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开放的纪念性

吕彦直1918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他在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招标中均获得第一名。中山陵用青白两色，与明清时期帝王陵寝所用的红墙黄瓦不同。由陵门至祭堂共有392级台阶，全长168米，宽30米，分为8段，有5个平台，能容纳5万人举行纪念仪式。台阶上，祭堂前，又是一个平台，平台两端各竖立一根华表。吕彦直所设计的中山陵，包含着牌坊、三洞陵门、华表、祭堂这些明清帝王陵寝中的建筑元素，长长的台阶也像是神道的变体。祭堂里摆放孙中山的坐像，墓圹里有孙中山卧像，这一布局与林肯纪念堂和拿破仑墓相似。中山陵建成后，每年都在植树节，发动南京市民去紫金山种树。中山陵创造了一种公共空间，呈现出“开放的纪念性”。2024年底，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先驱代表作，中山陵及其附属建筑列入更新后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山陵要“申遗”了。

1929年5月，孙中山的奉安大典举行，遗体在北京易棺，装入一个新的铜质棺材；5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碧云寺灵堂公祭三天。5月26日南下，5月28日抵达南京，5月29日至31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公祭三天，6月1日奉安紫金山墓地。奉安南京后，中山陵是纪念孙中山的神圣空间，谒陵也成为最具象征性的政治仪式。

李恭忠在南京大学读博士的第一年，去中山陵游览。那是早春时节，第二学期刚刚开始，他正考虑博士论文要写什么题目。中山陵位于南京城外，风景优美，市民常去那里散步，一个瞻仰伟人的地方却给人一种轻松之感。10点多钟，登上大平台，回望南京城，李恭忠说：“我是在野外，好像是在做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但同时，身心感觉还是很愉快的，这第一印象让我好奇，这种感觉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或者说现在这个时代才会有？后来我发现吕彦直一开始就是这样设计的，希望你们到中山陵，既是来瞻仰伟人也是来休闲的。”

那次游览确定了李恭忠的博士论文题目。论文经修改之后，在2009年变成了一本书《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这本书秉承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融汇新文化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陵墓设计、葬礼和纪念仪式等方面考察了孙中山身后形象的塑造。2019年，《中山陵》一书出了修订版。中山陵是现代中国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李恭忠这本书分析了这道独特的风景。

在孙中山先生去世10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李恭忠教授，请他来谈谈中山陵。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说法，是说中山陵之后100年，中国再也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坟墓或陵寝了，这个说法准确吗？

李恭忠：中山陵是一个糅合古今的建筑。虽然孙中山本人反对帝制，但他走了之后，他身后的人把他葬身的地方叫作“陵”。最早用“陵墓”这个称呼的是1925年5月的报纸，那时候孙中山在北京的葬礼已经结束，国民党考虑在南京选址，为总理建陵，需要设计招标，要在报纸上登广告，中山陵寝的称呼就开始出现。

年轻建筑师吕彦直的设计方案拿到了头奖，其设计理念中最重要的一点可以叫作“开放的纪念性”。牌坊、碑亭，包括中山陵祭堂的屋顶琉璃瓦，跟传统的皇家陵寝的建筑元素是一致的，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开放性，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要让人去参观，去游览，走累了还要有休息的地方。纪念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纪念公园跟市民休闲并不冲突，公园这个概念是一个外来的东西。中山陵是中西结合的。

中山陵之后100年就没有这么大的陵寝建筑了，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从有形的空间来讲，确实后面没有这么大的陵寝建筑，或者说，围绕着安葬一个人而形成的一个巨大的纪念空间，的确是没有了。中山陵不仅是指陵墓的范围，它包括紫金山南这一大片地区，之前这里叫总理陵园，现在叫中山陵园风景区，我们现在偏重于把它打造成一个国家公园。这一面是有形的，另一方面是无形的。从精神内涵或者说符号内涵来讲，中山陵在历史上都是极为独特的。围绕孙中山而形成的纪念空间，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独特的。

三联生活周刊：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其遗体暂厝北京碧云寺，四年后奉安大典。在1925年的那种时局下，孙中山遗体有没有可能在碧云寺待更长时间？

李恭忠：孙中山遗体暂厝碧云寺，当时谁都预料不到会有多少年。当时的舆论都认为，孙中山去世了，国民党就支撑不下去了，他们内部本来就暗流涌动，内部的派系问题还是很深的，比如说江浙这边的国民党跟广东那边的国民党就不一样，这是自辛亥革命期间就形成的。孙中山因为其个人威望，他在世的时候，同志们都会尊重他，有矛盾也会遮掩一下，他走了，国民党内部各种各样的矛盾就爆发了，所以当时日本报纸都觉得国民党没希望了。四年后“孙中山奉安大典”，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当时国民党有没有信心问鼎中原？他们自己恐怕是没有信心的。

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两个人都是孙中山长期的秘书，孙中山去世后，他们一下变成国民党内部资历很深的人，跟蒋介石形成了一种权力竞争，但他们实际上缺乏作为领袖的那种经历和见识及手段。1925年，孙中山身边并没有哪一个人有孙中山那样的政治威望和政治能力，孙中山是国民党的超级元首，其他人只能是一方诸侯，没有能力统领全党。

孙中山1924年北上，主观上当然是想推动南北和谈，走和平路线，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实际上他在广东陷入了困境，遭遇了很大的抵制，甚至是抵抗，日子过得很难，虽然说商团事变被镇压下去了，但广州这个大本营已经动摇了，去北京这条路可以尝试一下，但究竟能走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其实是没底的。孙中山自己是个医生，他的身体怎么样，他没有一点预感吗？他应该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他心里面已经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他去竞争对手的地盘，安全没有保障。他跟军阀打过太多交道了，应该了解军阀那种反复无常的秉性。冯玉祥的北京政变确实是一个可能的机会，他愿意去做最后的尝试。不成功便成仁，他的生命随时可能终结，但为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去奋斗，在当时看来，这是非常沉痛的一种结果。

孙中山去世，老同志们能怎么样？其实很难怎么样，在北京隆重地给他操办一场葬礼，在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办了一场很风光的葬礼，然后就把他的遗体送到西山碧云寺去暂厝了。

对于身后的老同志而言，就算完成任务了，共同的事业走到了低谷，后面怎么办他们也不知道，先有个公共层面的交代。如果孙中山没有葬于紫金山的遗言，后面的事就由他的家属决定了。但我们看到，四年之后，孙中山被从北京移灵，安葬在南京紫金山。1925年3月，谁也没想到国民党能在两三年后名义上取得全国政权，他们自己都没有这个信心。历史有许多偶然因素。三联生活周刊：您在《中山陵》一书中引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一句，“盖民国之民权，惟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能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还有另一句，“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您在书中分析说，在晚年孙中山和国民党看来，个人及团体并不理所当然地享有政治权利，而是要国民党来考察和鉴别，并由国民党授予后，才享有自由和权利。您能就这个问题再展开谈谈吗？

李恭忠：关于国民党一大，中外学者做过很多分析，我来补充一下。1911年，以君主制为枢纽的大一统模式解体了，从帝制到共和，这是巨大的转变，这是“破”的一面。但“立”起来的是什么呢？共和似乎很虚无缥缈。1912年之后的10来年很动荡，有袁世凯称帝，有军阀混战，有孙中山要再造共和，再造共和是什么意思？共和好像是被破坏了，他要把它复原吗？并不是那么回事。孙中山要继续革命，国民革命不是简单的再造共和。他要建一种新的共和，它还叫中华民国，但是此中华民国非彼中华民国，彼中华民国是一种宪政共和主义，此中华民国是一种现代版的威权主义，具体的法理基础就是在国民党一大这次会议上确立的。

我引用的那段话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民权的解读，这和我们所讲的“天赋人权”不是一回事。天赋人权是启蒙运动以后逐渐成为现代常识的基本理念。孙中山讲的民权跟天赋人权不是一回事，不是说一个人身在中华民国，就享有民权的，还得看他的态度，是拥护帝国主义军阀还是拥护革命，如果是走前面那条路的话，就不能享有民权。只有跟孙中山走才能享有民权。这是对“天赋人权”的颠覆，人不是生而就有权利的，一个自然人要拥有政治权利，得看他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你的权利，不是天然拥有的，而是由现实的政治权威来决定授予的。政治权威又是怎么来的？不是经过大家同意的，不是大家经过讨论，承认你代表我们的，代表性是孙中山自定的，这是对现代政治基本原则的一个颠覆。共和体制基本的一个出发点是天赋人权，有天赋人权才有主权在民，主权在民才有选举，才有议会，才有权力制衡。

这次会议还确立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威是总理。这个会议是1924年1月开的，国民党当时真正掌控的地盘很小，就是广州周边地区，但这个时候它要彰显其组织和思想，彰显他们这样一种力量，并且去打造这样一种有主义的组织化的力量。孙中山要重建一个党，要拿这个重新建起来的党，再去重新建一个政权，政权是从属于党的、服从党的。

1925年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那些老同志们和新同志们，经过好几个月的协调，7月在广州正式宣告成立国民政府。一般都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实际上准确的说法是国民政府迁宁办公，迁到南京来办公。1925年7月的国民政府还很小，只是广州周边一个区域性的政权，连一个省都达不到，但它的模式及架构很值得注意。南京国民党政权的组织特点，1925年7月就在广州呈现出雏形了。这个雏形的来源就是孙中山晚年的想法。北洋政府那一段宪政共和主义，只简单搬用外部的框架，事实证明简单模仿是不成功的。传统习俗不是随着一个制度框架的改变就能够迅速转变的。中国的特点是疆域和人口规模超大，具有高度的非均质。在这样的基本国情下，要维持一个统一体，是一个高难度的任务，君主制为枢纽的大一统，经过了上千年的锤炼，才算是逐渐形成一个有效的成熟的体系。如何走向统一的现代国家，又是一个高难度的任务。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孙中山在历史文献中被称为“国父”？

李恭忠：称孙中山为“国父”，指他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现代意义上中国意识的兴起和广泛传播，是在甲午之后，特别是20世纪以后的事。中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一种政治共同体，是梁启超和孙中山这一代人共同打造的，梁启超主要是在观念上面启蒙，孙中山更加重要，为现代国家基本制度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孙中山的贡献体现为两个阶段，即清末首倡革命、肇建共和国体，以及民初反思辛亥、再造共和国家，所以被尊为“国父”。

三联生活周刊：缔造民国的孙中山，曾经被人用“华盛顿”来比喻，等到孙中山去世的时候，人们还会把他跟华盛顿相比、跟列宁相比，当时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

李恭忠：从甲午之后，知识精英都是主动地眼光向外，积极参考国外的经验，而后又有大批留学生出现，知识阶层很自觉地把孙中山跟华盛顿、列宁这样不同类型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创建者相提并论，这反映出当时中国确实还处在现代国家的建国模式和道路的探索过程当中，要拿这些国外的资源作为一个参考，当然这些思考汇集到了孙中山的个人形象上面去了。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意见认为，《致苏联遗书》是鲍罗廷起草并记在孙中山名下的，您怎么看？

李恭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参照了苏俄的体制。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微妙的地方，因为当时的苏俄呈现出很明显的扩张态势，所以在中国，还有很多人对此保持怀疑和警惕。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共产主义跟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在孙中山去世后，怎么去维系跟苏联的关系，在国民党内部也是一个问题，通常讲，人亡政息，如果说孙中山不在了，但没有一个相应的表态，国民党后面跟苏联的关系是不是就会被国民党右派所主导，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孙中山逝世的时候还不忘跟苏联继续保持联系。

孙中山的《致苏联遗书》，学界曾经有过一些争议，京都大学石川祯浩教授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遗书原件在莫斯科档案馆存着，是英文打印件，上面有孙中山的英文签字，也有其他在场的六七个人的签字，就是他3月11日两份遗嘱签字的那些人，包括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等。这份遗嘱率先在苏联的报纸上面披露出来，再回到中国。那么起草的人是谁？鲍罗廷肯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还有陈友仁，他是孙中山的外事秘书，也是鲍罗廷的翻译。还有汪精卫，汪精卫当时是左派，他积极维护联俄联共的政策。《致苏联遗书》很可能是他们三个人商量着来起草的，然后给孙中山签字了。这份遗嘱既是党内左派的推动，也是国民党当时必须拿出的一个策略，当时他们需要外部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份遗言，国民党左派会更困难。三联生活周刊：1929年，孙中山被由北京碧云寺移灵南京中山陵，奉安大典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仪式，请问怎么看这个仪式？

李恭忠：政治既讲权力，也讲影响。体制内可以下命令，但在不那么强调纪律的场域，怎么才能让人家接受你的影响、接受你的权威，政治传播或者说宣传就很重要，这种传播和宣传必须通过一些相对柔和的形式来进行。如果是纯粹空洞的仪式，那可能就是走过场。如果能够调动人的情感，这种仪式的效果会好一些。生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葬礼这种仪式的效果跟一般的仪式很不一样。列宁也好，孙中山也好，他们葬礼为什么要如此隆重地操办，而且要广泛调动传播的技术和手段，我想都有现实的政治考量。当然其效果很难几句话讲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到南京，我去了中山陵，也去了谭延闿墓和廖仲恺墓，我听说汪精卫葬在明孝陵附近的梅花山上，正气亭是蒋介石给自己选的墓地，国民党这些头头都想葬在总理身边吗？

李恭忠：最初，国民党中有些地位的人都想葬在孙中山边上。但后来设了限制，不是谁都能进来的，需要“国葬”级别的才可以。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忠实助手，革命尚未成功就去世了，谭延闿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他们都符合这个葬礼规格。林森后来死在重庆，如果他死在南京，很可能会在紫金山有一座墓地。

灵谷景区是公墓，纪念的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他们算是相对普通的公职人员。国民党的规划是以中山陵为中心，形成一个有梯度的纪念空间。三联生活周刊：这让我也想到了袁世凯的丧事，袁世凯死后回了老家，入土为安。孙中山的遗体经过好几次入殓，用了四个棺材，过程十分周折。

李恭忠：袁世凯的墓地叫“袁林”，树林的“林”。我们南方人读起来“陵”和“林”都一样。袁林从袁世凯死后就没有多大的影响，这也许是个隐喻，袁世凯为什么会失败？简单的复辟走不通，帝王体制这条老路走不通。

有文章说孙中山的遗体经过六殓四棺，其中包括他的一个卫队长，1927年曾经在碧云寺把孙中山的遗体进行了转移。因为当时有风声说，军阀要烧掉孙中山的遗体。这个说法，我并没有看到具体的材料。很可能是守灵者故意散播出来的消息，对军阀形成一点点压力。严格说来，下葬一次才算作是“殓”的话，那孙中山有两次，一次是暂厝碧云寺，一次是在中山陵下葬。孙中山的入葬的确太费周折了，折腾好几次，但这也是他很独特的地方。孙中山很通透，他是学西医的，对于身体与思想（灵魂、主义）的关系，看得很清楚。人到了一定程度都追求不朽，他很清楚不朽主要在于思想能不能传下去，能不能发挥持续的影响。至于肉身，只能是任别人去折腾。如果能发挥最大的效果，随便你们折腾，他不在乎。孙中山有一个遗愿，要像列宁那样保存遗体，这也是出于最大化利用肉身的一个思考，他考虑的是形象如何不朽，不朽就能服务于他的事业。

孙中山去世后，梁启超写过文章，对孙中山的政治路线不太认同，梁启超毕竟是文人思想者，实际政治经验很少。而孙中山一直在实践，经过那么多失败，他对于自己所要达成的目标，是有勇气，也有战略的。他死在北京，让人觉得很沉痛，但达到了比他想象得可能还要大的效果，他个人仿佛变得不朽了。如果他当时不去北京，而是死在广州，后面可能是什么情况就不太好说了。孙中山有他异乎寻常的格局和勇气，不仅超越了同时代人，放眼古今中外也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