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忆当年图拉行

当午后温暖的阳光照进书房时，我再次捧起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望着托尔斯泰的肖像，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了当年图拉之行的场景……

那是1993年12月，在莫斯科，寒冷的天气阻挡不住俄罗斯人迎接新年的热情。此时莫斯科的红场上已经耸立起了高大的杉树，大街上、商场里到处布置了鲜花和彩灯，伴随着欢快的乐曲，仿佛空气里都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新年来临前，我所就读的莫斯科国立林业大学放假。我决定前往距离莫斯科南方200公里的图拉，去拜谒心中仰慕已久的世界大文豪、俄罗斯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的庄园和墓地。图拉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乡，他在那里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闻名世界的不朽巨著。

图拉这座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莫斯科会战的重要战场之一。在这里，坚强的苏联红军成功地阻挡住了德国侵略者对首都莫斯科的进攻，为保卫莫斯科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图拉市被授予“英雄城市”称号。

我要拜访的托尔斯泰庄园和墓地就坐落在距离图拉市中心十几公里的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那里是托尔斯泰的诞生地，也是他的墓地所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那个庄园中度过的，那里也成为那个时期俄罗斯文艺界人士的活动中心，托尔斯泰曾经在那里接待过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著名作家。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成为俄国19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登上了当时欧洲文学的高峰。正是由于托尔斯泰这位文学巨匠的缘故，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也成了世界著名的文化胜地之一。

午后，我从莫斯科共青团火车站坐上了开往图拉的小火车。俄罗斯的长途火车基本上都是全列卧铺，大部分是包厢。而从莫斯科州发往周边小城市的火车因是短途，十几分钟一趟，一天十几趟，就好像市郊的通勤车一样方便。相对于长途卧铺火车而言，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将这种短途座位的火车称为小火车。

从车厢的窗子放眼望去，一路上是平坦的草地和微微起伏的丘陵，俄罗斯特有的白桦林和各式各样的乡间别墅相继在不远处闪现。窗外风景独特，车厢里温暖舒适。火车有时在广袤的森林中穿梭行驶，满眼都是顶着青色树冠的白桦树和不时冒着炊烟的小木屋组成的童话般的俄罗斯风景画。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墓地，俄罗斯人的墓地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阴冷可怕，让人感觉更多的是宁静、古朴、安详。我们在俄罗斯境内经常看到墓地里五颜六色的墓碑和十字架，常常好奇地驻足观望，有时也会进去看看。

窗外，灰蒙蒙的天空静静地飘起了雪花。比起窗外那冰天雪地的寒冷，车厢里的暖气热得让人浑身上下暖洋洋的。车厢里的乘客不多，大部分是短途的。我的座位对面坐着一位俄罗斯姑娘，姿态优雅，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书静静地读着。我不知不觉有些犯困，在想象着托尔斯泰庄园和墓地的样子中渐渐睡着了。

途中，火车停在沿途的一个小站。随着车门的开启，车外钻进来的冷风瞬间将我唤醒了。这时一个身穿工作服、满脸胡须的中年男人，肩上背着一个背篓来到了我对面的姑娘面前，礼貌地问道：“请问，可以坐下吗？”

姑娘抬起头微笑着回答道：“当然可以。”

“谢谢！”

随后这个男人将肩上的背篓放到了座位上，转身坐在姑娘身旁。火车刚刚启动，男人的背篓有些偏重，一下子倒向了姑娘，里面滚出来的土豆带着泥土，顺着惯性滚到了姑娘身上。男人慌忙起身一手扶着背篓一手捡起滚出来的土豆，对着姑娘连连说着对不起。姑娘一边捡起土豆递给男人，一边说着没关系。车厢很快恢复了平静，男人继续坐在姑娘的身旁，姑娘专心致志地读着书。大约一小时后，中年男人到站了，他小心翼翼地背起背篓，起身与姑娘挥手告别，姑娘也挥着手说再见。在我看来一个有些邋遢的男人，身旁坐着一位漂亮的姑娘，画面不是很协调，但我惊奇地发现，自从那个男人中途上车坐在这个姑娘身旁到下车离开，姑娘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厌恶和鄙视，即使男人的土豆弄得她满身泥土，姑娘的举止依然端庄优雅、落落大方。

我曾经在莫斯科地铁上看见过这样一个场景：一个醉酒的男人，头不由自主地倚靠在了身旁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肩上。出乎我意料的是，姑娘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样惊慌地避开，而是轻轻地托起他的头，扶正身体，用肩膀靠着，避免对方倾倒。直到这个醉酒的人醒来，姑娘表情自然得体，脸上没有一点儿嫌弃的神情。

火车经过三个小时左右的运行，到达终点站图拉。这时候已经是傍晚，想不到此时的图拉已是漫天大雪。硕大绵软的雪花，正一层一层从天而降，大雪笼罩着整个城市，能见度不足百米。初来这陌生城市的人根本无法辨别方向，我无奈地围着车站打转转。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这些在俄罗斯的中国人不论到俄国境内的哪个城市去，首先都是找当地的中国留学生或认识的中国人，在他们就读的学校或旅馆留宿。这些人大多是在往返的国际列车上或是在回国的途中认识的，也有在到达游览当地甚至是在俄罗斯大街上临时认识的，总之各种方式都有。相互之间留下联系方式，以便日后往来落脚方便，这已经成了当时旅俄华人约定俗成的做法。以往，我到其他城市也是这样，首先找个认识的中国人，一般情况下也不需要有多么深的交情，大部分是一面之交或仅仅是相互之间留过联系方式，到达后直接去找这个人，食宿兼导游就都解决了。下次他到你那里也是同样。大家彼此往来，相互方便。我在莫斯科国立林业大学留学期间就曾经接待过众多来莫斯科游览的中国人，经常陪同游览莫斯科的各个景区景点。像克里姆林宫、红场几乎是我们中国人必到的地方。尤其是红场，它见证了苏联与俄罗斯的历史变迁，承载了俄罗斯这个民族许多重要历史片段，留给了世人太多的追忆。我曾经多次来到这里，仅陪同参观位于红场上的列宁墓、瞻仰列宁的遗容就不下十余次。

但是，这次图拉之行来得匆忙，之前并没有找到我认识的中国人，还意外遇到了这样的极端天气。此刻这漫天大雪越下越猛，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想在此时此地遇上自己的同胞，这种概率微乎其微。我在想如何能找到找一所有中国留学生的学校，那样接下来的事情就都迎刃而解了。

“请问，您需要帮忙吗？”就在我焦急无助的茫然之时，幸运突然降临了，一个俄罗斯中年妇女主动向我询问。

我望着雪中的她，中等身材，头顶上裹着花色围巾，肩上披着暗红色的披肩，脚下穿着用牛毛或羊毛制作的毡子似的雪地靴，手中拎着篮子，四十岁左右的年纪，和蔼友好，像我曾经看过的油画一样。眼前这情景不就是中国人讲的雪中送炭吗？

“您好！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中国人。”我告诉她，我需要她帮忙找一所有中国学生的大学。

她告诉我这个城市有一所国立师范大学，那里有许多中国学生，并且很详细地告诉我怎么走。她的话我听懂了个大概，她望着有些茫然的我，又极有耐心地重复了一遍。说实话，如果不是这样糟糕的天气，根据她告诉我的路线和地址，我还是能够找到的。

“谢谢您！非常感谢您！”我心里一边思量着如何行走，一边向她道谢，同时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走去。

“等一等，请等一等！”风雪中又传来了她的声音，我扭过头疑惑地望着她。

“这样的天气，已经没有公交车了，请跟我走吧！”她追赶过来，风雪之中她走在了我的前面，我立刻明白了，她这是要亲自给我做向导。

我顺从地跟在她的后面。路上的人依稀可辨，大都行色匆匆，飘飘大雪下个不停。不足百米的能见度，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已模糊不清，大雪已将街道上的指示牌和号码覆盖住了，此时肉眼根本无法辨别建筑物上的街道标牌和号码，我心想如果不是本地人熟悉道路，外地人是难以找到要去的地方的。

不知道穿过了多少条大街小巷，我们在风雪中艰难地行走了三十多分钟。路上的积雪越来越深，虽然说俄罗斯冬天下雪是常态，但这么大的雪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我明显跟不上她的脚步了，缓慢地跟在她的后面，渐渐地与她拉开了些距离，她在前面跟我说着什么，我也听不清楚。此时，不远处的一座教堂里传来了悠扬的钟声，这钟声在漫天飞舞的雪中回荡着，是那么悦耳。这一刻，她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指着眼前不远处的一栋红色楼房告诉我说，那里就是她的家了，她就住在那栋楼里面，这时家里的丈夫和女儿正在等她回家一起吃晚饭呢。我停下来再次向她表示感谢，准备就此与她告别。然而她却没有独自拐向回家的路，望着我不解的样子说：“您看天这么晚了，还有很长一段路，这么大的雪天，您一个人会迷路的，不如今晚先住到我家里，明天再到学校去吧！”

望着天空中连绵不断的大雪、渐渐黑了的天色，再环顾这陌生的城市，我没有更好的选择。眼前这位素昧平生的俄国女人的真诚与善良，让我从心底生出感激，她不但热情地为我做向导，竟还毫不戒备地邀我去她家里夜宿、面对这糟糕的天气，我也就不再客气了。

很快我就跟着她到了她家门口。她向前来开门的丈夫安德烈简单地介绍了我，男主人伸出了强有力的大手，热情地将我拉到了屋里。

“你好！”刚进屋里，主人家的小女儿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惊喜，她竟用汉语向我打招呼，尽管不十分流利，却感到很亲切。

主人十分热情地拿出糖果和一种自己烤制的面点招待我。面点形状如鸡蛋般大小，光秃秃的外表涂抹着一层白霜似的东西。女主人说，它叫光头饼，别看它的样子不好看，名字也不好听，它可是沙皇时期宫廷贵族的御用食品，是非常好吃的茶点。

随后她转身麻利地为我冲泡了一杯印度红茶，将茶杯放在了一个很漂亮的金属镂空茶托里，端到我面前，指着方糖罐子示意我根据口味自己调。我好奇地掰开一块光头饼放到嘴里，感觉入口软糯香甜，一口热茶下肚，口腔里立刻充满了一股浓浓的麦香气息，果然名不虚传。伴着一杯杯热茶，一股股暖流不断涌上心头，浑身上下顿时暖意浓浓，白天的紧张焦虑和寒冷疲惫瞬间就消退了。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家人对我居然没有一点儿陌生感。

渐渐放松下来的我，开始仔细打量起他们的家来。这是一座苏联时期的老式建筑，房屋举架很高，房间显得很宽畅，墙面贴着米黄色的壁纸，一大一小两个卧室，厨房面积较大兼做餐厅，房间里摆放的各种实木家具搭配得十分和谐，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客厅里面的一盏宫廷式大吊灯尽显温馨典雅。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客厅里靠墙上的一排书柜，俄罗斯人喜欢读书，每个家庭都有很多藏书。书柜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令我惊奇的是在这众多的书籍中，居然看到了《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三部巨著，装订精美，看来托尔斯泰的确是俄罗斯人喜欢的伟大作家。继而我又发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些作品在中国知名度都很高。

女主人很快准备好了晚餐，不知是为了招待我这个陌生人，还是临近新年的缘故，晚餐很丰盛，牛排、香肠、沙拉、鱼子酱、酸黄瓜、奶酪，还有几种我叫不上来名字的俄国菜肴。俄国人不爆炒，厨房里没有烟熏火燎的场面，主食是俄罗斯家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面包。男主人首先为他的妻子和女儿开启了一瓶香槟，而后又拧开了一瓶伏特加，分别给我和他斟了满满的一大杯，待他的妻子和女儿倒满了香槟后，示意我端起来，然后说他们一家人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首先为了我的健康干杯！语言简单明了，场面极具仪式感，说罢一饮而尽，豪爽干脆，俄罗斯人豪放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伏特加的度数没有中国的白酒高，但我不太能接受它那股生涩的橡木马铃薯味儿，勉强喝了一大口。他疑惑不解地看着我，并没有劝我喝尽，只是又将我的杯子斟满了，他自己也倒了满满一杯，继续提议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他又是一饮而尽，俄国人喝酒就像喝饮料一样。俄国人的饮酒习惯与中国人大不相同，一般在酒桌上不打酒官司，也不劝酒，而是彼此监督，宁可自己喝倒，也不许别人比自己喝得多，这一点与我们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血管里都流淌着酒精的民族，安德烈说伏特加酒原本是烈性酒，现在只有四十度，是根据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所做的实验确定的。门捷列夫认为白酒四十度既保留了足够的酒精刺激感，又不过于猛烈，是适合人体的最佳度数。这个说法我不知真假，但还确实是第一次听俄国人讲，感觉挺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