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象征与罅隙处的生活

作者: 孙淑奇

在新东北文学创作的格局中,梁鼐作为新现代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引人瞩目。成熟细腻逻辑谨严的有效叙事、类似非虚构文学的感官书写和意象表达、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审美趋向都能体现其小说风格的先锋特质。

《哈布特格与公牛角》这部由九个中短篇小说结撰而成的集子,以出色的意象和感官书写,通过具有隐喻和象征意味的叙事,观照那些挣扎在黑暗和角落里容易被忽视的小人物,耙出隐匿在规范和秩序之外的“矮小”人生,挖掘被遮蔽却生生不息的人生智慧和人性光辉,为读者擦亮那盏用善良助燃的灯。

一、出色的空间意象和感官书写

从粱鼐公开发表的小说可以看出,一个蕴含无限可能与变故的开放空间是其小说叙事的固定符号。在这个符号化的开放空间,活跃着情态丰满、生动具体的各种物象。《哈布特格与公牛角》中的九篇小说,除《隐身衣》《吃土豆的人》外,其他七篇的故事皆发生在一个开放的叙事空间里,而空间的延展意味着距离和生活之间的张力,这为多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互文性做出铺垫。《少年宝音的心事》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乌拉尔山下“延伸到远方”的秋季草原。“盗狗”成功、内心喜悦的宝音以孩童视角欣赏到秋天草原的美:“路从草原中间蜿蜿蜒蜒伸向远方,看不见尽头,像是消失在了草原上。秋天的草原像极了一大块五彩斑斓的大毛毯……”①广袤的草原,隐藏着旺盛的繁殖信息和不可预知的天气变化。到杂货铺为奶奶买酒后遇到突降的滂沱大雨,为躲雨进入护林员休息的铁皮房;误喝护林员留下的酒,在酒精作用下的沉睡,醒后狗崽子的不见;黄昏的暗光,小狼崽的错抱,狼崽引来的狼群;狼群的攻击,野熊的“回归”……它们形成一条上下文密切相关的叙事链,而这条叙事链的有效背景就是这个开放的空间——秋季草原。同样在《哈布特格与公牛角》中,“遍布着我足迹”的是“密匝的村庄和广袤的原野”,沿着父亲的足迹寻找父亲才有历时和共时性的合理依据——无限之域决定了寻父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广度,听关于父亲的传说来“讲”寻父的故事才显得自然合理。

《扎鲁特兄弟》中见证巴图的“透明一生”。广袤的科尔沁草原,孕育出基于生存智慧的游牧文明,对英雄的敬重和向往使这种文明崇高和严肃,这是扎鲁特兄弟英雄精神的皈依。这篇小说在物象书写方面,抓住各种声音,呈现出一个涌动的有声世界,在喧哗的有声世界里,隐蔽着一个沉甸甸的“无声”世界。巴图父母的“无声”、胡日乌斯的“无声”、萨日朗的“无声”,他们的“无声”是对巴图“无声”的默许和肯定,但每一种“无声”后面都延宕着痛苦。胡日乌斯走样的身材、放纵的热情、人到中年后的醉酒,也许风干的爱情令她异性化。巴图是无私的,也是幸运的,作者让到处响着风声的草原见证一切。

《阿布来接我的那一天》的故事发生在“苍远而辽阔”的大草原上,波澜壮阔的季节性牧羊生活和兴致高昂的赛马活动为一个愚笨青年被欺骗和羞辱、被宽宥和救赎提供故事发生的逻辑起点。《低级趣味》中到处流传着父亲风流韵事的东风镇,是城乡文明的交接地带,子承父的宿命就像“低级趣味”一样令人既悲又喜。那么,不被道德规范的性别欲望是成长的标志还是低级趣味?没有被现代化完全渗透的东风镇似乎在思考答案。

《吃板糖的学问》中“翻滚着无际麦浪”的村庄是现代和传统、城市和乡村文明相互攻伐的地方。在城里上班的父亲以个人主义的都市婚恋观试图对抗以家庭和孩子为核心的传统婚姻观念,孰对孰错?也许现实里那些已经“空心化”的乡村流传着另一个版本的故事,故事里是孤独的老人和被遗忘的孩童。答案不言自明。

即使在封闭空间讲故事的《吃土豆的人》和《隐身衣》,作者也有意强调一个有待展开并充满未知和想象的对应空间。被困煤井多日的王山爬出来后,眼前是“深秋夜晚的北方旷野”和“深邃的夜空”。旷野和夜空是一个可以隐藏行踪的世界,只有在这个世界中,“消失的自己”才可成立。《隐身衣》是一部都市小说,故事发生在庆山家这样一个更为私人的密闭空间。作者在小说中描述了空间转换下人物的不同感受,更凸显空间的想象功能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征。对于入室偷盗者来说,“外面广阔的天地最安全,任何四方、幽闭的空间都让他感到恐惧”②,而被误会成与入室小偷幽会的女主人“听到开门声,离开厨房,来到客厅。她没发现什么,只是门开了,外面是深渊一样的黑暗”③。两个不同生活角色的人面对同样的界域,一个看到了希望,一个也许将要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局。上述空间叙事的种种逻辑细节,作者是如何构思的,读者不得而知,但作者艺术创造的匠心令人赞叹。

梁鼐小说独具特色、远离城市文明(《隐身衣》除外)的叙事空间,充溢着原始、自然、粗犷、朴实的人性。在这个空间里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人们奉守一种质朴的社群理想,抑或一种朴素的乡土文明,所以故事相对简单。但对每天“飨食”都市文化的读者而言,会产生新奇和陌生的震撼感。

意象化的开放空间自然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形成类型化的叙事结构。空间的广域,使移步换位的地理叙事成为可能。由此,有些评论者指认梁鼐创作的是流浪汉小说。但本文认为,他的“空间叙事小说”围绕“寻找”主题,形成“寻找和被寻找”或者“拯救和被拯救”的文本结构,是一种寻找或者拯救文学。比如《吐默特的歌谣》讲述几组关于寻找和被寻找的故事,遭遇困厄的善良和正义最终被善良和正义拯救,罪恶和欲望最终被善良和正义征服。《哈布特格与公牛角》讲寻父,“我”作为完成母亲嘱托的“践行者”,未尝不需要缺失父亲后的精神拯救。在我内心深处,认为父亲等着我接他“归乡”,“我”因此获得了一种慰藉自己的精神代偿。

《扎鲁特兄弟》中的老年的巴图是那个只想寻回萨日朗的巴图,但萨日朗是否还是那个萨日朗,途经的旅人早就“告知”了巴图那个他希望的结果,这映照出普通小人物朴素的生存逻辑和朴实的人生理想;《吃土豆的人》中的王山最后发现即将“消失的自己”才是自己和儿子的拯救者,决定人生是悲还是喜的逻辑荒谬得令人唏嘘;《阿布来接我的那一天》中被寻找的拉克申成为阿古拉的拯救者,而阿古拉成为“我”的拯救者,“我”是阿古拉最后生命存续的精神依托。作者好像告诉我们:救赎是互相的,也许这样的“救赎”才是真正的人生常态;《低级趣味》中被追寻的父亲启蒙了我的性别认知,那个被母亲异化的我是应然的还是必然的?也许太多生活的不确定、不可控因素使答案变幻莫测。《隐身衣》里每一个“旁观者”面对“黑黢黢”的夜空,寻找避免生活尴尬的密码,结果发现,只有做置身事外的隐身人,才会避免更大的悲剧发生。无一例外,所有寻找者作为拯救别人的人,最终都成为需要被拯救的人。

感官书写往往强调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氛围感和渲染感,并借助书写对象传达小说人物的真实想法和隐蔽的心理活动,帮助读者理解故事情节和人物。但梁鼐小说多以故事中的“说话人”为视角,书写对物象的多种感觉,除了具备上述感官书写的基本功能外,还能够实现物象的地理叙事功能。《哈布特格与公牛角》中的“我”得到父亲杨文生和罗喜来的准确信息,“来到了老头家门前”,“我”并没有急不可待地寻找答案,而是观察映入眼中和时间相关的几种物象,“一棵参天的杨树,一方光溜溜的磨盘,一只叫声像驴鸣的鹅”④,院中“破败不堪”的景象说明久居的隐者被遗忘的孤独,屋里脏乱摆设和散发着“潮湿发霉的气味”,说明孤独的久居者已经失去生命的活力。这一系列有意味的感官书写像蒙太奇手法制造的电影效应,由远及近推出“头发花白、脸黑瘦、眼袋像阴囊”的耄耋老人罗喜来⑤,“我”直接面对鳏居者的叙事逻辑堪称完美。

在《阿布来接我的那一天》中,落在阿古拉身上的雨水“冰凉冰凉”就像阿古拉即将面对的命运。傻傻乎乎的阿古拉单纯善良,没有诗人的浪漫情怀,更别提“因情摹景”的能力。所以在夜晚的暴雨后,他眼中的赤木河水涨了,哈斯山的影子拉长了,及膝的青草新鲜娇嫩,他闻到了草地上升腾起的尿臊味儿,这样的感官书写符合阿古拉的认知水平和情感的应激程度,为后文阿古拉渡河引出宝音留出叙事的线踪,才自然有宝音与索布德的“暗度陈仓”。毫不知情的阿古拉替阿来夫割麦子的“傻”,又为阿古拉得知真相后的崩溃与自杀奠定基础。同样在其他作品中,作者的每一处感觉呈现,都为下文的叙事埋下伏笔。构思细腻的微妙境界,不得不令人赞叹其精湛的写作才能。

用通感和联想的修辞方式抓住人物情感的脉动和心理反应是梁鼐感官书写艺术的另一特征。“我立刻闻到了潮湿发霉的气味,像走进了夏季的河滩”⑥“一首苍凉悠长的歌谣从罗喜来屋子里飞出来,像一只黑翅膀的大鸟在院子里盘旋”⑦“那声音像一条绳子在马屁股后追着他”⑧。这种通过联想和通感的方式化抽象为具体的表达,自然而然,生动形象,充满丰富的想象。

二、暗流涌动的隐喻和象征

如果说形式内容化、内容形式化是文学审美价值实现的方式,那么梁鼐小说呈现出的圆融令人惊艳和感佩。他运用多种叙述方式把控故事发展的节奏,形成一种不断反转的叙事结构,被称为“有意味的诡异形式”。本文认为,这种诡异的形式有迹可循,如上文所写可以总结为“寻找和被寻找”或者“拯救和被拯救”为主题的小说结构类型。当然,不断反转的故事构造,会增加文本的可读性,但每一位成功的小说家又怎会“为形式而形式”?那诡异形式背后必然隐藏着作者深刻的思想观念。

我们以《吐默特的歌谣》为例来剖解梁鼐小说形式的诡谲和韵味。《吐默特的歌谣》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几组事件为原型,经过作者精心编撰形成整体的叙事单元。作者设定了两类“寻找和被寻找”的故事:一类是象征善良正义等精神品格的,主要讲寻女、寻医生、寻恋人的故事;另一类是象征欲望和罪恶的,作者讲述了一个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出逃多年的犯罪分子被异地警察追踪的故事。两类对比鲜明的故事逻辑结合点是善良和正义化身的被寻找者——女医生其木格和她的马。因为大雪夜其木格把马临时借给赶火车的恋人王帅,导致小阿木尔寻她给母亲看病的故事,中间穿插下文的隐线——由母亲之口交代小阿木尔的警察父亲要在今夜辅助异地警察抓捕老董。沿着小阿木尔的踪迹,寻找被拐女儿的韩文义骑着其木格的马出现了,从小阿木尔的视角看,一个陌生汉子骑着一匹她眼熟的马,为下文埋下伏笔和极其隐蔽的叙事逻辑。作者以倒叙的方式,平行回溯几个故事的发生发展。

首先是因意外流落到吐默特的其木格的故事。在朴实善良的吐默特人的抚育下,其木格成长为出色的草原医生,她知恩图报,拒绝了迎接她回城结婚的恋人王帅。王帅骑着其木格的马忍痛走向归途,却遇到正在逃窜的老董(罗有福),被偷走了马。他在茫茫雪夜中孤独行走,迷失了路途,也许命运使然,在不知不觉中他走回镇医院,回到了其木格的身边,并且决定留在吐默特。

其次讲述发生在罗有福身上的故事。作者从19岁的他写起,荷尔蒙过剩的冲动少年为了挣到弟弟妹妹的学费和母亲的医药费外出打工,在遭受老板歧视和克扣工资后,萌生报复和抢钱的念头,失手杀死那个不仁不义的老板。为了逃脱法律的制裁,他从此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走过很多地方,最后落脚在吐默特,隐姓埋名度过二十五年,从莽撞的青葱少年,蜕变为成熟稳重的中年大叔。其间,为了不给爱慕自己的女孩子造成未知的伤害,他一次又一次在吐默特流浪,最后落脚在林业食堂,但来处和归处无法弥合的“前世今生”,在无法逃脱的大雪夜等待法律的制裁。故事的最后韩文义骑着其木格的马带着小阿木尔出现了,其间又穿插了韩文义寻女的过往。

《少年宝音的心事》中奶奶的故事和宝音的故事花开两枝,但最后在狼崽子事件上交集在一起;《阿布来接我的那一天》读到最后才知道阿布和阿古拉是一个人,“我”的故事和阿古拉的故事交织在“阿布”出现的那一天;《哈布特格与公牛角》是故事套故事,我的故事、父亲的故事、罗喜来的故事,通过两个叙述者的“讲”,形成一个套中人的故事结构;《扎鲁特兄弟》中的历史和现实本来毫无关联,却构成了因果关系,而能够把代际事件勾连为一体的是双胞胎身份,作者构思的奇妙令人感叹。最巧妙的构思当属《隐身衣》,作者画尽每一个当事人的心态,既郑重其事又滑稽可笑。由此可见,梁鼐小说奇妙的构思所呈现的叙事逻辑,类似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作家马原《冈底斯的诱惑》的叙事方式,但又有所不同。梁鼐小说并不以形式和语言的碎片化来取代叙事逻辑,而是更注重叙事的整体感和语言的体验感。比如《吐默特的歌谣》以小阿木尔为始,又以小阿木尔的出现为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闭环;在语言表述方面,注重叙事语言的书面化和凝练度,极少使用口头语,读起来有诗歌的韵律感和画面感。作品以跳跃、隔离、陌生化造成似真非真的幻觉,有意引导读者从情节中跳出来,去关注和思考隐于故事后面的深层意蕴,大胆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为了“形式”而“形式”的局限性,形成了自己新现代小说独特的叙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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