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重建人性的时代思潮

现在的“阳明心学热”，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平是亲历者。2010年，央视《百家讲坛》播出14集《传奇王阳明》，董平是这个系列的主讲人。他也成了国内最早通过电视媒体向大众普及王阳明心学的学者。

阳明心学之所以能够在普通大众中得到传播，董平用“平民性”一词加以描述：“因为它讲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所以王阳明每到一个地方讲学，不光是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市民、商人，以及所谓贩夫走卒等不同阶层的人都来听，听了以后大家都很受鼓舞，每个人都从阳明心学那里发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因此也就对阳明心学有了一种别样的价值归属感。”

阳明心学产生笼罩性影响的明代中晚期，商贸发达，市民阶层兴起，城市生活丰富，在汉学家史景迁、卜正民的描述中，晚明的中国是16、17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尤其在江南，经济发达，文化优雅，是令人向往的生活空间。

阳明心学是如何出现的，它回应的社会关切又是什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赟，认为明代中期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新兴工商业阶层，新兴地主阶层，他们都要求获得自我表现和表达，整个社会结构变动要求对人性进行重新理解。就是说，人不能再像朱子理学所主张的那样，仅仅被视为一种由精神性、道德性和理性所定义的主体，不再仅仅被动符合于天理，人的多样性，人的各各不同的情、才、意、欲都要求得到释放和安顿。”

正如陈赟所言，阳明心学是在对业已成为官方正统的朱子理学的反动中所展开的一种民间学说。因其平民性与对日常世界的关注，阳明心学安顿了那个变动时代各个阶层的精神需求。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商贸发达、信息芜杂、变动不居的时代，人们这种精神安顿的需求，可从古代智慧里去寻找满足。

围绕着阳明心学的兴起与发展、影响，以及对现代人的启示等问题，本刊专访了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董平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赟。三联生活周刊：一般来说，人们把阳明心学视为对作为明代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的反驳而出现的，理学在当时出了什么问题，心学又是如何针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的？

陈赟：王阳明生活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官方学说，就是程朱理学，特别是朱子理学。但是理学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再能够适应于当时社会结构和人性的需求。

朱子理学相应的社会结构是“一君万民”的体制。在这种体制里，联系一君与万民的只有举子士人。沟通上下阶层，就成了士大夫的任务，所以史学家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法律之所不能统，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

一君万民体制在社会基层的网格化管理形式，就是明代初期设立的里甲制，十户一甲，十甲一里，甲设有甲首，里设有里长，负责辖区内的税收。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每户都是作为同阶层的平等家庭被管理的，就是说一君之下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政府通过里甲制，在以皇帝为顶点的官僚机构下，就能够把所有老百姓，一律作为皇帝的子民进行一种组织化的管理。

但是到了王阳明那个时代，出现了什么情况？社会出现了大地主、中小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的阶层的分化，这样一来，各个家庭一律平等的基层社会，就出现了不平等，里甲制度慢慢变得形同虚设。由于基层社会的阶层分化以及支配现象的形成，皇权对已经分化了的家庭进行一律齐等的统治，变得难以为继。另外一个现象，明代中期，出现了士商合流的现象。以往大家都是通过科举当官，但是随着参加科举的人数增多，官员名额又没有增加，大量的士人举子长期充当低级官吏或编外人员。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弃儒从商。按照史学家余英时的统计，在15、16世纪弃儒从商的士人十之八九。

这使得重农抑商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以往商人地位不高，但随着士人从商，整个社会舆论对商人有了更多肯定。社会意识的变动，会反映到词语当中。明中叶以来，称“经商”（“做买卖”）为“做生意”，越来越普遍，这个词中经商具有了肯定的意义，成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生机和生意的一种方式。

士人从商，同时，商人也可以通过捐资纳税、反过来资助科考，使子弟进入士人阶层。士商阶层之间的交流融合，也使得社会结构、认识更为多元。这一点在江南地区非常突出。

这样一来，以士大夫为对象的主流学说朱子理学便没法满足这种社会主体多元性的要求了。朱子讲的“性”，是一种排除了差异和特殊的普遍、必然、共同的品质。其实质是仁义礼智信。对朱熹来说，所有人的人性都是一样的，普遍本质才叫性，甚至草木瓦石都有仁义礼智信，他的学说是从“性即理”出发的。这跟阳明心学从“心即理”出发就很不一样。

从“性即理”出发，所有人相同的部分才叫人性。一旦“一君万民”体制和它的基层组织——里甲制动摇以后，那么人们就会有多元化的人性理解。朱子理学那样一种自上而下的道德感化，实际上也就慢慢失去了效力。

这时候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什么？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地主阶层的崛起，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要求对人性进行重新理解。人的情感、才能、意向、欲望等这种自然的感性的心理因素，要求成为人性的构成部分，而且作为人性的内容需要得到表现。而这些东西在朱子理学那里作为人性的附属性特征，一直是被压抑的。

朱子理学讲“一本万殊”“理一分殊”，所有的分殊都是一本的写照，比如一切的水中月亮，都是天上月亮的投影，所以我们看到水里无数的月亮，只是为了体认天上的那个月亮。但是明代中叶的社会环境，人们要把差异、多样、分殊看作比“一本”更基本的东西。人不能再仅仅被视为一种由精神性、道德性和理性所定义的主体，不再仅仅被动符合于天理，人的多样性，人的各各不同的情、才、意、欲等都要求得到释放和安顿。阳明心学在这种社会结构下，直面时代的这一要求。三联生活周刊：请您从学理上谈谈从朱熹到王阳明，从朱子理学到阳明心学，发生了什么变化？

董平：谈阳明心学的兴起，必须谈到宋学。学术史通常讲的所谓“宋学”，其兴起的实际原因，是为了消除佛教、道教太过强势的影响，而重新追回儒学作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基础的基本地位。从当时儒学重建的结果来看，宋学至少形成了三种形态：一是以朱熹为代表的所谓“理学”；一是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还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学派，我主张把它理解为一种“历史哲学”。这三个学派，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面向来安顿人的存在。从朱熹的角度说，人的存在就是理的存在；陆九渊则认为是心的存在；吕祖谦则告诉你，人是在历史中存在的，因此“历史性”也就是人的生存本质。

所以现在有人说王阳明“创立心学”，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王阳明只创立了“阳明心学”。“心学”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中国思想史上的思潮，至少可以追溯到孟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色，它在不同时代与不同问题相结合，然后显化为人们所关注的不同的哲学问题。

南宋后期，朱熹之学被禁过一段时间，但元朝重开科考后，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主要参考书，程朱理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想，一直到明朝也没改变过。

王阳明的问题意识在哪里呢？虽然从宋代以来，大家都在谈圣人之道、圣人之学，要成为圣人，但王阳明在实践中体会到，朱熹那套沉湎于单纯理论研究的“枝枝叶叶外头寻”的做法，实际上是成不了圣人的。只有通过现实的社会生活，个体的生命实践才有可能通达于圣人境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等，根本上都是实践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龙场悟道”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它事实上解决了成为圣人的实践何以可能的根源性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的人们似乎不太理解，王阳明为何在12岁时便立志成为圣人？

董平：我们的古典传承，从孟子以来，一直在讲“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儒家传统从来都以成为圣人为倡导。什么是圣人？圣人就是完全实现了自我人格的人，是能够把“天命之性”完全地转变为自己的全人格，并把它真实地显现于现实生活过程当中的人。王阳明在12岁时立志成为圣人，好比在今天，孩子们说长大以后报效祖国，大抵是一个道理。

但王阳明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能够把成为圣人转变为一种自觉的生活实践。王阳明的好友湛甘泉在为他写的墓志铭里，总结王阳明青年时代的“五溺”：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氏。后人大多将湛甘泉的这些描述，当作王阳明曾经误入歧途的表现。其实这些多方面才能的养成与历练，正是他成为圣人之志的自我实践，也是他突破当时一般士人风气因循守旧之弊的表现。本组图片：王阳明余姚故居。成化八年，王阳明出生在这里，并在此处度过10岁前的童年时光

三联生活周刊：陆九渊的心学已经提出“心即理”，王阳明龙场悟道，悟出来不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董平：晚明的顾宪成，也讲过“以考亭为宗，其弊也拘”，大家拘泥于训诂辞章，只是因循种种概念，养成一种习俗，反而忘记了成为圣人的本来目的。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当时他是以放逐之身而处于穷乡僻壤，面对死亡的巨大考验，唯一挂怀的也只是生死一念，想到“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忽然意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每个人都具备圣人资质，这就是所谓“心即理”。宇宙的最高原理与我们的本心，原是具有本然的纯然同一性的。所谓龙场悟道，无非就是悟到了、确认了这么一点而已。

王阳明和陆九渊最大的差别，我认为主要是实践上的差别。陆九渊虽然也讲“心即理”，但欠缺一个把“心即理”实现出来的具体的实践工夫。王阳明讲“心即理”，这不但是他加以生命亲证的，并且正因为如此，他有了一套完整的把“心即理”这一生命存在的本真实现出来的实际路径与方法，这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工夫体系。陆九渊所讲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在王阳明那里是要完全地体现为“事上磨练”的境界的。所以陆九渊的心学还是理论，王阳明的心学不只是理论，更是实践体系。这是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别。本组图片：王阳明余姚故居

三联生活周刊：阳明心学的发展，人们一般将其总结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阶段，结合王阳明的个人经历，其内在的演变理路是怎样的？

董平：我经常说一个意思，阳明先生自己全部的生命历程，就是对他自己的心学哲学的完整实践过程。他在龙场悟道，悟出了“心即理”；当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请他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他第一次宣讲了“知行合一”。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只讲个“心即理”，两句话就讲完了，最重要的是要把“心即理”转变为实践工夫，讲怎么做人，讲人格健全统一，内外心身一致，这个是人人都能得明白的。这种人本身存在的心身一体，就是“知行合一”的依据，它本身就是个实践问题，是人本身存在的本原方式。人生来就是心智健全的，本来就具有把内心需要转变为实际行动的能力，举个再简单不过的例子，小娃娃刚生出来就晓得吸奶，他之所以吸奶，是知道自己饿了，知就是行，道理很简单。所谓“知行合一”，是对于人本身存在的完整性的特别指明与强调，心身本来一元，内外本来一致。可是糟糕的是，随着生命过程的展开，人们渐渐都去追求外在的东西去了，却不去照管心体的真实存在，奔竞于外，忙于功名富贵利禄的追求，终于忙着忙着就“亡”了“心”，内外渐渐分离，心身不再一元，存在的完整性遭受破坏，这还如何成为圣人呢？所以成为圣人，第一要件就是回归于内外心身一致的生存实况，思想行动一致，通过行为展示精神世界，这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后来到江西剿匪，特别是平定宁王朱宸濠之后，提出了“致良知”。今天很多人认为良知只是一种道德意识，所以致良知就是道德意识的体现。我个人觉得这是不完全的。王阳明讲得清清楚楚，“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面对生活中的特定情境，不论对象是什么，是就是，非就非，还原事物存在的本来真实，这个就叫作“致良知”。良知的准则在哪里？实事求是。“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进一步发展。他当时已经讲了知行合一了，为什么还要再讲致良知呢？这实在有一个特别的背景。朱宸濠谋反是事实；王阳明迅速平定了谋反，把朱宸濠抓起来了，也是事实；平反战争已经结束了，还是事实；可是正德皇帝还要御驾亲征，南昌城里驻扎着北方来的军队，弄得民不聊生，一塌糊涂。所以王阳明讲致良知，实际上是强调人人要正视事实，包括当时的正德皇帝在内。从理论上来说，“致良知”则是“知行合一”的一种发展形态。

王阳明晚年回到绍兴，讲“人与天下万物为一体”，讲“心外无物”，那实际上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所达成的一种真正的境界，也是“心即理”实现了完全对象化的境界。只有到了万物一体，才是圣人境界的充分实现。阳明先生是用他自己毕生的生命历程，完美地实践了他自己的学说的。多元化时代的自我安顿

三联生活周刊：阳明心学为何在明代中晚期如此风靡，形成一种笼罩性的影响？

董平：明代工商业发展以后，人们谋生的手段比过去多了，不像过去一样完全被绑定在土地上。王阳明的弟子里就有很多商人，包括后来创立泰州学派的王艮，就是盐商。

阳明心学能够得到迅速传播，很大程度上和它本身的这种平民性有关。因为他讲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那么所谓贩夫走卒能不能成为圣人？自然是可以的。所以王阳明每到一个地方讲学，不光是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市民、商人，以及所谓贩夫走卒等不同阶层的人都来听，听了以后大家都很很受鼓舞，每个人都从阳明心学那里发现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因此也就对阳明心学有了一种别样的价值归属感。从传播的意义来讲，王阳明心学的传播力度是非常广大的，讲学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普通市民、商人都可以讲学，肯定了每个人的自我存在意义。绍兴王阳明墓。嘉靖七年十一月，王阳明去世，随后葬于绍兴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理解阳明心学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平民色彩？

陈赟：朱子理学是官学，其义理的对象是官僚阶层和准备进入官僚阶层的士大夫群体，对于明代中叶出现的新兴社会群体，朱子学无法满足他们的自我表达和精神安顿的需求。阳明心学的关切主动朝向社会下层。比如阳明就跟学生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他讲与愚夫愚妇同的这叫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就是异端。所以他是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讲学，贴近现实接地气；他是以人人具有的内在的活泼的良知，打破高高在上的天理对人的支配，直面肯定人的激情欲望和才华气质，这些都使得阳明心学具有一种平民色彩。他把自己的学说放在与老百姓同一地平线上，所以阳明心学就变成了一种时代思潮。

三联生活周刊：晚明朝野上下似乎都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纵情享乐的虚无主义气息，诞生于嘉万年间的小说《金瓶梅》中，这种“去道德化”的倾向非常明显。一些学者认为晚明思潮与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关联很大，特别想请您分析一下，王阳明心学思想中的哪些要点，被泰州学派这样的后学放大，进而影响到当时整个社会思潮？

陈赟：晚明时代，我们之前讲的人的情、才、意、欲等作为人的特殊性，要求得到满足的权利；以及人的激情、欲望要求得到释放和表现，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核心。道德形而上学已经没法表达这种需要，所以这时就出现了历史文化意识，它包括表达人性和人情的多种新的符号形式，譬如小说这种艺术符号形式的兴起。

在这种新的符号形式中，自然本性如欲望等被作为人的生命力的表现被肯定。但这种对欲望的肯定，一旦过度就会进入往而不返的虚无主义，就是说，我们对精神的安顿反而会导致一种去精神化的现象。

朱子学问是“致广大而尽精微”，几乎所有的东西他都想过了，但是阳明心学几乎都是纲领式的东西，很多与当下生活经验相关的即兴的东西，所以，就使后学有过多的发挥空间。

阳明后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学术本身一旦流于对自然本性的肯定，对人的规范和约束、以及向上提升的面向，就会被削弱。阳明本人强调工夫和锻炼，良知要经历千百劫难，才能切实显现，但后学对他的发挥中，特别是现成良知派，就会把锻炼拿掉，使阳明心学对人的解放力量，一旦过头就会导致虚无主义。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看待这些年的“阳明心学热”？

陈赟：阳明心学产生于明朝中叶，它跟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提出的所谓“后16世纪问题”，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相关性，就是说，随着货币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商贸的往来，对人性的理解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跟我们今天的情况，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有点相似。我们今天一方面可以讲，商业发达、社会群体非常多元。越是多元化的时代，人也就越是同质化，越来越像个没有自己特点的平均人。越是处在平均人的状态，人越是需要与他人相区分的自我表达，通过独特的方式表现自己，同时也要求这一独特性被他人承认与肯定。在这种矛盾性的要求下，个人就越容易追问活着的意义，而追问本身又使得问题更加突出。今天跟阳明那个时代还不一样，我们处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地球村”时代。我们对各个地区人们的了解，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能够照见我们这个社会自身的局限和特点。我们会意识到我们自己安身立命的这个方式，跟一神教的文明不同。因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会使我们转向中国传统寻找资源。

阳明心学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阳明心学为现代人的自我安顿，提供了一个指引——我们的安顿，只能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

董平：某种意义上来讲，阳明心学之所以能在今天同样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我个人觉得可能和这样一种意义的虚无感有关。阳明先生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超越虚无，重新直面自我，重建自我存在的意义。虚无本身不是意义，穿越虚无才有意义。所以不管外面是虚拟世界还是经验世界，我只是构建我自己的真实，表达我自己的真实。有人问我：要怎么做？我说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不要撒谎”。不要对自己撒谎，不要对他人撒谎，这就是“诚意”。内外一致很重要，因为我们一定能够在这种内外一致的自洽状态中，真实体会到一种真善一体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