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晚明商人的俗世生活

这种感受，并非商伟独有。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首次读到《金瓶梅》的作家格非，为了解释这种阅读刺激，甚至在多年后写了一部专门研究《金瓶梅》的著作。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写道：“《金瓶梅》所呈现的16世纪的人情世态与今天中国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给我带来了极不真实的恍惚之感。这种感觉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我甚至有些疑心，我们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正是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发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大转折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何一部四五百年前的小说，让今人有如此切近的熟悉之感？为何晚明会出现《金瓶梅》这样一部大篇幅描写日常生活的世情小说呢？

有明一代，古典小说走向巅峰，被冯梦龙称为“明代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就是其中代表。学者论及明代小说的兴盛，都会提到明代商业社会市民强劲的文化需求这一根本因素。可是，宋代的市民文化也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古典小说为何到了明代才走向巅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强认为，两个时期小说的经营模式不同。宋代话本小说主要还在勾栏瓦舍里表演，明代小说则以书籍大量刊行。明代印刷出版业发达，小说是商品化的。据他在《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中的统计，明中后期，刻印小说极为普遍，当时南京就有30多家书坊，福建建阳则有多达60多家书坊，而且每月还有定期书市，这些书坊都大量刊售小说。在明代小说乃至整个中国小说史中，《金瓶梅》的特异之处在于，它是第一部大篇幅描写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有论者甚至将其称为“晚明的实况录像”。用商伟的话说，“像《金瓶梅》这么强的烟火气，这么细腻的笔法，几乎一天接一天地写日常生活，史无前例”。

如同明代其他长篇小说一样，《金瓶梅》只留下一个兰陵笑笑生的作者名字，人们对其成书年代与写作背景所知甚少。不过，多数学者还是将其成书时间认定为嘉万年间，也就是说，这部脱胎于《水浒传》的小说，虽然假托年代在北宋政和二年（1112）到靖康二年（1127），真正反映的却是明世宗嘉靖年间到明神宗万历年间（1522～1620）的晚明生活图景。《金瓶梅》流传版本众多，主要分为词话本（万历本）与绣像本（崇祯本）两大系统。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最早刊刻的词话本，在崇祯年间修订，删减了词话本中许多冗长的说唱内容，调整回目，使情节更为紧凑，叙述更符合文人审美，并加入200张木刻插画，成为所谓绣像本。清初，张竹坡在绣像本基础上逐回评点，成为此后最流行的版本。

商伟更喜欢接近小说原貌的词话本，虽然其中有非常粗粝的东西，却充满草创的力量。他说：“词话本有些回目写得很不工整，像一个私塾先生写的顺口溜，甚至让人怀疑作者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包括被绣像本删掉的说唱内容，这些冗余的艺术，词语生出词语，谣言生出谣言，不断无中生有，写出这么一大台戏，这些东西在很多层面上已经破坏了文人所崇尚的那种简约含蓄的美学观念。对商人这样毫不重要的对象，进行一种近乎人类学意义上的考察，写出他的生活习性、他的语言习惯、他做生意的种种伎俩，这代表了世界观的改变，同时也代表了小说艺术的改变。”

《金瓶梅》作者这种对日常生活的重视，与阳明心学在当时的流行不无关系。作为一种民间学说，阳明心学强调“人人皆可为圣人”，以其强烈的平民色彩，吸引了包括商人、贩夫走卒在内的广大阶层。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赟所言，尤其在阳明后学那里，“把日常生活本身放大为天理，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高扬人的自然本性和欲望”。

然而，回归到小说写作层面，事无巨细地描写日常，又要让人不感厌倦，实则非常困难。商伟试图将小说写作策略与晚明发达的印刷文本联系起来看待，他说：“《金瓶梅词话》试图将商业印刷推出的所有当代文类与文本，纳入小说，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填充它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叙述。同时这也是一种策略，在一个文本生产泛滥的时代，如何将它们全部纳入小说叙述，等于是对文本不断泛滥的对抗，就像《尤利西斯》这样的‘书中之书’一样，我把你们全部纳入其中，读我这本书就够了。”那么，金瓶梅的日常世界，又是如何展开的呢？《金瓶梅词话》起笔于《水浒传》中武松打虎杀嫂的故事，不过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中的武松开头并没有斗杀西门庆，反而因为错杀了和西门庆一起吃酒的李外传，因此被发配孟州，从而多给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六年的时光。这六年时间，也是《金瓶梅》故事得以浓墨重彩展开的时间。用商伟的话说，一部路上的小说，由此变为定居的小说。

《金瓶梅》还将故事的发生地从阳谷县搬到清河县。在不少研究者看来，这一改动别有深意。格非在《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一书中写道：“小说改阳谷为清河，其目的之一，在于拉近故事发生地与临清的距离，为正面描述依托北运河而兴盛之北方商业经济社会，选择一个相对可信的地理位置。”尽管清河县在小说中，是含有“俟河之清”这样政治隐喻的虚构之地，反而给它借用临清、北京等地方描写的自由，而与之相邻的大运河上异常繁荣兴盛的码头城市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市），则成为小说正面写的，经得起历史和地理考证的地点。

更有趣的是，小说的主人公西门庆，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完全没有背景约束，就像孙悟空一样突然蹦出来。用商伟的话说，“西门庆简直是self-made（自我创造），这样一个没有背景，不靠家世、不靠学历、不靠地产，也不靠政治关系的人，却展现了商人在晚明社会升迁的幅度和速度”。

但似乎也正因如此，很少出门旅行的西门庆，却连接起小说中的所有人物，构建起由家庭、妓院、官方三个空间构成的日常世界。家庭世界，由他的几个妻妾：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庞春梅构成，在这个几乎封闭的私人空间里，也穿梭着尼姑妓女、三姑六婆等形形色色的人群；妓院的公共世界，则围绕着西门庆的十兄弟和妓女展开；官方的世界，意味着西门庆从老爷到大官人的跃迁，还有对他日常世界的保护与加持。

在晚明社会，西门庆这样一无依傍的商人，如何养成？《金瓶梅》第二回这样叙述他的身世：“看官听说。莫不这人无有家业的。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摸牌道字，无不通晓。”商伟敏锐地发现，子弟行为并非为西门庆独有，他周围的许多结拜兄弟，也都被称为“子弟”。

事实上，“子弟”一词在晚明印刷品中被大量使用，有时广义地指一般年轻人，有时则用以特指一群有着可辨认的共同行为、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甚至服饰的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一批具有相关知识与调性的“混混”。在晚明类书《三台万用正宗》中，甚至专门辟有“子弟门”，讲述性事、药方、壮阳等内容。西门庆和他的结拜兄弟，无疑受到子弟文化的影响，是此类读物的忠实读者与践行者。

之所以说《金瓶梅》是一部晚明的实况录像，恰恰因为它如此细腻地描述了那个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商人、官员、家庭妇女、妓女、帮闲子弟、三姑六婆、尼姑和尚等等。刘勇强对其中的女性群体格外关注，“以前小说里头，这么多各具特色的女性形象很少出现。与《红楼梦》里的贵族小姐不一样，她们是一批活生生的日常市井中的世俗女性”。

在许多研究者看来，《金瓶梅》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一改以往小说脸谱化的人物描写，用鲜活的市井语言，塑造了许多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形象，主人公西门庆就是如此。西门庆一方面穷奢极欲，纵情声色，同时兼具商人的精明狠辣，无论娶妻还是贿赂官员，都给他带来丰厚财富，就算临死前他还将自己的经济账算得清清楚楚；另一方面他在朋友面前，也有天真义气的一面。西门庆的点滴踪迹

西门庆的商人世界，究竟是如何的呢？穿越小说描写，我们试图在临清这座运河城市，找到昔日小说中的点滴踪迹。

临清的繁华与大运河息息相关。临清市博物馆馆长魏辉告诉我们：“临清是大运河上的节点城市，漕运咽喉，从洛阳到涿郡的隋唐大运河要路过临清，从南边京杭大运河来的船只也经过临清，中原腹地、西北来的布匹、杂粮，南方来的丝绸、稻米都在临清汇聚。”

明宣德四年（1429），临清开始设置专门对运河来往商船征收船税的钞关。可以说，《金瓶梅》创作的嘉万年间，正是临清历史上商贸最为繁盛的时期。据统计，万历年间，临清钞关每年所收税款高达8万余两，位居八大钞关之首。最夸张的一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临清钞关税额达到117861两，占京杭大运河总税额的四分之一。

不过，在大运河沿线城市里，临清之所以格外繁华，还有不为人注意的原因。一天晚上，在出租车上，原聊城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孙怀生，为我们讲述其中的奥妙：“会通河从南而来，进入山东境内一路爬坡，到济宁南旺镇达到最高点，明清时期与临清落差近30米，为了减缓流速顺利通航，聊城运河有两大特点：闸多、弯多。这段运河线上有节制闸20座，现存17座。‘三湾顶一闸’，运河沿线至今有许多以弯命名的村庄。由于闸多弯多，船只通行非常困难，等待时间很长。林则徐往北京述职，从阳谷到临清这100多公里，日记记载足足走了15天。临清经济为什么发达？因为闸不好过，这些人得停下来消费。”

在如今游人如织的临清运河钞关，虽然地面建筑为2001年据图纸原址重建，但讲解员告诉我们，脚下70厘米的石板路，正是从钞关仪门直通运河的道路。西门庆从平民商人跻身官场，先后担任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掌刑千户等官职。这位大官人，一面做官，一面还在清河县经营着生药铺、绸缎铺和绒线铺。小说中便多次写到西门庆委派韩道国、来保等伙计贩卖来自杭州等地的绸缎货物，通过钞关缴税的情形。第五十九回，西门庆正是通过贿赂钞关主事钱老爹，少缴了许多税钱，此后更是畅行无阻。

站在鳌头矶的观音阁上，能够看到南来的会通河，至此分水，一为朝西北流入漳卫河的元代运河，一为朝西南流入漳卫河的明代运河。三条水道夹峙中的地盘，正是明清临清老城的核心所在。

老城道路两旁，灰扑扑的砖瓦房屋有着上世纪明显的印记。如果留意其间街巷的名字：竹竿巷、白布巷、手帕巷、箍桶巷，不难想象曾经这里五行八作汇聚的繁荣景象。在竹竿巷旁的街道上，两口子正架着火炉，将一根根毛竹烤热压直，然后扎束成捆，供人搭棚。那份自然熟稔，俨然从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中走出。忽然，旁边屋顶传来几声猫叫，魏辉提醒我们那正是临清特产狮猫，由于是杂交品种，据说这种猫一只眼蓝，一只眼黄。恍惚间，让人觉得潘金莲似乎就抱着她那只狮猫，住在附近房中。

魏辉曾参与大运河会通河临清段的申遗工作，将近八年时间，穿梭于这两条穿城而过的元、明运河边上。走在他带人铺设的元运河旁的石板路上，不时有熟人和他打招呼。在元运河即将汇入漳卫河的最后一个闸口——临清闸上，有一座后来重修的古桥。如果不是魏辉提醒，我们很难发现桥面上一块块形似元宝的石头，究竟为何物？魏辉说：“为什么用元宝石？这个地方叫白布巷，元宝石是以前巷子里的店铺用来给布和丝绸轧光用的。”

不远处，元运河边上的一棵大槐树下，静静地矗立着“晏公庙”的牌子，早在民国期间，这座庙便被拆毁。小说第九十三回中，清河县城的老者王杏庵，对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彻底绝望后，征得对方同意，将他送到临清码头附近的晏公庙当道士。正是在这座庙里，陈经济陷入最后的疯狂与堕落，沦为别人的娈童。

中国台湾学者叶思芬向我谈起最初读《金瓶梅》的情景，说她首先感兴趣的是里面的食物。她说：“不像《红楼梦》里面的食物，《金瓶梅》的食物很平民化，我们一般人就能吃到。词话本第二十三回中，宋惠莲用一根柴火，两个小时就将一个猪头炖烂。而且讲得很现代，猪肉清洗干净后，加入调味料，再用盖子上下扣住，类似我们现在的压力锅。太有趣了。”聊城当地文史学者赵勇豪告诉我，十几年前，“金瓶梅宴”曾在聊城火热过一段时间，其中就有这道宋惠莲烧猪头。不过，由于临清回民很多，酱猪脸的做法其实更多见于临清以外的大小肉食店。

没吃到宋惠莲烧猪头，不过在赵勇豪带领下，我们还是在临清宾馆吃到了据说从小说中写到的温面变化而来的“什香面”。一张圆桌上，一盆面条，18种满满当当的卤子和配菜凑成一桌，甚为丰富。席间，赵勇豪为我们讲解一种当地的特色美食：捶鸡面，一种将鸡肉捶打变薄后制作的汤菜，依稀可见当年沿着运河从南方传来的精致食风。一部哀书：“人生本来就是这样”

差不多20年前，叶思芬开始在台北的敏隆讲堂面向社会大众讲解《金瓶梅》。彼时台湾社会，依然保持着对这本书的禁忌色彩。叶思芬告诉我，当她在高中同学聚会上，和大家聊起《金瓶梅》，在座一位同学忽然站起来说：“叶老师不好意思，我现在信基督教了，不能听这些，所以我先告退。”这让叶思芬非常感慨：这么好的一部小说，人们对它的误解却如此之深。起初，听她上课的同学由于害怕别人奇怪的眼光，在地铁上读《金瓶梅》时往往包着书皮，后来她们把书皮扔掉，“这么好的书为何还要遮遮掩掩！”

禁忌当然来自小说中那些比较露骨的情色描写。刘勇强考察《金瓶梅》最初的传播情况时发现，与其他三大奇书相比，《金瓶梅》最初主要以抄本的形式在袁宏道、谢肇淛等一批当时的精英文人圈中流传。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也与书中大量的私生活描写，不无关系。

事实上，与晚明诸多专叙床笫之事、蔚然成风的色情小说相比，《金瓶梅》中淫秽描写仅占极少数。前文所及，这种风气，当然与阳明后学对自然人性与欲望的高扬有关，更与衰世之中人们普遍的虚无主义、避世心理相关。

10多岁时，叶思芬便在伯父家的线装书架的最里面发现了这部小说，一部洁本《金瓶梅词话》。虽然完全看不懂，但让她感到兴味的是，伯父在上面贴着的一张张字条上，抄回了那些被删减掉的内容。

从最初对美食的喜欢，再到街景，再到小说中那些家长里短、看似细碎的日常细节，叶思芬渐渐从《金瓶梅》中读出了自己的感受。她不大认同张竹坡“愤激之书”的评价，更为认同清代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哀书”的说法。她说：“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梦，《金瓶梅》则是现实的人生。那种‘回首向来萧瑟处’的感受，需要到一定年纪、经历过一些人生酸甜苦辣的人，才能读懂。小说中的那些女人们，就像过日子的普通人那样，耍尽心机，那不过是为了生存付出的代价。我是用这种方式来读《金瓶梅》的，我觉得它是一部关于人生的哀书，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叶思芬告诉我，她在敏隆讲堂的学生，各个基层、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共读过程中，潘金莲引起的讨论最多，叶思芬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引领大家走进那个几百年前的女子，在淫荡狠辣之外，也能感受她的艰辛、委屈与坚强。“我不认为潘金莲是天底下最厉害的淫妇，我觉得她聪明但不够聪明，坏但不够坏。第一她不会自己攒私房钱；第二她不会去跟人家夺权。本来她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虽然三番两次被卖，可她该学的都学会了，尽可能把自己打理好。可环境只容许她学会怎么样取悦别人。她的人生没有机会，所以一再沦落下去。真实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叶思芬说。

共情的阅读，无疑能使今人真正走近《金瓶梅》。商伟却在小说的叙述策略中，极为敏锐地捕捉到一种现代意识。

商伟发现，《金瓶梅》中大量引入各种类书与文学杂集，“与同时代许多印刷品相同，几乎所有此种类书皆采用双栏的格式，将互不相属的文本陈列于同一页面。以此相关的文学与戏曲杂集则往往采用三栏的格式，在同一印刷空间中展示更多不同的文本。例如，上下栏分别摘自不同的小说或戏曲，而中间的栏目则收集各类篇幅较短的文字，比如时兴酒令、字谜、笑话、歌曲、路程歌谣、江湖方言、通方俏语等”。

这些在晚明大量出现的类似于今天杂志报纸中在同一页面分栏呈现的文本组织形式，显然影响到《金瓶梅》中某些情节的叙述方式。比如在词话本第五十二回，西门庆和应伯爵等人在妓院听妓女李桂姐唱曲时，作者将李桂姐唱的曲词和应伯爵插入的点评性文字并置在一起，带有一种明显的共时性思维。这部分内容，也为同为小说家的格非所激赏：“此回将唱曲与插入性文字并置，更属石破天惊之举。要知道，这样一种‘共时性’的场景叙事模式，在西方小说史上，要迟至二十世纪初才被发明出来。”

《金瓶梅》的这种现代意识，如果不怕过度阐释，让我不期然地想起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诗论集《诗的见证》中所说的一段话：“只有在我们的时代，人类才开始设想同时发生的现象，并因此感到一种道德焦虑。我们发现某种令人不快的真相，它不断地侵扰我们，即使我们宁愿忘记它。”米沃什说的，是那些经由大众传播的关于全球悲惨事件的信息，让这种看起来与己无关的痛苦，成为我们的焦虑。在《金瓶梅》的时代，那种朦胧的意识刚刚苏醒，还可以佐酒言欢。

是的，《金瓶梅》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晚明的日常生活图景，只是，那个日常世界自身能否建立秩序，日常生活有无最终的拯救？答案似乎是否定的，正如商伟所说：“小说同时又写出了这个世界的脆弱性——不可以延承，西门庆的一个儿子官哥死掉了，另一个儿子孝哥出家了。这样一个消费型的商人，是不可再生产的。最后的拯救是什么？要么回到官方秩序，要么回到儒家的传统秩序，除了那些已经崩坍的秩序，没有新的东西来支持他。”

那么现在呢，我们能否在日常世界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秩序？瞧，那种让人恍惚的熟悉感，又回来了。

（参考文献：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叶思芬《叶思芬说金瓶梅：世道与人心》、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等，感谢崔正山、李志刚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