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话中认识女性的处境及其根源

尽管如今社会总体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者，又或者是各个年龄段的学生，都在各自所处的复杂系统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社会日趋老龄化，生育率持续下降，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对传统教育和职业发展构成极大挑战，还迫使我们追问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什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生命的健康和延续反似遇到了更大的危机？停下来思考自己当下的处境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因为它可能会占据我们已经排满的时间，也因为它可能是特定条件下才能获得的一种奢侈。不过，这种对自身处境的思考往往源于某个契机。而激发笔者最近一次思考的契机，就是阅读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作品《第二性》（The Second Sex）。

通过《第二性》，波伏瓦试图展示这样一种可能：只有认清自己的处境，并且了解这种处境的根源，才有可能生发出自觉自愿的意志和行动去超越这种处境；而因为处境是在变化的，坚持不懈地认识与超越它，才可能获得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但是，带着当下的视角阅读，我们也可能更多地在书中看到这种“自由”的艰难和有限性：波伏瓦以纵贯历史、横跨多个学科的视野，细致梳理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第二性”处境的形成过程，并揭示了这样的处境如何极大地限制了女性的选择。而看清这样的处境是能为个体指明超越它的道路，还是会带来个体更大的绝望，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但这也是推动我们持续阅读、思考并作出行动选择的问题。《第二性》对于处境和行动的思考还有另一种启示：我们在了解自身处境时，需要尽可能地扩大视野，去认识他人的处境。过分关注自我或者只把他人当作自我对立面的认识，只会造成更加闭锁的自我认知。对他人及其处境的探查，积极与他人进行对话，会让我们自身的处境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清晰，对于我们的选择和行动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性》讨论的是女性的处境问题，而波伏瓦提出这一问题所面临的困难及其意义，可以先从《第二性》英译本的遭遇说起。1949年，《第二性》在法国出版时引发了轩然大波，一边热卖，一边被批判为粗俗下流、缺少科学价值，并被梵蒂冈列为禁书（柯克帕特里克，2021：266，269，274）。当时，在巴黎感受到该书热度的美国出版商艾尔弗雷德·克诺夫（Alfred A. Knopf）的妻子布兰奇·克诺夫（Blanche Knopf）认为这是一本“知识分子的性手册”。克诺夫夫妇请了一位没有哲学和法国文学背景的65岁男性动物学教授帕什利（H. M. Parshley）将此书删减并翻译成英语。波伏瓦看到这个既不完整也不忠实的译本时，曾致信帕什利说：“在我看来很多重要的东西都被删掉了”，并请他在前言中说明实际情况，但后者却在译者序中妄称删减得到了作者的同意。这个最早的英译本在美国一上市也立即成为畅销书（柯克帕特里克，2021： 294—295），却大大减损了波伏瓦原作的哲学深度与女性主义内核1。直到2009年，英国才出版了第一个完整的英译本，译者是两位研究哲学的女性学者博德（Constance Borde）和马洛瓦尼-谢瓦利尔（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一年之后，这个更为忠实原著的全译本才在美国出版。这样一部由女性哲学家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挖掘和揭示女性经验与历史的开拓性著作，却从一开始就以充满偏见和曲解的形式与众多读者见面，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那些被男性历史抹掉的女性声音。伍尔夫夫妇自己出版的《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1929）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用虚构和真实混杂的叙事讲述道，一个女作家带着“女人为何贫穷？”的疑问（伍尔夫，2019：46），在大英博物馆里翻阅书籍寻找解答，却看到关于女性的书大都是男人们写的——“你们知道吗，自己很可能是全宇宙被（男）人谈论最多的生物”（45）。最终，除了愤怒，伍尔夫并没有收获任何有价值的答案。直到20世纪中叶，波伏瓦在写作《第二性》时在卷帙浩繁的文史哲社科经典中看到的，仍然是诸多男性“权威”对女人的本质与命运的“锤锤定音”：“我们应该把女人的特性看作要忍受天生的不完善”（亚里士多德）（波伏瓦，2011，I：8）；女人是“有缺失的人”、“意外的”存在（阿奎那）（I：8）；“没有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思想”（邦达）（I：9）；“成为女人是某种非常古怪、非常混杂、非常复杂的东西”（克尔恺郭尔）（I：204）；“女人是生病的孩子，十二倍的不纯”（维尼）（I：213）；“在女人身上令人恼火的是她们想有理智”（蒙泰朗）（I：278）。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于刚刚开始在教育、职业和政治上谋求基本权利的女性而言，也是非常艰难的：男人们从二战战场回家了，因为战争需求而暂时获得就业机会和经济来源的女人们被要求“不要抢走男人的饭碗”，回归家庭生儿育女，毕竟她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做母亲”，那是她们的“人生目标”（亚龙，2016：373—374）。在这样的社会期待和文化意识中，波伏瓦要从思想传统的最底层究根溯源、抽丝剥茧，揭示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性塑造，可以想见需要多大的勇气。

尽管困难重重，但每个时代总有女性声音突破重围，因为关注自身性别的处境而提出问题并尝试回答。波伏瓦的《第二性》尽管以不同的面貌被批判，却依然成为“女性主义的圣经”（柯克帕特里克，2021：1）。2009年的英译本前言对上述称谓做了辨析：虽然这个宗教性类比可能吓退那些以为这是狂热信徒的圣书而心生警惕的读者，而且波伏瓦写作时已经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女孩变成坚定的无神论者，但《第二性》的开拓性（the first of its kind）及其两卷本的叙事框架使其堪称“非选民受奴役历史的新旧约（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of an unchosen people with a history of enslavement）”（de Beauvoir，2011：13）。也就是说，《第二性》不是一部女性成长史，不是在讲述女性主体如何历经困难自我成长的故事，而是记录了在历史长河中，男性主导的社会与文化力量对女性的命名、限定、规训与惩罚。

《第二性》中最有名、被后世讨论最多的一句话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波伏瓦，2011，II：9）。这是该书第二卷《实际体验》（Lived Experience）第一部第一章的第一句话。为什么第二卷在极为简短的导论之后，以此句开篇？因为这句话是两卷本中承上启下的关键句。《第二性》第一卷是男性在历史、科学和文学中对女性的定义和解释，探讨了女性为何被视为“第二性”；第二卷则从现代女性的成长历程出发，讲述女性自身的经验和对自己处境的理解。“女人不是天生的”承接了第一卷对父权社会将女性界定为弱者并归因于天生如此的驳斥，“后天形成”则开启了第二卷由女性自己讲述的社会“变形记”。那么，这句话为什么能成为后来的学者和读者广泛讨论的名言呢？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它看似与“常识”相矛盾。我们习惯于用生理特征来界定男女性别，因为这是“自然”的、天生的。就如《第二性》第一卷导言所提到的，有人认为有子宫的就是女人（波伏瓦，2011，I：5）。进而，第一卷第一部第一章“生物学论据”列举了古往今来很多男性科学家、哲学家依据女性的生理特点去界定女性本质的观点：由卵子在受精过程中表面的“被动”引申出女性是“被动的本原”（I：32—33）；女人因为身体和大脑的平均重量比男人轻，所以大脑能够“分泌”出的知识更少（I：56）。这些观点如今看来很荒谬，但是它们的基本逻辑——将某个生理特征赋以特定价值，使“女人”因其“生来”就有的某些特征成为社会评价体系中的弱者——在各个时代依然回响不绝。在把生理特征与价值标准相关联来圈定一部分人时，也必定会排除一部分人。比如《第二性》第一卷导言还提到有“行家”断言某些女人虽然有子宫，但却“不是女人”，而他们此时的评价标准是以柔弱为标志的“女性气质”（I：5—6）。由此可见，父权社会对“女人”这个社会范畴的界定背后的逻辑是：先由特定的生理特征指向某种价值标准，再用这种评价标准反向划定该性别的群体。自此，这种人为的标准就变成了“天然”的桎梏。用生理特征来界定内含价值标准的社会范畴，在当代还引发了另一场争议：《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罗琳（J. K. Rowling）因其关于女性生理定义的言论引发了争议，她认为生物性别是不可忽视的，这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批评。但她本人和支持者坚持认为，这一限定是为了不抹去“全球女性的生活现实（lived reality of women globally）”。因此，性别的问题看似是生理的划分，实际关系到政治、经济、伦理等一系列价值与利益之争。

回到《第二性》所讨论的女性定义，要了解与之相关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只需分析一下它的标题“第二性”。相对于男性/第一性，女性始终处于第二性的从属地位，这是波伏瓦对父权社会中女性处境一针见血的概括。波伏瓦在两卷本中从父权话语和女性经验两个维度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第二性的”做了详细论证。父权社会对女人的定义和对女性的期待是一整套价值体系，第二性是其基本内核。“第二性”的法语原文是Le Deuxième Sexe。与英文中分别强调生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sex和gender不同，法语一般都用sexe2表示性别。波伏瓦以“第二性”为一部女性论著的标题，意在揭示社会常规与流行观念中隐藏的性别不平等结构。她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二等公民”的现实提到前台，并将其作为全书要挑战的中心标靶。《第二性》第一卷的导言这样概括“第二性”的内涵：“两性的关系不是正负电流、两极的关系：男人同时代表阳性和中性，在法文中，‘les hommes’用来指人，即‘vir’这个词（拉丁文，男人）的特殊含义吸取了‘homo’（拉丁语，人）这个词的一般含义。女人是作为负极出现的，凡是限定词对女人来说都是限制，没有互逆性”（I：7—8）。也就是说，“女人相较男人而言， 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且区别开来；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I：9）。在追溯女人“他者（other）”的地位时，波伏瓦使用了“他性（alterity）”思维的概念作为过渡。她认为，“他性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范畴。任何群体都绝不会不直接面对自身提出他者而将自身确定为一个群体”（I：10）。他性思维源于主体通过区分自我与他者（非我）来认识和确立自我。由此建立的他性关系不是绝对的，因为自我与他者的交往会带来相对性的认识，即在我眼中他是他者，在他眼中我是他者。在这里，他性思维与女性的第二性处境有微妙的区分。第二性意味着他者始终处于次要的附属的地位，他者和自我的这种不平等关系是绝对的；他性思维则只是强调任何主体在认识非我的存在时所采用的一种二元思维方式，并不一定会成为限制自我和他人的压迫性结构，反而是认识自我之外的世界并建立与其关系的必要途径。波伏瓦在第一卷导言也针对关于男女两性孰优孰劣的争吵重申了这一点：“‘妇女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如此被人视为废话连篇，是因为男性出于狂妄，把它变成一场‘争吵’；争吵时是不再讲理的。人们坚持不懈地力求证明的是，女人究竟高于、低于男人，还是与男人一样……每个论据立即招来反驳的意见，往往两种论据都失之偏颇。如果试图明察秋毫，那就必须摆脱这些尺矱；必须拒绝高等、低等、相等这些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搅乱了所有的讨论，必须重新开始探讨”（I：21—22）。所以在波伏瓦看来，他性思维本身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压迫性二元对立，承认异于自我的存在，是人类思考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一点显示出她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认识自我与世界的本质的存在主义哲学立场。

既然他性思维本身不存在压迫性，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女人会被界定为绝对的、纯粹的他者，并屈从于她作为第二性的处境呢？波伏瓦提出这个问题时将被压迫的女性与其他被压迫的群体做对照。她指出，在很多不平等的二元关系中，他者会通过斗争挑战和颠覆原来的压迫关系，比如海地黑人的反殖民斗争和无产者在俄国的革命。波伏瓦问：为什么女人并非少数群体（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几乎构成人群的一半），却在漫长的父权社会历史当中没有试图确立自己的主体性，改变从属于男人的地位（I：11）？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第二性》整本书实际上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同时驳斥这是因为女人天生就该如此的本质主义观念。不过，她在导言里给了一个比较宽泛的解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波伏瓦在女性主义问题上的前瞻性。她指出了两个关键点：其一，女人因为历史和社会的原因高度依附于自己的压迫者，且没有形成整体性的认同——“资产阶级妇女与资产者而不是无产阶级妇女联结起来；白种女人同白种男人而不是同黑种女人联结起来”（I：12—13）；其二，女人不能以反抗全体男人为目标——“即使在梦中女人也不会消灭男人”（I：13）。第一点表明，波伏瓦不仅意识到女性群体内部的分裂，还关注到其他群体所遭受的压迫和不公。在争取女性权利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女性问题与其他政治问题（包括但不限于阶级、种族、宗教、文化等）的相互交叉，也就是当下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最重要的交叠性（intersectionality）问题意识。尽管后来许多女性主义者批评波伏瓦站在欧洲白人中产阶级非婚非育女性的立场而产生的诸多偏见，但这并不能抹杀她在《第二性》中时时流露的对“我们”中“他人”的伦理关注。第二点其实很好理解，毕竟，压迫女人的不是男人这个生理性别，而是支撑父权社会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一点也极具现实意义，它反驳了那些认为倡导女权和女性主义就是挑起性别对立的观点：与女人和男人为敌的不是另一个性别，而是将二者形塑为男上女下的压迫性权力；真正的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是对平等关系的诉求，是将男男女女都从不平等的关系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