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一段民族心灵史：读《彼得·阿克罗伊德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

彼得·阿克罗伊德在当代英国文坛算得上一个“独特”存在——既写虚构小说，又写非虚构传记，还写结合二者的“传记小说”，亦有评论、研究文章、文集、诗集等行世，近年来更是完成了皇皇巨著“英格兰史六部曲”。历史学者汤普森（E. P. Thompson）在他的研究“文学”话题——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名著《对抗野兽的见证者》（Witness Against the Beast： William Blake and the Moral Law）一书中说，“如今（在学界）已有许多版本的布莱克”，而自己要提供“一种来自布莱克学界之外的观点”（Thompson，1993：xi）。阿克罗伊德这位一直在书写历史的文学家，可以说是将汤普森的方法反过来用了：汤普森是从史学家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而阿克罗伊德则是从文学家的角度来研究历史。然而，或许是因为阿克罗伊德的“跨界”性（跨越文学与史学之“界”），虽然近年来他的多部作品已被翻译并在我国出版，特别是近期翻译出版的“英格兰史六部曲”更是令人瞩目，但就其思想和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却不多见。专门研究，就笔者所知，仅有郭瑞萍的博士论文及两部专著《彼得·阿克罗伊德：历史书写与英国性》（2017）以及《彼得·阿克罗伊德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2023）。

在《彼得·阿克罗伊德：历史书写与英国性》一书中，郭瑞萍提出，“贯穿阿克罗伊德作品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英国性’（Englishness），即阿克罗伊德所说的‘英国文化、英国民族精神和民族身份’的象征”（郭瑞萍，2017：21）。王守仁教授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说，该书对于英国性的探讨，“有助于把握阿克罗伊德作品的统一思想和历史价值，了解其为维护民族文化所作的努力，以及他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深厚情感和高度责任感，可以引发人们在后现代语境中对‘民族化’和‘全球化’关系的深度思考”（郭瑞萍，2017：2）。从“英国性”入手，郭瑞萍的研究可谓抓住了阿克罗伊德创作的精髓，其新作《彼得·阿克罗伊德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则可被看作是前作的延续，内核仍然是阿克罗伊德对英国性的探寻，但更注重阿克罗伊德在小说创作中对于文学传统的承继和发展。因为“阿克罗伊德作品的异常丰富性、复杂性和包容性”，此书采用了叙事学这一具有较强包容性的理论工具来研究阿克罗伊德如何用不同的叙事模式表征强烈的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郭瑞萍，2023：13）。郭瑞萍认为阿克罗伊德的小说“堪称是理想的历史小说，因为他始终希望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对话的桥梁与精神的连接，通过历史书写梳理英国民族的心灵史”（郭瑞萍，2023：341）。全书将阿克罗伊德的小说分为互文小说、传记小说、侦探小说、考古小说、成长小说、反历史事实类虚拟小说以及经典“改编”/“改写”小说等七类，分别阐述，阐述的核心则是地方、时间和文学这三个主题。

阿克罗伊德说：“我认为我现在所有的著作，包括传记和小说都是到我生命结束时才能完成的整部作品的其中一章”（转引自郭瑞萍，2023：8）。这“整部作品”包括了英国文化、艺术、地理、历史的方方面面；在当下的英国作家甚至英语作家中，有如此宏伟构建者可谓难得一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后现代思潮汹涌澎湃的当下，阿克罗伊德却时时处处表现为一个“传统”特别是“民族传统”的忠实捍卫者。虽然他在创作中也会使用一些明显的后现代技法，但总体而言与主流创作和批评话语可谓背道而驰，因此也招来了不少批评家的否定评价。的确，表面看来，阿克罗伊德的保守倾向极为明显，这尤其体现在他使用“England”和“English”这些词上：这两个词被他用来指称“英国”和“英国人”，可谓非常地“政治不正确”。前文提到的他的六卷本历史著作以“The History of England”（中文版本译作“英格兰史”）为名，但他所讲述的却并非局限于英格兰，而是囊括了整个英国。与之相比，更为“权威”的《牛津英国史》则在书名上“规规矩矩”地使用了“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在该书的前言中，编者着重指出，“本书一个根本前提是，它是关于不列颠——两个分开的、多文化的岛屿的历史，而不只是关于英格兰。本书十位作者中有三位威尔士人、两位苏格兰人，这个事实或可帮助我们实现此目的”（Morgan，2010：vi）。然而，显然阿克罗伊德要讲述的并不是这片在政治和地理意义上划分的土地，他要讲述的甚至不是这个“国家”。阿克罗伊德看到的英国传统和历史，不是“一片自信、充满活力的、外向的岛屿，在世界上一面四处殖民，一面散播文明”的故事（Morgan，2010：v），而是一个个、一群群“人”来到这片土地，生活、繁衍，经过时间的磨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重要印记——无论帝国兴衰、王朝更替，总有一些“人”在对抗“潮流”，寻觅“光明”，描绘“灵视”（vision），书写苦难和希望，如乔叟、托马斯·莫尔、牛顿、布莱克、狄更斯……阿克罗伊德研究的不是一个人种学上的民族或一个政治学上的国家作为整体如何辉煌、衰落，而是个人与群体如何被土地影响，又如何影响土地。这片土地，姑且叫它“England”，与来到、经过这里的人形成的种种关系，构成了所谓的“英国传统”/“英国性”。它无关血统、种族，它大于政治、地理、历史。因此，阿克罗伊德要讲述的“England”不单指地理上和政治上的英格兰，而是英国。虽然英国的历史可以直接追溯到古不列颠人，但之所以这片土地在文化意义上要被称为英格兰而非不列颠，是因为从文学和艺术，当然还有语言角度来说，“英国性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创立的，英国（England）也是他们创立的”（Ackroyd，2002：xx）。当然，英国性并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性，而是他们来到这片土地之后，通过与土地和土著的交流、摩擦、冲突、融合而逐渐形成的；“英国艺术和英国文学在受启发的适应中形成，就像英语语言，就像这个国度的居民，它们代表了杂糅风格的巅峰”（Ackroyd，2002：xxi）。阿克罗伊德用毕生精力探寻和书写的英国性的核心不是“纯粹”，不是新取代旧，外来者取代土著，而是“杂糅”，是延续，是不断回到原点又返照当下。

这个“原点”，从“地方”（place）上说来，便是伦敦——乔叟、狄更斯、T. S.艾略特的伦敦。在《彼得·阿克罗伊德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中，地方虽没有以显著的标题形式出现，却贯穿始终。正如地方特别是伦敦，在阿克罗伊德的创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在阿克罗伊德看来，伦敦一直是英国的文学和文化中心，对伦敦的历史书写可以实现他维护英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情感的理想”（郭瑞萍，2023：105）。阿克罗伊德也曾写道，“将来拓扑学天才们可能会去阐明所谓的‘地域决定论’（territorial imperative）——有关地域会绑定、决定那些在某个特定地点长大的人的个性的观点”，在面包街（Bread Street）出生的约翰·弥尔顿严厉、豪迈；在威斯敏斯特学校（Westminster School）读书的本·琼森刚硬；来自伦敦城（the City）的亚历山大·蒲柏尖锐；来自苏豪区（Soho）的布莱克偏执”（Ackroyd，2006：7—8）。在《布莱克传》（Blake： A Biography）开篇，阿克罗伊德强调，布莱克的家族渊源并非如叶芝所说来自爱尔兰，而是扎根于伦敦，“灵视者（visionary）可以在伦敦的深处产生和长大”（Ackroyd，1995：17）。当然，即便布莱克的先辈有可能来自爱尔兰，“灵视”也不必为爱尔兰所独有，一样可以在伦敦生根发芽。正如阿克罗伊德所言，“我完全明白某些在这里被定义成英国的（English）特性，并非英国独有。比如俄国式的忧郁、波斯式的微缩（都被我描述为“英国特性”*）。但是，这些特性在英国的语境中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我则要努力追寻它形成的过程”（Ackroyd，2002：xxii）。

在阿克罗伊德看来，与其去谈论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不如去研究人对于地方的归属感；相比之下，关于谁是所谓“土著”的优越感，不过是基于人与地方建立联系时的时间顺序罢了，而这个顺序，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郭瑞萍多次强调阿克罗伊德的“地方意识”。的确，在阿克罗伊德的世界里，地方不仅限定了一个人的存在空间，也定义了一个人的情感和思维。这一点与美籍华裔学者段义孚（Yi-Fu Tuan）的理念颇为相合。他认为“每个‘地方’与具体的区域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通常说‘地方依附’（place-attachment），而非空间依附。我们梦见的是地方，而非空间。我们居住在地方，而非空间。在段义孚看来，地方是‘附着意义的空间’，是价值的中心。在某种程度上，世界的历史就是从‘空间’变成‘地方’的历史”（陈浩然，2017：103）。当然，地方与人构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关系一旦形成，那么地方便也可以随着人的移动而移动，并产生更多意义——于是阿克罗伊德笔下的地方，便会由伦敦扩展到整个英国，甚至蔓延到整个世界；文化交叉，地方碰撞，因此便有了“逃离英国的弥尔顿”和“世界的孤儿爱伦·坡”。以爱伦·坡为例，阿克罗伊德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与故乡（英国，这个心理上和文化上的故乡）、家人切断联系，一生都在找寻“家庭”“家人”和“母亲”的孤儿形象，被抛在身后的故土（英国，心理和文化上的故土）成了爱伦·坡悲惨故事的源头。《爱伦·坡传》（Poe： A Life Cut Short）第二章“孤儿”提出，爱伦·坡作为“世界的孤儿”的命运自他的母亲在1796年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时便开始了。在美国这个“收养他的国家”（his adopted country），爱伦·坡受尽误解和折磨，最终孤独死去。去世多年之后，他才终于得到丁尼生、哈代等一众欧陆作家的认可、接纳，甚至敬仰，“这个孤儿终于找到了他的家庭”（Ackroyd，2008：192） 。

在历史书写中，如果说地方是暗线，时间则是明线；而在阿克罗伊德的创作中，时间最明显的存在方式便是互文——阿克罗伊德总是“让过去历史以互文性的形式在现代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中若隐若现”（郭瑞萍，2023：16）。《彼得·阿克罗伊德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首章即突出了阿克罗伊德创作中“互文叙事模式的确立”，指出“阿克罗伊德的所有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互文叙事”，而“互文关系，使他的每部小说都超越了单个文本的界限，与文学史的宏阔领域构成紧密联系”（郭瑞萍，2023：16）。在全书的中间即第四章中，郭瑞萍插入了关于“考古”和“超时空叙事”的重要话题。两章主角都是时间——时间的重复、回归、超越。文本的重合、时空的交错、线索的重叠，使阿克罗伊德的文字永远在地点和时间所构成的象限里循环往复。段义孚提出，“如果时间可以被看作是流动或运动，那么地方便是暂停”（Tuan，1997：198）。按此说法，依附于地方的时间必然是循环往复的。在《英国音乐》（English Music）开篇，阿克罗伊德写道：“一天转变为另一天，但什么都没有失去”（1）。这当然是因为每一天都被原封不动地保存在特定的“地方”。在《伦敦地下》（London Under： The Secret History Beneath the Streets）开篇，阿克罗伊德写道：“你走在过去的城市之上，它的所有历史，从史前定居者到今天，都满满地挤在24英尺深的土地里。历史就在我们脚下。它仍然作为今天城市的伴随者存在着。就像人体内的神经，这个地下的世界控制着地上的生活”（Ackroyd，2011：4）。段义孚认为：“召唤地方感和过去感的努力是有意为之、从容不迫的。因为是心灵在有意为之，而心灵——如果允许它放飞自我——将会使过去变为当下的知识，而使‘过去’归为无有”（Tuan，1997：198）。所谓历史，就是一批批人来到一个地方定居并繁衍，人与地方相互碰撞，彼此影响；权力的交替永远是此取代彼，但时间的延续却是无穷的累积，就如同伦敦的地下世界一样，过去与当下在同一地方不断冲撞、重叠。

由时间和地方编织的故事、塑造的人性当然不可能全是温暖、美好的；阴暗、丑陋的一面也不能无视。就像地下伦敦，既可以是“像妈妈一般，给你温暖的拥抱，为你提供躲避外面世界的避难所”（Ackroyd，2011：6），也可以是暗流涌动、阴森恐怖的地牢和密室，时刻准备吞噬无辜生命。而记录这复杂、多面的一切，正是文学的意义。在《阿尔比恩：英国想象力的起源》（Albi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中，阿克罗伊德提出“英国文学中没有发展，只有不断从源头获得启示”（Ackroyd，2002：23）。《彼得·阿克罗伊德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以互文小说始，以改编小说终，首尾呼应，都在探讨文学传统的循环往复、绵延不绝。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阿克罗伊德要算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了，不但反感被扣上“后现代”等帽子，更反对用女权主义阐释布莱克的两性观、用后殖民主义解读乔叟的骑士形象等“时髦的”以今论古之道。当然，阿克罗伊德对待文学传统并非抱持“原教旨主义”，他“赞同从多种视角对前辈的作品进行多维阐释，但是认为后来的阐释不应以推翻或解构以前的解读为旨归，而是应以丰富和深化原来的解读为导向”（郭瑞萍，2023：288）。简言之，正像英国性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抹除古不列颠人而创立的一样，文学的发展也不应意在用新的故事颠覆旧的故事，用新的批评否定旧的批评，而应该是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在改编小说的创作方面，阿克罗伊德最能展示其对于文学传统的态度，正如郭瑞萍所言，“阿克罗伊德的改编与后现代一些对经典的毫无根据的无度阐释和戏说有根本区别”（郭瑞萍，2023：289）。比如，在改编自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个案》（The Casebook of Victor Frankenstein）中，阿克罗伊德“通过第一人称内视角叙述使整个故事从以德国为背景的浪漫主义描写中转到以英国为背景的现实主义的叙事中”（郭瑞萍，2023：317），为原本惊悚、恐怖、怀疑的故事创造了一个批判、自省、和解的“伙伴”。又如，在根据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而创作《克拉肯威尔故事集》（The Clerkenwell Tales）时，阿克罗伊德“借用乔叟的人物和故事结构框架，实现了改编中的‘重复’”以满足读者的期待，同时又“运用陌生化、解构、重构等方法传达出与原著不同的历史文化意蕴，挖掘出伦敦历史所暗藏的恐怖，揭示出原作轻松与友善的基调下所遮蔽的紧张与阴谋，拓展了原著的内涵，使两部作品之间形成一定的张力”（郭瑞萍，2023：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