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县城，困于单身

过了30岁，被催婚的人，日子是按月过的。五一期间，林一帆的妈妈不经意说了句：“又5月了哦，你心里要有点数。”言外之意，一年很快又要过去了。

林一帆也着急，他今年33岁，为婚恋犯了3年愁了。他在中部省份某市医院当医生，供职单位是全市最好的两家三甲医院之一，拥有令人欣羡的体面工作和收入。他的老家在距离市区一小时车程的县城，在老家和工作的小城市里，他的条件都属优质。即便如此，合适的对象也不好找。

这几年，能够尝试的方式，他都尝试过了。他参加工会组织的单身联谊，在风景如画的山野里与几十个单身青年社交，但一无所获。他注册婚恋软件，每天接收推荐的女青年资料，也没有入眼的。几年过去，理想的伴侣还是没有现身。

在他生活的小城市和县城老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仍是主流观念。前几年他还不急，但一过三十，不可避免地焦虑起来，担心被“剩下”。迟迟不成家，他感觉背后总有声音在议论自己，“有被‘戳脊梁骨’的感觉”。

一面是晚婚晚育的现实趋势，一面是传统社会规范仍主导着日常生活，现实与观念的张力在小城市和县城尤为紧张。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后参加工作时已近25岁，这个年纪在很多地方的婚恋市场已不算年轻，在岗位上忙碌一两年之后，则被划进“大龄”。

林一帆找来找去，发现身边可选择的对象太少了。而这种困境，在县城的女性身上更为突出。

意愿与现实

30岁那年，卢冰冰遭遇人生最焦虑的时刻。她在河南一个县城里当科员，工作到第七年，月薪三千多，捉襟见肘。感情也没着落，人在异乡，熟人不多，同事介绍的对象也见过几个，都没下文，父母催迫甚急。“要钱没钱，要事业没事业，要人没人。”想起这些，夜里都会失眠。

卢冰冰在县城政府部门工作，有事业编，在县里拥有一份体面的稳定工作。同事介绍给她的多数也是相同工作性质的男性，几年间见过大概20个，警察、医生、教师、公务员、国企职员等职业都有。妇联和工会组织的联谊，婚恋机构红娘一对一推荐……这些途径她也都试过，婚恋机构还给她介绍过汽修工。一番尝试后，发现还是熟人介绍比较靠谱，工作、经济条件上基本匹配。

今天，县城里依然讲究“门当户对”，只不过往往是以工作为标准。如林一帆所说：“在我们这种小地方，‘体制内’工作意味着一份稳定的、收入较高的工作。”这就是县城世界里体面身份的象征。

在卢冰冰身边，县里体制内大龄未婚的女青年一抓一大把。最近5年，本单位招进了11个员工，三男八女，性别比例严重不均。

2019年，江西财经大学财政与社会治理研究院教授欧阳静发表了一篇论文《县域体制内的“剩女”——基于中部D县的调查》，该文的传播溢出了学术界，受到媒体关注，也因为切中了群体共鸣，论文抛出的话题在社交网络中引发广泛讨论。大量困于婚恋问题的县城体制内女青年，被一篇论文“看见”了。

欧阳静抛出了一个有别于固有认知的观察。以往，人们讨论所谓“剩女”问题，主要聚焦在较为发达的城市。有学者据2011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剩男”主要居住与生活在农村且文化程度较低，“剩女”主要居住与生活在大城市且文化程度较高，在择偶梯度与“阶层内婚制”影响下，“剩男”与“剩女”难以匹配。但长期在县城调研的欧阳静意外发现，县城体制内的未婚女青年，已经形成一个规模不小的沉默的群体。

“县域青年的婚恋有两个突出现象，一个是农村的‘光棍’很多，一个是体制内女青年很难找到对象。”欧阳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有编制工作的女性，在县城属于条件最好的一类，却被“剩下”了。

县城择偶最大的问题，是选择余地小、匹配对象人数有限，且存在结构性性别不均。欧阳静调研的那个县，2008年至2019年体制内单位招聘了2993人，女性占比60％以上，教育系统招聘中女性占比更是超过80％，“女多男少”十分突出。截至2019年，该县10年内招聘的30岁以上的体制内女性，有248人尚未结婚。

相反，体制内男青年则十分抢手。一个条件尚可的本地男青年回到县城体制内工作，“上班第一个月，三姑六婆就把他的情况搞得清清楚楚了”。欧阳静在县城见到的体制内单身男青年，大都是性格内向的外地人，才有可能没被留意到。但也只是暂时，一旦被注意，说媒的人很快不请自来。

欧阳静说，偏远县域的体制内女青年主观上都有积极寻找配偶的意愿，梯度选偶理论仍然主导着女性的择偶观，绝大多数女性不愿“下嫁”给体制外男性，而大多数优秀男青年不愿回小县城工作，导致县域体制内适龄男性数量少于体制内女性。由此，县域体制内男性成为“香饽饽”，而体制内女性“越剩越多”。

“慕强的心理大家都会有吧。比如我们都是三十多岁，我都有房有车，你为啥没有呢？我肯定会想，要么是家里条件不给力，要么就是你个人问题。”卢冰冰说。

过了30岁，卢冰冰也自动调低了标准，以前总想着要找个“聊得来的”，现在觉得似乎也没那么重要。她想，只要经济条件尚可、有责任心，有没有编制、有没有精神共鸣，也不那么重要，“只要人品可以，细节就不去计较了”。

小地方更加传统

实际上，结婚年龄推迟是正在加速的趋势。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公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其中男性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相比之下，201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10年间推迟近4岁，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平均初婚年龄呈迅速抬升态势。不少地区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超过30岁，如上海、黑龙江、北京、辽宁、广西、湖南等地男性初婚年龄也越过了30岁。

一位在当地乡镇当公务员的女青年，曾经人介绍跟林一帆见过几次，她希望能在市区生活，为此每天开车一小时通勤也愿意。林一帆工作、居住在市区，女方很满意，但林一帆却不希望找个“异地”的配偶，两人无疾而终。回想起来，他觉得那位女性确实眼光甚高，谈吐间，对自己的工作身份十分看重。而他自己，也不愿降格以求。

林一帆最看重的择偶条件有两个，一是有体制内工作，二是颜值尚可。“我理想的对象，要么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医疗系统的，前者优先。”他说。

“在我们这种小地方”，林一帆常常会重复这句话。他口中的“小地方”，指的不仅是地域小、人口有限，也隐含着观念传统的意味。越过30岁这个年龄线，他总感觉单身会遭遇很多背后的议论，“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这些议论有时会造成实际的“杀伤力”。他在单身群里认识了一个年长几岁的大哥，大哥有一次跟他诉苦，在晋升的关头，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没结婚，“作风有问题”。

林一帆放眼身边的朋友，单身的已所剩无几。去年年底，最后一个单身的朋友走入“围城”，能一起玩的人就没有了。他感觉很孤单，这也是他想结婚的原因之一。

即便身为男性，林一帆也有强烈的年龄焦虑，一过三十，“感觉自己就像是在菜场上滞销和打折的菜品，开始被人挑选了”。

他付费50元，加了两个相亲机构组建的单身群，一个是“体制内单身交友群”，一个是“非体制内单身交友群”。他发现几百人的群并不活跃，只有几个大哥偶尔征求旅游搭子。他也参加过几次工会组织的联谊，对那些比画猜词之类的游戏，很少有人自告奋勇参加，这些单身男女都感觉幼稚和尴尬，也不愿自己被拍进宣传照，登上本地各大媒体的公号。这些传统的联谊活动，对他来说几乎没有意义。

身边倒一直也有人牵线搭桥，同单位就有热心的叔叔阿姨，“看你是男的，就给你介绍个女的；看你是91年的，就给你介绍个92年的。其他什么条件都不管”。到最后，他觉得婚恋软件里的异性或许更多一点，下载了几个，可是刷来刷去，竟刷到好几个认识的人，“本地的人就那么多啊”。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丹丹曾对河北某县的青年婚恋现状做过专门调研，她发现县城男女青年的婚恋观念已经产生分化。男性观念更偏传统，普遍认为婚姻是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并且很多人认为婚姻不一定与爱情有太大关联，为了实现结婚目标，愿意降低标准。而女性的婚恋观则发生了较大变化，一部分人已经不再视婚姻为人生必需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女性在县城婚恋市场处于弱势地位，获得理想婚姻难度更高，反而激发起她们对社会规范的打破。

“县城男青年表现得更为传统，坚守‘男大当婚’的规范；而女青年则倾向于瓦解‘女大当嫁’的传统规范，表现出‘无爱不婚’的替代性原则。”郑丹丹在调研中发现，一些高学历县城女青年在城市里习得的行为方式，让她们面对婚姻更具备反思精神，她们会问：“我们为什么要结婚？结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结婚并不能让自己生活得更好，那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挑选理想对象，而是差不多就得了，赶紧找个人嫁了？”在城市中已经并不新鲜的观念，逐渐吹进县城。

在林一帆身边，有信奉单身主义的女同事，也有向往丁克的女孩。前不久，朋友介绍了一位医疗系统的女孩，见面时，女孩说自己希望组建丁克家庭。“我第一次听身边有人说起丁克，这个词我早就知道，没想到在我们这种小地方，也有人向往丁克生活。”而他觉得自己还是思维传统的人，他想结婚，也想要小孩，“小地方还是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压力”。

5年前，欧阳静没在乡镇见过人养宠物猫，现在已经有不少了。猫是城市生活的象征之一，乡镇女性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与城市趋同。同样地，流行于城市的思潮，也随着社交网络和曾经经历的城市生活，进入她们的观念之中。

欧阳静有一个明显感受，前几年她访谈的“80后”“90初”县城体制内女青年，到30岁上下，普遍都有婚恋焦虑。但这几年她遇到的“95后”女青年，有不少已经对婚恋不太在意，“她们愿意跟猫窝在一起，放假了也不出去社交”。

这些更年轻的女性，不愿意接受“1+1＜2”的婚姻，独身、不婚的内心倾向，抵抗住了“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抵抗住了来自父母家庭和熟人社会的精神压力，这是出现在她们身上的新变化。但欧阳静觉得，其中一些人也向往理想的伴侣，但尚未找到或者越发失去信心时，这些新的观念给予了她们安慰。

其实在上一代人中，对婚姻也存在不同看法。卢冰冰有个50多岁的男领导说起她们这些未婚的女青年，觉得她们自己都有房有车，工作稳定，收入够花，确实不需要婚姻。但话头一转，说等自己女儿大了，不会给她买房，要不然她也不愿嫁人。而不止一位女领导则安慰她们，别太焦虑。卢冰冰觉得，是因为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中一直承受着不同的重量。

如何建设、主导幸福婚姻

一些地方政府也在为单身青年着急。今年，山西吕梁宣布双方均为初婚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的新婚夫妇，可直接在婚姻登记窗口领取1500元奖励。3年前，江西宜黄县曾出台政策，鼓励26岁以上大龄女青年干部职工择偶成家，包括在县城购买首套商品房的大龄女青年干部职工，可申请一次性购房补贴3万元。这些政策都对准了大龄单身女青年。

“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是社会变迁中产生的一个症结。”距离欧阳静发表论文已经过去6年，据她近几年的持续观察，县城体制内单身女青年仍在增多，却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似乎只能寄希望于女青年降低择偶标准。但随着她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和自我成长，对伴侣的要求在提升，而县城男青年的数量和质量却没有明显变化，匹配度越发降低。“女孩子太优秀了。”欧阳静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