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即生活：在明代怎么做个旅游达人

明朝对官员赴任的期限有规定，在出发前，屠隆已经以筹措旅费的名义，请求宽限赴任时间。照理说，他出发后应该日夜兼程。

但这一路上，他依然“前松后紧”。学者简锦松替他做了一道计算题：屠隆七月初离家，七夕到杭州，七月二十一日才抵达吴大帝陵口。杭州到陵口，走运河水路，只需要七天。他中间至少在杭州耽搁了五天时间，还在嘉兴、苏州等地拜访朋友，至少各花去一天。后半程的陆路，屠隆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狂奔，中间还在徐州和朋友会面，游览了戏马台和放鹤亭。

其实，屠隆对自己的行程松紧，心中非常有数。第一次上京的时候，他就写了《北征记》，沿路所经路途、时间多有明确记录。可以说此时的屠隆，已经是一位非常专业的行路人了。

这段“游”与“仕”交织的路途，不是屠隆身上的个别现象，而是整个明朝中后期旅游风气大盛的折射。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夏咸淳，对明人的山水观、旅游现象进行了多年研究。他告诉我，“晚明是旅游活动空前兴盛的时代。而这种兴盛，源于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价值观的转向”。

游历山水的传统，在明朝之前久已有之。到了明朝中后期，人们的旅游活动发生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首先体现在一种‘开放性’上面。晚明的旅游活动十分普及，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参与其中。”夏咸淳说。

屠隆这样在赴任途中、为官任上的宦游自不必说，把旅游当作主业的官员也大有人在。比如与屠隆交好的王士性，一生四处为官，比起政绩，他更在乎山水之乐，留下了《广志绎》和《五岳游草》这样兼具地理考察和游记性质的作品。后人评价他“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

官员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游客群体正在形成——生员。自嘉靖起，因为科举竞争异常残酷，弃考之风渐盛，至万历尤甚。就拿万历二十四年（1596）的浙江乡试来说，3000余人争90个名额，至明末全国生员已达50万人。　　

夏咸淳讲了一个“五岳山人”的例子。一位本来要进京赶考的书生，途中听说西湖胜景，遂前往盘桓数月，决定直接放弃科举，投身山水。这类读书人不是个例，他们多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与经济基础，以“山人”“布衣”之姿，自在游历。

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女性出游。夏咸淳告诉我，“王士性就介绍过，他的许多好友都爱旅游，妇女尤甚。在明人的游记中，可以看见许多丫鬟、小姐、仆人的出现。这说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地位提高，普通老百姓也开始享受旅游的乐趣”。

市民阶层的壮大也为晚明旅游业提供了客群。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魏向东，通过对晚明数百篇游记的数据分析，研究晚明的旅行活动。他告诉我，随着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在江南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

魏向东说：“中国出口的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多半产自江南，西方人输入的大量白银，也集中在江南地区。城市里出现了大量工坊。像《醒世恒言》这样的小说里面，经常有一类人物，他们长期在城市待着，等着工坊招工。城市里出现大量游荡的人，这就是市民阶层壮大的一种表现。”

晚明人特别是文人对旅游的情感投入，是远超前人的。夏咸淳形容那是一种任性而游甚至“豁出命来”的劲头。跟屠隆差不多同时代的袁宏道就讲过一句话，“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且而与其死于床笫，孰若死于一片冷石也”。

夏咸淳提出过一个概念，“徐霞客现象”，说的就是晚明职业旅行家涌现的现象。他把晚明文人出游的文化动机，总结为“好奇、贵生、崇实”三种。好奇，说的是对于异域异物的兴趣；贵生，说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崇实，则是对实学和实事的重视和推崇。　　

夏咸淳说：“就是热爱锦绣乾坤和美好人生，要求享受人间幸福和快乐，满足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城市居民可能没有官员或者生员们的旅游机会和资源，但也不耽误他们出去走走。　　

魏向东专门统计过明朝旅途的时长与距离。对城市居民来说，一日往返的近郊旅游是最受欢迎的，经济上可承受，也不涉及过路文书等烦琐手续。长途出游，则有“香头”这样的人组织大型进香团。他们打着进香的旗号，去普陀山、泰山等佛教圣地拜佛，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游览。

随着旅游风气的发展，人们出行的“借口”也越来越丰富。比如每年的扫墓，是“男女毕出”的热闹事。张岱就讲过扬州的清明扫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人人争相参加游戏“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弹筝”。夏咸淳评价这种景象，“与其说是享鬼，不如说是娱人”。

除了传统节庆，一些有地方特色的新节庆也不断出现。魏向东用苏州举例，“苏州有六月二十四的赏荷活动。虎丘八月中秋，还有昆曲会，爱唱昆曲的人纷纷前往。这些是当地特色，别的地方看不到的。这都是当时人们普遍追求释放身心，追求愉悦的表现”。

虎丘，吴山，西泠六桥，这些都是江南地区的热门“打卡地”。“在明朝，许多地方出现了某地‘十景’‘八景’这样的名胜，这些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景观。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很多都投入到了城市节庆、城市的近郊游这些活动当中。”魏向东说。行路小心：运河上的门道

万历十二年（1584），屠隆罢官返乡。他“布衣皂帽”出京，一路经清源、盐城、扬州、镇江、无锡南归。京杭大运河的风景让他心境一宽，“挂帆南下，风日渐佳，海月江云，遂落吾手”。到达杭州的时候，已经是六月。天气炎热，盘缠告急，屠隆又在吴山脚下避暑三个月，泛舟西泠六桥，看荷花，撷菱芡，登天竺，待秋风乍起，他才从西陵渡钱塘江，沿浙东运河归家。

在他身后，游人的身影络绎不绝。当屠隆晚年遁入深山寻仙问道的时候，另一位年轻的旅行家张岱，在浙东运河上开启了他的旅游人生。　

张岱出生于绍兴世家，爱玩、会玩，是那个时代的一位“旅游达人”。透过张岱的眼睛，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出门旅游的人，吃喝住行究竟是怎么解决的。

夏咸淳是研究张岱的专家。他告诉我，张岱的家族在西湖有一座私家园林，因此有条件常住西湖。当然，张岱的足迹不限于西湖，在绍兴城中赏灯看月也好，去兰亭等地与三五好友聚会也好。运河行舟，是他日常出行的首选。

我试图以绍兴为起点，沿着浙东运河向杭州走走，看看是否还能找到张岱和屠隆当年眼中的图景。今天的绍兴依然是一座水城。走进绍兴城东北方向的都泗门，步行不到10分钟，就会抵达八字桥景区。这片水道纵横、桥梁密布的河道，保留了运河生活样貌，现在是城中热门的打卡地。

与绍兴的大多数城门一样，都泗门是一座水门，架在河上，城门洞可供船只出入。它连接着通往东边曹娥江的水道，过去是绍兴府通往上虞、余姚、宁波等地的交通要道。屠隆从宁波来，就要从都泗门进城。张岱向杭州去，则是从西北角的迎恩门出去。

今天热闹的八字桥，在过去还不算是繁华的商业区。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大运河文化专家邱志荣是绍兴人，对浙东运河的历史非常熟悉。他告诉我，明清时代，绍兴城真正热闹的商业区在迎恩门外，西小路附近。而世家大族的园林，比如张岱家的砎园，也多建在靠近迎恩门的府山和龙山脚下。迎恩门是绍兴的主城门。站在城门外，靠着邱志荣的描述，我试图遐想当时人们进出城门的场景。这座水陆两用的城门，位于环城河与横河的交汇点。过去因为没有纤道直接通到城门前，达官贵人到了门前三里外就要下船，在埠头上岸，换乘车马或者步行进城。

临河的房屋，地基直接建在水中。过去河边有一座规模不小的蓬莱水驿，还有林林总总的商铺，甚至有水上集市。上世纪20年代，迎恩门被拆除，水路交通逐渐被陆路取代，沿岸的热闹也就随之散去。如今，这里是一片崭新的文化街区。要找到纤道的痕迹，只能往城外去了。

舟行的便利，可以说是江南地区旅游业发达的一大前提条件。魏向东分析，“乘车、坐轿、骑马，多少还是耗费体力的。坐船是最为舒适的一种交通方式。水路可以说是当时的黄金通道”。运河网络把苏州、杭州、南京和嘉兴、绍兴、宁波几个城市联系在一起。旅客往来频繁，甚至开起了夜航船。“我们在当时的游记里经常读到，乘船去了什么地方，一夜就到，说明这一地区出行何等便利。”魏向东说。

不过，往来运河，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中那样简单。《一统路程图记》是一本供商人参考的“出行手册”。作者黄汴对从西兴到宁波的路程点评：“客有车坝之劳”，但好在“风雨不阻，昼夜而行”。明代汤绍恩修建的三江闸，改善了运河航运

这里说的“车坝之劳”，讲的就是运河往来的障碍。浙东运河历史久远，到了明朝，水患剧增。邱志荣说：“嘉靖、万历年间，随着江南地区城市化和商业活动的加剧，运河的水利建设也迎来了又一次的集中改造。汤绍恩修整三江闸，戴琥治理平原时弥补的堰闸，绍兴城内的水道也重新治理疏浚。这样一来，内河航运不再受海潮起伏的影响，但翻闸过坝是难免的。”

从迎恩门的方向出城，我们沿着与运河平行的国道行驶到柯桥，终于看到一条古纤道。那是一条一米多宽的石头小道，下有密密的石墩，将河道一分为二。较宽的那部分是主航道，靠岸边较窄的这部分称作“塘”，过去可供船只避风避浪。纤道中间有一两座拱起的小桥，供船只出入使用。过去，运河全程大部分地方都有纤道，纤夫就行走在这条水中石板路上，拉着船只前行。

运河水道看起来风平浪静，为何需要拉纤？邱志荣告诉我，从钱塘江南岸通向浙东的运河，水流方向是自西向东。要从绍兴到杭州，其实是“逆流而行”，需要人工拉纤来保证船只前进的速度，免得堵塞交通。而从绍兴到杭州的最后一关，就是渡过钱塘江。钱塘江直接连通外海，潮水涨跌幅度大。客商到了钱塘江南岸，必须下船，等待合适的时机过江。因此行走运河，和纤夫、脚夫、力夫这类劳动者打交道，是必需的技能。

不过，在文人眼中，船不只是抵达旅游目的地的交通工具，也成为游赏的载具，甚至构成游乐场所本身。夏咸淳告诉我，当时的西湖有不少这样的画舫，是士人与商人、名伶往来社交的场所，也是市民生活的一种缩影。

张岱就留下过湖上宴饮的画面：席间有曾波臣、赵纯卿等士人，也有技艺超群的表演者，如用北调说《金瓶梅》的杨与民、女伶陈素芝、吹箫的陆九、唱曲的罗三。他们或作画，或弹唱说戏。一时间，恍然置身没有身份差别、没有俗务烦扰的理想世界之中。旅行，也是生计

我们从绍兴驱车前往钱塘江南岸。一路穿越高架桥，进入萧山城区。高楼林立之间，忽然露出一片低矮陈旧的民居，就是西兴古镇。晚明的浙东运河上，西兴是钱塘江南岸的歇脚地。　　

虽名为“古镇”，西兴如今只剩下河边大约一公里长的老街，和一段不宽的河道。河道尽头，老石闸和古埠的遗迹依稀可见。透过它们，可以依稀想象当年旅人到此下船、登岸、整装，继续踏上旅途的画面。西兴古镇沿河的铺面，过去大多是“过塘行”

在西兴，“过塘行”是一个高频出现的名词。它约等于现代的物流公司。钱塘江潮高浪急，客商过江，需等潮水退下，在纤夫、搬运工的帮助下，才能够通行。过塘行的业务就是转运客商和货物。它见证了大运河的繁荣，对经济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据说，明末清初，西兴最兴盛的时期，过塘行的数量达到72家半。那“半家”据说是一家黄鳝行，因为黄鳝是季节性货品，所以总有几个月不开门。连黄鳝都有专门的物流，当时旅行业务之繁盛，分工之细，可见一斑。

如果你是一位晚明的旅人，需要考虑住店的花费、店家服务如何，就很有必要读读张岱的《泰安州客店》。崇祯八年（1635），张岱游览泰山。刚到山脚的泰安，就被山下庞大的客店惊呆了，这客店大得像个小城市，光是驴马槽房、戏子寓所就各有二三十处。庖厨炊爨亦二十余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张岱不由得感叹，“不复敢以客店目之”。

到了店里，先在前台登记，缴纳例银三钱八分，再交山税一钱八分。张岱替当地政府算了一笔账：泰山的进山费是一钱二分，一年进账能有二三十万两。山下还有一座军营，每夜有兵守宿，供养费用也不可小觑，山上的香客，不惜用金银贵物捐香火，这笔收入当地政府也有均沾，张岱估计：岁数万金，山东合省官员，从巡抚到州吏，人人有份。

客店不只供住宿，还提供下山后的“庆祝派对”。有上中下三等可选：上等的有专席，独自一桌，吃糖饼、五种干果、十道热菜，还有演戏助兴，非常隆重。中等两人一桌，吃的东西和上等差不多，也有戏看，但没有专席那么讲究。下等三四人合桌，吃糖饼和一些干果热菜，没有戏看，只请人来弹唱助兴。这种设“贺”的方式，不只是吃饭，更是一种仪式感，讲求烧香后讨个“好彩头”。

懂行的牙家，是旅程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登山的那天早晨，天还没亮，张岱就被牙家叫醒了。这么早出行，是为了保证晚上，客人能顺利下山。路途中也有服务：走到三天门，山顶牙家有土房，请客人进去烤火，这对于冻得直打寒战的张岱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但牙家的服务范围也有极限。好不容易到了碧霞宫，即将登顶，却见云遮雾绕，张岱颇为懊恼，难道远道而来，竟不得识泰山真面目？他不死心，想要在山顶住宿一晚，但四处无人，只得作罢下山。出了红门，牙家的“接顶”服务又跟上来了，“携酒核，洗足”，仪式感十足。

牙家可以为一般旅客提供旅游建议，但对张岱这样有想法的游客来说，也可能成为干扰。头天张岱没有在山顶看到云开雾散，第二天还要登顶，牙家啧啧称怪，劝他朝山不能重来，那样可能“犯者有祟”。这一路下来，牙家圆滑、精明、世故的形象，跃然纸上。

夏咸淳告诉我，晚明的时候，很多文人士大夫其实已经非常清楚，旅游不光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休闲活动，它还能成为一种生计，也是一种“本业”。“旅游为市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地方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这也改变了过去人们对旅游的看法。”

“唐宋文人也有出游，但唯独到了明朝，王士性明确地提出了旅游作为一种产业的好处：‘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王士性尚不便直接替旅游业鼓吹，但已经将杭州的旅游地利作了酣畅淋漓的表述，大体具备了现代人的经济眼光。”夏咸淳说。

我们在西兴过塘行码头专题陈列馆门前，看见一张手绘的店铺分布图。据说是当地居民根据20世纪初的状况回忆绘制的。临河的多是各家过塘行，沿河一带还有米店、肉店、豆腐店、百货铺，再往里面走，是妇科、算命、剃头等生活服务商家。

有意思的是，我还在其中看见一家书店，就在埠头附近，地理位置不错。想必来往旅客可以在此购得一些类似“路程书”“地图”之类的旅途参考资料。晚明时期，商业出版发达，实用的旅行参考手册不少。

屠隆往返浙东与京城的年代，手头若有地图，大概率是刊于隆庆、万历年间的《一统路程图记》。更为普及的，是为商人编写的实用手册，如程春宇的《士商类要》。这类指南不仅标注商路，还贴心推荐了沿途百余处景点，多为庙宇与遗迹，既可参神拜佛，也能顺路赏景。若想图文并茂，还可以选择配有插画的《新镌海内奇观》，既可供文人“卧游”，也适合普通读者随手翻阅。

魏向东提醒我，江南地区文人聚集、印刷业发达，也是旅游活动格外活跃的重要原因。“这里不只是一个知识生产中心，也是一个信息传播中心。出行指南、游记类书籍的传播，引起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进一步激发了出游的兴趣和欲望。”旅行的风格

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西湖连下了三天大雪，天地一片洁白，看不见一点灰尘。张岱带着小童，划船前往西湖深处的湖心亭。他穿着皮毛袍子，带着小火炉，想在湖心亭围炉煮酒，静心赏雪。

这个场景，出自张岱那篇广为人知的《湖心亭看雪》。张岱显然对自己营造的画面非常得意，“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张岱的选择，折射出一种晚明文人对“高品质旅游”的追求。魏向东告诉我，文人并不总是喜欢和庶民百姓挤挤挨挨，觉得那未免流俗。于是晚明文人的游记之中，常常可见关于旅游时节、游览方式的小建议。这也算是一种早期的“旅游攻略”了。

文人追求旅游体验的独特性，不只是为了将自己与普通大众区别开来，也是为了展示精神追求。比如张岱就明确地说，“余性狷介，不喜喧阗，游必择雨雪晦冥，人迹不到之处”。像他这样愿意在十二月的大雪天，深夜去湖心亭赏雪的游客，其实不是个例。

王祖嫡和张岱一样，大力推荐冬天游览西湖。他在《游西湖记》就谈到故意选择冬季的缘故：所谓“游以时胜”之“时”，不是“里人”所说的阳春三月与妖童艳姬，而是雪浪冻壑，孤艇独钓的冬季。这样的心思，在士人当中应该很有共鸣，张岱在湖心亭遇到两位捷足先登的金陵客，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旅游时机，装备也很重要。穿戴、用具、布置，处处都可以彰显一个人的旅游主张。张岱对出游的仪式感有过总结：“凡游以一人司会，备小船、坐毡、茶点、盏箸、香炉、薪米之属，每人携一簋、一壶、二小菜。”可见对他来说，旅游活动不只是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还要搭配特定的活动，这才能完成理想的生活构建。

爱玩的人多，会玩的人多，“怎么玩”就成了一门学问。夏咸淳介绍了几种明朝比较流行的实用出游装备，都是风雅与实用兼具。比如谢灵运设计的“谢公屐”在明朝仍然十分流行，这是一种为登山设计的木屐，上山时可以取掉前齿，下山拿掉后齿，有利于保持平衡。另有一种“文履”，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描写过，用白色布做鞋，将一条一尺多长的黑色的丝绦折起来，折的地方缀在鞋的前头，也算是一种很普遍的旅游单品。

屠隆晚年“释去家事，放志林壑”，仍不忘旅行的仪式感，编了一套《游具雅编》。书里提到的遮阳用的笠、辅助登山用的杖、置饮水的葫芦、放置药膏与丹炉的药篮，都是旅行必备之实用物品。这部书的内容，和高濂《遵生八笺》多有重合，都是当时的“出行用品指南”。

文人雅士出游要凸显自己的品味，用具不在于奢华，而在于“气质”。屠隆和高濂都提到许多凸显“道气”的物件：竹杖、拂尘、葫芦、瘿杯、瘿瓢、斗笠。高濂对斗笠的用料挺有研究：一种款式是用细藤作笠，以皂绢蒙之，长处是“遮风日”；另一种是竹斗笠，上面密密地铺着檞叶，造型清雅。

一些物件未必有实际的用途，但可以增加旅途中的雅趣。屠隆的书里提到过叶笺，其作用是：“山游时偶得绝句，书叶投空，随风飞扬，泛舟付之水流，逐水浮沉，自多幽趣”。

江南地区的文人出游频繁，自然对船上的旅行体验更加在意。屠隆和高濂都在书中推荐了不少折叠家具，适合在窄小空间中使用。比如叠桌，根据高濂的描述，这桌子有点像我们今天用的床上桌。折起来就变成一只小匣，打开就变成桌子。不过人家的桌上摆的不是手机、电脑，而是茶具、香炉、酒具、花瓶，“以供清赏”。

如何在船里睡得舒服，也是一门学问。夏天出行，“凉簟”是必备的。张岱在府山读书的时候，偷偷在山脚下的庞公池里放一艘小船，船里就铺着凉席。夜里，他带着小奴，乘小船，从庞公池出环城河，一路飘荡到城北的北海坂再折返。凉席保证了他的睡眠质量，“一枕黑甜，高舂始起，不晓世间何物谓之忧愁”。

魏向东特别提到高濂设计的提盒。这是明人出游时一种相当重要的道具，几乎相当于一间移动厨房，既要装餐具、酒具，又要留出空间装大菜、小菜。在《遵生八笺》中，高濂精确描述了这只提盒的尺寸、功能划分、餐具配置。动手能力强的人，照着他的解说可以自己做一只出来。

一个有趣之处是，这只提盒恰好可供六个人使用。魏向东说：“在我们做的数据统计里面，六个人出游是最常见的组合。这是明人通过实践得出的最佳旅行组合。人太多，意见不好统一，人太少，游戏、交谈都难以进行。这说明，到了晚明，文人的旅行经验已经非常成熟了。”

对于游具的专研，或许会让人觉得明朝士大夫的旅行过于“形式主义”，有过于讲究的嫌疑。屠隆在为高濂《遵生八笺》作序的时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或谓大道以虚无为宗，有身以染着为累，今观高子所叙，居室运用，游具品物，宝玩古器，书画香草花木之类，颇极烦冗。”他也给出了解释：“器玩娱志，心有所寄，庶不外驰，亦清净之本也。”所谓“玩物”，也是一种心灵安顿之道。

在晚明时期，人们对于旅游的思索和创造，几乎融入了生活的日常。旅游活动的普及，各式旅游观念、旅游方式的出现，指向一种对未知世界和知识的渴求，以及对生活乐趣的全身心投入。

我始终觉得，张岱年少时，夜里泛舟环城河的行为很有意思。那种没有目的，随心飘荡的“游”，似乎给他带来无尽的心理慰藉。他描述在船中看月亮，听小奴在船头唱着曲子，不知不觉两人互相枕着身子睡去。直到船夫停船，撑篙撞击到船边，才悠悠然醒来。那种场景，听起来有点寂寥，却让他身心舒畅。

在绍兴的最后一天，我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在都泗门和八字桥之间晃荡，学着张岱的样子，在运河、桥梁中穿梭，去府山脚下、庞公池旁兜了一圈。晚上9点多钟，景区的酒家食肆多数打烊了，街上车辆和行人都稀疏起来，白天载满了游人和自拍杆的乌篷船，密密麻麻地停在河道中，随着水波微微摇摆。我站在桥上，忽然有了和张岱相似的心情，“此时胸中浩浩落落，并无芥蒂”。

（感谢章利刚先生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夏咸淳，《明代山水审美》《明代学术思潮与文学流变》《论明代徐霞客现象》；魏向东，《晚明旅游地理研究(1567～1644)：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秦菊英，《江南地区古今游具的设计美学研究》；巫仁恕，《游道：明清旅游文化》；简锦松，《空间、现地、性情：屠隆驰马入京所展示的晚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