须在10个月内通过德语关。于是，在同济大学德文班的教室里，王红阳每天带着面包早读，深夜对着700页的德语强化教程标注密密麻麻的笔记。最终，她再次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当年乌尔姆大学医学院、德国科学院新生中的唯一中国女孩。

几年后，王红阳还因为中、德、英三语都能熟练运用，成为了马普生化研究所的所长助理，负责接待各国代表团，逐渐串联起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这已是后话。

回过头来再看，所谓的运气，完全建立在她的能力之上。这一切，让人不由得相信，很多事情，即便不是当时的那个瞬间、那个机会，也一定是下个瞬间、下个机会。命运有时酷爱捉弄人，但在王红阳身上，如果真有“运气”的存在，那应当是命运选中了她，她必定要去做一些事情。而王红阳又正好努力地做到了。

被光选中的人

还是要谈到那个最具命运感的夜晚了。

1996年的一个暴雪天，吴孟超来德国出差，这个当年也已74岁的老院士，顶着零下20摄氏度的寒风，坐了6个小时车，在晚上10点抵达了王红阳位于慕尼黑的办公室。王红阳在马普生化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核对完最后一组信号转导数据，抬眼便见吴孟超院士推门而入—老人身上落满了雪，他对王红阳说：“想把你请回国。”

那个时候的王红阳，已经成为马普生化研究所的一名佼佼者，乌尔里希教授眼中“最不愿放走的学生”，她主导的胰腺肿瘤研究正进入关键期。所有人都以为，这位东方女科学家会在此深耕。

但吴孟超知道，这个年轻医生，心里始终燃着一团火—中国乙肝病毒感染者超1亿，肝癌发病率居全球之首，而德国实验室里连一份完整的人肝样本都难寻。

“我们建了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要做‘院所合一’研究所，让临床与科研真正握手。”吴孟超的声音带着跋涉后的沙哑，“中国的肝癌防治等不起，你是能扛这面旗的人。”

王红阳在德国主要学习的是生物信号转导研究。这属于当时国际上的新兴的学科，它既研究疾病的机制，又研究药物如何治疗。它倾听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对话，了解各种分子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找到它们彼此调控和制约的规律和方法。

在德国的三年，王红阳越是深入信号转导研究，越清楚中国肝病防治的特殊性。西方主攻的胶质瘤、胰腺癌在国内发病率低，而乙肝、酒精肝、脂肪肝催生的肝癌，正以每年38万例的速度吞噬生命。

因此，研究肝癌一直是王红阳的执念，这与吴孟超“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进太平洋”的愿望一脉相承。

暴雪夜的促膝长谈持续到凌晨。当吴孟超掏出“院所合一”的规划图，王红阳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父亲临终前的病床，西北妇女在土窑里的呻吟，自己在临床12年摸过的那些坚硬的肝癌病灶……这些记忆让她在黎明到来前，终于下定了决心。

这之后，在乌尔里希教授的办公室里，她用德语诚恳解释：“中国需要一座桥梁，让基础研究扎根临床土壤。”导师最终点头，不仅赠予60万马克启动资金，还申请了科研经费与中国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