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在社交媒体里的青少年

她的大女儿新迪今年14岁，春天刚刚拿到人生的第一部手机，正忙着用这个“大玩具”建立自己在互联网上的小领地。赶上假期出游，一路上，她都在和朋友们分享见闻，完全无视妈妈“看好东西”“照顾一下妹妹”种种指令。原本是一家四口的旅行，林瑞却觉得队伍“完全带不动”。新迪白天拍照聊天，晚上又忙着剪辑视频到很晚，小女儿刚上一年级，也整天围着姐姐的手机转，偶尔爆发矛盾，林瑞的丈夫看不下去，训斥几句，可惜效果微弱。

事态是因为“带ID打卡”升级的。中午在一家商场吃饭时，新迪在书店门口见到了一块《盗墓笔记》的留言展板，自己与展板合影后，她又找出朋友的微信页面截图，向妈妈借手机，要以展板为背景给截图拍照。林瑞不能理解这种“手机叠手机”的留影有什么意义，拒绝了女儿的要求，“她当场就黑了脸，我说，‘你要再这样手机就收回吧’，她说了句‘随便你’就转身走了”。

我是在一个关于“孩子沉迷手机怎么办”的讨论帖下认识了林瑞，她在江苏的一所高校工作，平时会在主页记录一些家庭教育的小思考，自认为是个讲道理的妈妈。在新迪进入青春期之前，亲子关系还不错，但自从女儿进入网络世界后，林瑞的笔记里开始经常提到的词是“焦虑”，虽然也制定了一些家庭手机使用规则，但仍然难以避免矛盾爆发。和她处境类似的家长还有很多，讨论帖中，有人半夜睡醒发现孩子在卧室里偷偷玩平板电脑，也有人不得不把某个App反复删除，还有的人意外看到孩子偷偷用祖父母的银行卡给游戏充值，最后当然是和林瑞家一样，双方矛盾以争吵甚至“摔手机”之类的暴力事件收场。但这次和女儿的争吵结束后，林瑞也陷入了反思：在这个成年人都离不开手机的年代，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孩子的手机问题？或者说，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互联网行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2025年出版的新书《焦虑的一代》里，他提出了一种观察，认为自2010年移动互联网兴起后，“以玩耍为主的童年”逐渐被“以手机为主的童年”取代，“Z世代”（1995年后出生的一代）在青春期这个大脑最具可塑性的时期遇到了手机（这里指“所有能连上网络的产品”），因而遭受了一些根本性的伤害，比如社交障碍、睡眠剥夺、注意力碎片化和成瘾问题。这不是乔纳森·海特第一次对手机提出直接指控了，他在2020年就曾指出，当下的美国年轻人正成为“娇惯的一代”，学生们变得更加脆弱、焦虑，更容易受到伤害，而社交媒体的使用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也符合相当一部分人对青少年手机使用的认识。2024年11月28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通过《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要求科技平台必须采取措施，让全国16岁以下人群无法使用社交媒体，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当年5月，新西兰政府也发布了针对校园的手机禁令。这些政策的支持者相信，使用手机和社交媒体，会干扰学生的专注力，甚至可能对他们的大脑和身心健康带来长期影响。

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手机并不是洪水猛兽，当互联网已经成为像水、电、煤气一样的生活基础设施，让孩子在特定年龄段去接触和使用它是必须也不可避免的。像林瑞这样的父母，就是在“担心孩子上初中后无法融入同学圈子”的动机之下为她购买了手机，还有些时候，学校布置的作业或者同学共同发起的研究项目，都必须在互联网上完成，这些都会成为孩子拥有个人电子产品的契机。因此，家庭和个体不得不在矛盾中摸索着前进，接纳和处理与之相关的种种麻烦。但当它对一代人的长期影响尚未明确之时，了解他们的互联网生活就显得非常必要。

我们选择的一个对象是社交媒体。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交媒体已经主导了我们连接到网络的方式。美国尼尔森公司的数据表明，早在2014年，人们登录电脑设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使用社交媒体。在中国，根据2023年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除了学习之外，未成年网民在网上排名最靠前的活动是玩游戏、听音乐、看短视频、聊天。具体到各个年龄段，基本偏好可被概括为，“小学生爱打游戏、初中生爱社交和网上聊天、高中生倾向于获取信息和社会化活动”。可见，对于青少年来说，互联网上的社交行为要比我们想象中活跃得多。那么，他们究竟在社交媒体上做些什么呢？

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定义什么是“社交媒体”。而问题就在这一刻变得复杂起来。儿子6岁那年，北京家长木易第一次给他买了平板电脑。购入平板电脑时，她和丈夫提前商量过，要跟孩子约法三章：第一，这是属于全家人的电脑，他只能在学英语时使用；第二，为了保护视力，要限定使用时间；第三，设置密码，只有父母可以开机。。

一段时间过去，制度执行得挺顺畅，孩子英语也确实有了进步，木易很满意。但慢慢地，她发现孩子打卡学习的时间似乎变长了。直到有一天，她在客厅里看见孩子在视频跟读结束后，点击了一个按钮，再接下来，App向他推荐了其他孩子分享的跟读视频，然后，让木易惊讶的一幕出现了——6岁的儿子很自然地开始上滑屏幕，持续不断地观看其他孩子的视频，并试着给它们点赞。

“我心惊肉跳，马上觉得这个学习不能继续下去了”，课程还没结束，她就收回了平板电脑，“我真的没想到，一个学习App也在搞这一套，哪里都有网络社交功能，逃都逃不掉”。

木易一家的敏感来自于她和丈夫的工作经历。她曾是一位从业10余年的科技媒体记者，她的丈夫常年从事网络安全工作，两人的生活都离不开网络，但也因此对互联网产品的运作逻辑多了几分谨慎。她当时识别出那个学习App所鼓励的分享、点赞和链接模式，就是社交媒体最基本的吸引用户的方式，“我天天都在跟产品经理打交道，太知道互联网平台吸引用户的策略了”。

一般而言，社交媒体被定义为供人们创作，分享，交流意见、观点及经验的虚拟社区和网络平台。乔纳森·海特总结的社交媒体四大特点分别为：用户建立个人档案、用户生成内容、发展人脉网络、互动性（比如点赞、留言、分享）。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学习App也可以算作一种社交媒体。而这也是很多青少年在接触互联网时得到的第一个经验——在这里，社交是无处不在的，你可以在听歌软件上社交，可以在看视频时社交，在学习时社交，甚至在改错题时社交。

社交为什么如此重要？其实，它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本能。美国社会与消费者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卡尔·D.马尔奇（Carl D. Marci）指出，人的大脑结构决定了我们对人际关系和社会互动的渴望，当我们在与伙伴面对面交谈时，当遇到那些双方都感觉到有意义的时刻，两人的生理反应会变得相似。而在和他人分享我们的想法和渴望时，大脑会分泌令人感到愉悦的多巴胺。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征，在原始部落时代，善于社交合作让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

最早的社交媒体就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而出现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长期研究社交媒体，他告诉我，不管是美国的Facebook（脸书）还是中国早期的人人网，人们注册并登入其中，一开始都是为了复制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同时与陌生人建立联结。但很快，“分享文化”开始流行了起来，“关于Web 2.0时代有一篇非常有名的论文，叫作‘Sharing and Web 2.0: The emergence of a keyword’。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分享（share）是一个有指向性的词，而在这之后，分享（sharing）本身成了一种道德和伦理。互联网鼓励‘share you with the world’（向世界分享你）的行为，后来的很多数字平台，都是在这个逻辑上建立起来的”。一切始于2009年，Facebook推出了点赞功能，Twitter（推特，现名“X”)推出了转发功能。不要小看这两个简单的动作，通过这些按钮，用户的发文具有了一定的量化标准，这让他们开始更专心地对待每一次推送，也让那些更刺激更容易挑动情绪的内容数目开始增长。

而从大公司内部来看，这种鼓励分享的机制是他们商业模式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20年，Netflix推出了一部名为《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 》的原创纪录片，许多Google、Facebook等大公司的原始开发者出镜，展示了大部分社交媒体的商业逻辑和算法机制。其中，Facebook商业化的早期负责人蒂姆·肯德尔（Tim Kendall）介绍，为了使公司实现盈利，他们最早引入广告模式，即将用户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来获利，但在这之后越来越多的平台意识到，广告主需要更具确定性的投放。他们发现，更有效的方式是通过个体数据和交互行为生成预判模型，从而更加精准地出售用户的“认知改变”。

这也是目前大部分社交媒体的商业逻辑。2025年4月，一家头部短视频平台第一次公布其算法原理，在当时发布的新闻通稿中提到，“推荐算法核心目标是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点击、浏览、喜欢、转发、收藏等），构建个性化的推荐模型。系统会基于用户历史动作、对象特征和上下文环境，采用算法模型，预测用户可能会对什么样的内容产生什么样的行为。算法已几乎不依赖对内容和用户打标签，而是通过神经网络计算，预估用户行为，计算用户观看这条内容获得的价值总和，把排名靠前的内容推给用户”。

Google的早期产品经理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指出，技术公司主要要实现三个目标，“一个是参与度目标，增加你的使用，让你一直滑动屏幕；一个是增长目标，让你不断回来，尽可能邀请朋友；最后一个是广告目标，确保一切按照预期发展”。如今的社交媒体背后，有无数互联网工程师在想尽办法实现以上目标。和很多硅谷的产品开发者一样，特里斯坦·哈里斯曾在斯坦福大学的“劝服技术实验室”（Persuasive Technology Lab）学习，在那里，科学家们专门研究如何利用人类心理学知识来改变、影响人的行为。他们学会在产品中使用最原始的“成瘾机制”，比如积极的正向强化、无法预测的奖赏等，增加用户的停留和使用时长。可以说，接入互联网后的智能手机越来越像一台老虎机。

分享、点赞等社交行为既可以成为一个吸引用户的“钩子”，促使他不断打开App，也可以为预判模型提供数据。在那部纪录片里，导演专门模拟了一个美国普通家庭成员使用手机的情况，当大儿子上课时，算法系统根据孩子们的实时定位和之前的交友申请，确定现实中的人际网络，向他推送一条心仪的女孩在照片中“圈”他的推送，于是，他很快在课桌后点开了屏幕，给对方留言。而在屏幕那一侧，算法拟人的小人们开始庆祝，再后来，根据精准的数据模型，他们先给男孩推送了一条视频，又在后面附上了运动鞋的广告。

这也是木易看到那些点赞按钮后特别担心的事情。她经历过2012年移动互联网迎来爆发后的媒体时代，“当时层出不穷的‘O2O’‘UGC’创业公司，讲的都是如何以最低成本获客，如何增加黏性，如何让用户留在我们平台上……现在又有了各式各样刷不到底的‘no end’的平台，我不想让自己的儿子过早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社交媒体这个词已经有点过时了，我们现在熟悉的社交媒体，其实都已经成为一种‘超级黏性App’。”董晨宇说，“不是它离不开我们，而是我们离不开它。”而这种媒介环境的改变，也发生在不同类型的平台上，“比如有人说微博是社交媒体，但你也可以在上面买机票买电影票，你也能用微信打车，用短视频软件抢饭店的优惠券，社交媒体变成了数字平台，其他的平台又都在鼓励社交。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但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变化都发生在最近的不到20年时间里，而我们的大脑可能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未成年网民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上网设备的比例达到87.0%。手机是未成年网民拥有比例最高的上网设备，达到63.3%。（图表引自2023年《第 5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当社交媒体遇上青春期

通过林瑞的引荐，我终于加上了新迪的微信。在这个14岁的女孩看来，我们的聊天其实算一次“连麦”。在还没有手机的时候，她就已经挺喜欢这种数字连接的形式了。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妈妈会在做饭的时候给她在电视上放《花园宝宝》，她也会一边玩一边和爷爷奶奶视频聊天；到了小学高年级，她开始喜欢在B站上找自习视频，一边让平板电脑开着放些海浪、雨声音频，一边根据画面里的照片，想象自己正坐在那个静谧的木屋里写作业。家里的平板电脑是疫情防控期间为了让她上网课买的，再后来就成了她最喜欢的电子设备。

但拥有手机意义不同。上小学的时候，班里已经有几个同学有了手机，虽然上学时不能带到学校，但他们还是建了一个班级群，偶尔会在其中聊天。新迪一直用的是智能手表，因为品牌间不互通，她只能在上面加几个同学作为好友，他们也自己建了个手表群，但在里面说话的人并不多。再加上平板电脑和手表上的平台并不互通，这种不够全面的联结一直让新迪隐隐不满，她向妈妈要求过很多次，相信只有手机才能让自己拥有一个完整的数字身份。

拿到手机的那天是她生日，新迪只记得自己一口气下载了几十个App，光是选择合适的手机壁纸都花了半个小时。最重要的软件当然是微信，她按照喜欢的游戏角色给自己起名“苹果派”，还学着别人的样子在名字后加了emoji符号，然后是朋友圈背景、签名……像在精心装修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新迪感到满足。新迪最先加上的是平时和她一起补课的好友，还没拿到手机的时候，她就已经记过对方的电话号码。然后是父母的微信，还有班里的同学，再之后扩展到小学同学，同学的同学，一个围绕她的社交网络徐徐展开，直到她第一次加上了小红书里的“同好”，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对方在她的评论区留言，两人互粉后聊了几句，因为喜欢共同的明星，她决定和对方交换微信。

打过招呼后，那个女孩再也没和新迪说过话。身边的朋友都说这人是为了“扩列”才加的她，现在这种状态就是“躺列”了。新迪向我解释，“扩列”的意思就是扩张朋友圈列表，很多人为了让自己朋友数量增加，都会采用这种互关的形式扩张彼此的“疆域”，她甚至见过那种专门的“扩列群”，入群后，大家会先把群里的好友都加一遍，也会希望对方来添加自己。有的人“扩列”是想拥有更多同好，也有人只是想让自己发出的朋友圈能多一些点赞，当然也有人是希望刷到更多不同人的朋友圈。出于以上不同目标，扩列对象也要经过精心筛选，确定对方和自己属性相合。而“躺列”的意思就是只彼此关注，但不用聊天，“躺在对方的列表里即可”。

对青少年而言，出现在同伴社交圈层里的渴望，要比我们想象中大得多。脑科学研究发现，人在青春期发生的大脑发育中，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社会脑”中的改变，这个脑区会调控我们对他人的反应。曾经担任美国青少年研究学会主席的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伯格（Laurence Steinberg）在他的书里指出，当青少年看到他人情绪的照片，或是被要求思考他们的友谊，判断他人的情感是否受到伤害时，这部分脑区就会被激活，因此，“在任何年龄被拒绝都是痛苦的，但青少年会比其他任何时候更痛苦”。

于是也就不难理解，当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发现自己的朋友们拥有一个自己无法触及的线上世界时，所能感受到的那种社交焦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旦接入这个世界，他们反而会迎来更多的焦虑和不安。在和我聊天时，新迪已经恢复了平日稳定的状态，关于假期里的争吵，她也向妈妈道过歉，但她并不认为自己当时的做法有什么不对，那天她想要帮忙拍“带ID打卡”的朋友是班里关系不错的一个同好，对方也给她在展会上带过小卡，“如果她知道我在瓶邪（《盗墓笔记》里一对组合的名字）旁边拍了照却没跟她说，她肯定会不高兴啊”。

除了“带ID打卡”，发生在互联网上的社交活动还衍生出了很多日常生活不会出现的行为，比如点赞、礼貌互关，以及班级群里发了什么好玩的事情，大家要去围观，小圈子里有矛盾，也要去解释、修复关系，更不用说假期里，人人都在分享着各自好玩好看的东西。新迪觉得自己哪怕离开五分钟，就可能会错过很多有趣的事。这些社交行为还附加着许多原本不存在的指标，进一步增加了社交焦虑。

但如此忙于社交，是否真的会让青少年感到更强的联结感？答案常常是否定的。新迪有时会觉得，在网上和朋友交流经常会变成一项任务。“扩列”似乎是个不错的隐喻。形式丰富的社交模式，反而让原本很简单的聊天都成了奢侈品。扩列群里，大家必须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属性，却不能只是友好地打声招呼，开启对话。如果对方要求“躺列”，你甚至想要单向删除他都是件不礼貌的事。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曾经提出一个“邓巴数”的概念，即人类社会群体规模的上限为大概150条的社会纽带，我们往往会和3～5人关系密切，剩下的时间则会分配给剩下的100～200人。超过这个上限，人的大脑其实已经很难管理社交网络，因此整体社交质量也会随之下降。

刚拥有微信不到三个月，新迪的朋友圈就已经触及了这个邓巴数的限度。在她忙着处理不同的聊天框里出现的表情包和小红点时，妈妈林瑞感觉自己和女儿不可避免地疏远了。

新迪还向我分享了一件关于短视频的小事。因为妈妈一直不让她刷短视频，她只在数字电视的B站页面上看过短视频。有一天上课时，一个同学接老师的话茬，突然说了句“一百八一杯”，全班哄堂大笑，只有她不知道笑点在哪儿。同桌嘻嘻哈哈说着“一百八一杯”“宫廷玉液酒”，她还是一脸茫然，回家路上，她越想越难过，回家就跟妈妈哭了。

当互联网上的语言成了孩子们日常生活里的“黑话”，拥有“错失焦虑”的孩子们就会有强烈的渴望再去网上补齐这一课。这也成了互联网时代的一种特有的同伴效应，比起抽烟、酗酒等危险行为，他们现在更愿意通过网络行为互认身份。木易现在在北京一所全人教育学校工作，学校一直很重视对手机等电子媒介的管理。为了修订《学生文明守则》，有老师对高年级孩子说脏话的现象进行了调研。一位同学上课时说了句英文的脏话，老师找到他批评教育，他却对老师说，这话是从游戏里学的，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联想到平时见到亲戚朋友的孩子们时，还在上小学的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在社交媒体上有多少好友、多少粉丝，一个“热梗”就能迅速“破冰”的画面，木易也不得不感叹媒介给一代人带来的深刻改变，儿子6岁时的“平板电脑事件”已经过去快六年，她仍在坚持少让他接触智能设备的原则，唯一属于儿子的电子产品只有一个“不开通支付功能”的智能手表。未成年人与父母是否共同生活，显著影响未成年人上网的时间长度。 值得注意的是，住校的未成年人在工作日上网时间超过2小时的比例最高。（图表引自2023年《第 5 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博主之路

木易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除了社交焦虑带来的过度比较、抑郁情绪和成瘾行为之外，科学家们尤其担心的是数字平台对大脑的“重塑”。2011年，卡尔·D.马尔奇所在的专门研究消费者神经科学的内省研究公司（Innerscope Research）做了一项研究，发现与数字移民相比，数字原住民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数字设备上，他们在不同数字媒介之间的切换次数也更多，可以说，他们对媒体的注意力要比上一代人下降了一半还多。排除掉不同年龄段大脑的注意力特征，依然能得出结论，数字原住民要比数字移民更容易感到无聊、紧张和注意力不集中。

如果说刚刚接触手机的新迪还没感受到这一点，拥有手机快五年的高一学生园子已经觉得自己被“绑架”了。

园子今年16岁，是贵阳一所高中的学生。她在生活中是一个身穿绿色校服、喜欢扎马尾的普通女生，但在小红书上，她是一个拥有5000多粉丝的“小博主”。园子是从初二开始做博主的，拍摄的主要内容是学习Vlog。打开她的主页，视频标题大多是“高效学习”“高能量爽学”，大概就是把自己的学习过程用手机延时摄影拍摄下来，掐头去尾，剪辑好再配上喜欢的音乐。因为主打“励志向”内容，虽然画面并不算精致，还是慢慢积累了一批粉丝，甚至还接了几次广告。

园子一开始并没有做博主的打算，刚注册小红书时她还在读初一，刚进入一所住宿学校学习，妈妈给她买了手机，用来和家人联系。身边都是新同学，她又不太爱和人主动交际，慢慢地成了班里不太有存在感的一员。但闲下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迷上了看人抄书。那种视频一般都有很精致的本子和钢笔、彩墨，抄写些抒情的句子。也有人会抄大部头的书，一笔一画很是解压。园子也学他们的样子布置了自己的桌面，周末回家时就在书桌一侧摆上手机拍，后来她发现如果放一张小镜子，画面会更通透，就又专门购置了装备，收纳盒、小摆件、书、茶杯，一应俱全，但拍完发出来却反响平平。

她起初以为是自己笔迹不够美观，又担心是自己角度没找对，剪辑节奏不好。研究很久后，她意识到，按照自己现有的资源，很难布置出其他博主那种或梦幻或简洁的桌面风格，于是在剪辑某一期视频时，她把自己的心声加了进去：也许普普通通的人生，也是值得过的人生。没想到，这条视频意外获得了很多同学的共鸣，单条视频点赞量就超过了200。于是，园子决定继续走这条“真实”赛道，不再专门设计桌面，每次找到合适的角度把手机一放就可以开拍，剪辑的目标当然也是要呈现出一种“什么都不顾，只要沉浸式学习”的粗糙质感。

园子慢慢摸到了一点流量的逻辑。大概发到第10个视频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学博团队”找到了她，想让她在发布视频时带上话题，可以增加投放量。她发现，原来过去推到自己首页上的帖子，很多也都有团体协作的痕迹。而那些让自己开心的点赞和评论，也慢慢成了现实的考量。有一次，她发现有个抄书博主在挑战“用一支笔的墨水抄名著”，她就模仿着做了一个“一支中性笔要多久才能写完”的挑战，播放效果很不错。再后来，她也尝试过各种“明星伴学”，即把喜欢的明星照片剪进自己的视频里，这样就能利用明星的吸引力来增加推流。

但园子还是明显感觉到，随着升入高中，这个博主的工作变得越来越艰难。学习带来的挑战叠加着粉丝增长的压力，让她越来越不知道该拍些什么内容了。年初，一个卖护肤品的广告商找到了她，请她拍摄了一条开箱视频。赚钱的滋味当然很不错，但园子又开始担心喜欢学习的粉丝会因此而流失。患得患失之下，她失眠了一次，然后加倍努力地拍摄了一期假期沉浸式学习的视频，还在其中加了不少粉丝喜欢的“打鸡血”内容。全部剪好发完后，她感觉自己“再也不想拍视频了”——当然，她还在继续。

那天聊到最后，我还是问了她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作为一个“学习博主”，拍摄活动真的会让学习变得更高效吗？我向她分享了一个研究者们的观察，在忙于媒体多任务处理时，大脑的工作会更努力，但实际效率却会下降。或许我们只是在享受那种“我在努力工作的感觉”。园子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先发了个“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的表情包，“起码我们还是让无聊的事情变得有趣了吧。”她说。互联网“驾驶证”

有一年春节从老家回北京时，木易做了个实验。她想看看两个儿子是否可以在没有手机和iPad的情况下坚持五个小时的车程。行前，她特意请大儿子设计了几项路上的备选活动，比如“数一数这一路上到底有多少行车隧道”。一路上，除了开始时4岁的小儿子因为不愿离开老人大哭了一场，需要用《小猪佩奇》安抚一下之外，整个旅行竟然意外地平和。丈夫在开车，她在和儿子们数隧道、聊天、在纸上画画，五个小时也就这样过去了。“当然也有大眼瞪小眼，感觉很无聊的时候，但我有时也在想，在这个时代，大多数小孩儿的时间都被无意识塞满了，其实一个人长大的过程中，无聊是可以被允许的，留白也是必要的。””

“不过，这样的方式当然比电子保姆‘费妈’”。木易告诉我，疫情爆发的那一年，她和丈夫做了个决定，他们把城里的房子租了出去，举家搬到了北京六环外的农村小院里。幸运的是，那周边也有一些成熟的新教育学校，能给孩子们提供充足的户外活动空间。。在小儿子入学的自然教育幼儿园，拥有天然的院落和一大片果园，鼓励孩子们自由玩耍，注重感官平衡发展。在这里，大儿子除了上学，还学会了做木工，在家里的院子中养鸡、种菜，遛自家的小狗，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也再没和他们提起过手机或平板电脑的事。

木易的做法也是很多互联网研究专家所倡导的，他们相信，当我们在现实中给孩子提供更丰富的生活和社交体验，他们就不太容易沉迷于互联网的花招。这来源于对“成瘾”的基本假设，即人们是出于逃避，才对互联网或者其他活动成瘾，它是一种让你感觉自己拥有能力的简单方法。在研究药物滥用等成瘾行为时，科学家们就发现，当把那些在实验室里表现出“赌博行为”的鸽子们放到大笼子里时，它们会开始飞来飞去，和其他鸽子社交，停在自己喜欢的架子上，然后停止“赌博”。“这些鸽子会让你想起今天的人类，很多人对于太容易获得资源而感到厌倦。我们花更少时间探索与搜寻食物，在户外的时间更少。我们的社交世界改变了，因此寻找填补这个刺激缺口的其他方式，来分散注意力或安慰自己。”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赞托尔（Thomas Zentall）说。

但木易也明白，自己的方法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学校里一位八年级孩子的家长曾对她说，或许他们家现在还能保持相对平和的状态，是因为她的儿子刚刚进入青春早期，“到了更高年级，该经历的总要经历”。除了学校的“手机禁令”，她更强调父母在孩子的成长中要主动作为，和他们一起制定规则，帮助他们在不同阶段与他人建立真实的联结。

作为一个长期研究社交媒体和社交媒体人际关系的学者，董晨宇并不赞成“互联网延迟接触论”，他相信这一代青少年可以以他们的方式去理解互联网，甚至远超成年人的思维深度。“我认为互联网还是要早接触，因为今后如果他不理解这些东西，很难在变化中的世界立足，”他说，“但是，在孩子接触互联网的时候，必须有父母的陪伴和指导。” 

2017年前后，董晨宇曾经和上海的几所中学合作，开设过一门很具实用性的“媒介素养课程”。课程大概包括10个话题，“主要就和孩子们讲怎么发朋友圈，讲网络暴力的应对方式，讲游戏的成瘾机制，比如为什么打游戏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它是怎么设计让你进入心流状态的。我们也让孩子下载短视频App，分工让他们每人只点击固定的内容，让他们训练自己的账号，看看最后有什么不一样，再和他们聊什么是算法”，他发现，更理解互联网的设计机制后，孩子们反而不太会出现沉迷行为，“他理解这些事之后，他就更淡然了”。

乔纳森·海特也在书中写到，很多未成年人使用手机时，就好像在没有搞清楚交通规则的情况下开车上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在盲目和刺激的旅程中，为了使我们和孩子避免更多的伤害，理解其运行机制和使用规则，是相当必要的。今年AI技术的兴起，也给了董晨宇一点新的希望，他期待类似的媒介素养课程能更多地进入校园，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和乡镇的校园，“如果我们能借此机会，把新的媒体环境和技术环境给学生讲明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瑞、新迪、木易、园子为化名。参考书目：卡尔·D.马尔奇《放不下的手机》；麦可·伊斯特《大脑不满足》；乔纳森·海特《焦虑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