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全球史视角下的美国非裔棉花书写

摘    要：美国学者斯文·贝克特的历史学著作《棉花帝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史的脉络中描绘了棉花帝国的兴衰史，为我们探究美国非裔文学中的棉花书写提供了一个全球视角及所需的历史知识。本文以贝克特书中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棉花帝国及其造成的“破坏”为参照，梳理和分析了美国非裔文学中的相关棉花书写，挖掘美国非裔棉花书写中蕴含的历史意义，彰显棉花资本主义全球史框架下其不亚于美国地方史的认知价值。

关键词：《棉花帝国》；美国非裔棉花书写；资本主义全球史；乡村；斯文·贝克特

2014年，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出版了《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以下简称《棉花帝国》）。这本书不仅分别被《纽约时报》《经济学人》评为年度十佳图书和最佳图书，入围了普利策历史学奖的最终名单，还在出版后的三年间被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十多种外文，学术影响遍及全球。贝克特透过全球史的视角，以棉花这一全球性商品为载体讲述棉花帝国的兴衰，勾勒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和现代世界的缔造过程。该书不仅把人尽皆知的历史事件，如美国奴隶制的兴亡、美国内战等“统合”到棉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叙事框架下，而且将棉花帝国赖以构建的乡村与城市地带以及农民、奴隶、种植园主、商人、工厂主等参与者纳入到世界历史中考察，令人眼界大开。“棉花帝国”这一术语乃贝克特自创，用于描述将不同大陆的土地、劳动力和生产、销售及运输体系连接在一起的全球性棉花资本网络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行径，意在强调棉花在资本主义全球史中的重要性及其所依傍的国家力量。截至目前，不少书评从史学研究方法论（仲伟民，2018；王希，2019）、民族国家史（Moosvi，2015）、新资本主义史（于留振，2020）等角度切入，探讨该书的价值。部分书评则批评该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斯文·贝克特等，2020）或指出其他不足之处2。本文着重探讨该书对于美国非裔棉花书写研究的启示和意义。

战争资本主义及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棉花帝国与相关美国非裔棉花书写

依据贝克特（2015）的梳理，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战争资本主义（15世纪末—18世纪后期）、工业资本主义（18世纪后期—19世纪6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19世纪后期—20世纪中叶）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20世纪中叶至今）。前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三种不同形式的棉花帝国；在最后一阶段，“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建构的棉花帝国网络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存在”（王希，2019）。在以帝国扩张、奴隶贸易、对原住民的剥削、武装贸易、众多企业家对人民和土地主权的主张3为核心的战争资本主义时期，即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成功挤入世界棉花网络的中心，并成为主导者；亚洲、非洲以及美洲的旧棉产业中心则走向边缘化（Beckert，2015）。欧洲商人和制造者联合政治家，把一个松散、多中心、水平式的旧棉花世界整合为一个等级森严、具有全球规模的棉花帝国（Beckert，2015）。英国商人利用信贷网络垄断了印度农村纺织品生产和销售的链条，将织工转为受薪工人。欧洲商人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大力发展种植园农业的同时输入大量非洲奴隶，改变了当地的农作物种植模式和劳动力组织模式。那里的乡村不仅为欧洲各国提供农产品，也开始成为新兴的原棉市场，构成棉花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战争资本主义为欧洲各国棉花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原材料供应渠道、劳动力和资本，为其棉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进而开启了工业资本主义新时代，也助推了新棉花帝国的形成。

新棉花帝国依赖两种截然不同但却相互依存的劳动力和生产组织形式——奴隶种植园和以受薪劳动力为基础的纺纱和织造工厂。前者出现在大西洋西岸，尤其是美国南方，是战争资本主义的产物；后者出现在欧洲、美国北方和世界其他地区，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战争资本主义使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工业资本主义崛起，但也极大降低了世界上其他地区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在全球依赖战争资本主义而发展，但在后者表现最为突出的地区——古巴和美国蓄奴区，棉花工业化从未成为现实（Beckert，2015）。如贝克特（2015）所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分属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北方蔓延时，无数工人放弃了家庭手工业，从新英格兰边缘的农业地区迁往新兴的纺织城镇；而美国南方始终停留在战争资本主义阶段，直至美国内战爆发。19世纪80年代，工业资本主义才在美国南方形成规模。

棉花帝国版图中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与全球乡村的关系令人想起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中表达的观点：19世纪西欧发达社会与殖民地欠发达社会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城市与乡村的传统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重建。殖民地国家变为工业化英国的乡村，承受了严重的后果。威廉斯只是简略提及英国对其殖民地的损害，未论及同时期英国的棉纺工业如何造就了美国南方的“棉花王国”，而贝克特恰恰关注到了这一点。他借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史实，论证了英国工厂中纺纱机器的大幅提速和原棉需求的高涨刺激了美国本土的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力从美国南方的北部向南部的迁移。工业劳动的节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军事农业——被成功应用于棉花种植园。欧洲的棉花产业与美国奴隶制携手并进，一路助推新棉花帝国的形成，新帝国依赖国家力量完成了对全球棉花市场的进一步整合。作为新帝国的两大轴心，英国跃居世界棉纺织业的核心，美国南方乡村则在1860年内战前夕成为英国最大的产棉中心。

贝克特笔下的美国南方奴隶迁徙与中国学者何顺果（1995）讲述的“州际奴隶贸易”4如出一辙。这一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我的奴隶生涯和我的自由》（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1855）中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对新/深南方恐惧的根源。道格拉斯在这部自传中回忆了1817—1838年间在马里兰州种植园的为奴生涯，两次提及了可能要被卖至新/深南方：一次是老主人死后，他深恐被其子转卖；另一次是逃跑未果、锒铛入狱后，他一想到可能被卖到路易斯安那、亚拉巴马或佐治亚州的种植园，便觉人生无望。道格拉斯缘何如此恐惧？是因为新/深南方的棉花种植园无比黑暗，棉田乃“死亡”之地，奴隶乃棉田之“食物”（Douglass，2008）。

新/深南方棉花种植园对奴隶的迫切需求也为《为奴十二年》（Twelve Years a Slave，1853）中所罗门·诺瑟普（Solomon Northup）为何被拐为奴提供了历史的注脚。诺瑟普本是北方纽约州的自由黑人，却于1841年被绑架到新奥尔良奴隶交易市场，几经转手后被卖到新蓄奴州路易斯安那的一个棉花种植园，直到1853年才重获自由。依据贝克特的洞见，1803年美国政府购买路易斯安那州时，受到了英国政客和资本家的资助，因为后者认为该州归属美国更有利于英国制造业的发展。之后该州顺势成为棉花帝国的一部分：由于利物浦棉花价格上涨，于是种植者可能会在路易斯安那州购买新的棉花土地，奴隶贩子就会发觉，将成千上万的年轻奴隶贩卖到这些新的领土非常有利可图（Beckert，2015）。棉花帝国的扩张、原棉需求以及棉花资本的介入改变了诺瑟普原有的人生轨迹，使他成为这段历史中的众多受害者之一。

《棉花帝国》问世两年后，美国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出版了长篇小说《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2016）。小说讲述了19世纪上半叶，一个名叫科拉的黑人女奴从佐治亚州逃跑，在废奴者的帮助下沿地下铁道一路向北，历时一年之余终获自由的故事。如果我们借用《棉花帝国》里的历史知识，便可看出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全球视野。科拉的祖母阿贾里从非洲被贩卖到美国为奴，几经易主，先后在甘蔗、靛蓝以及烟草种植园干过活，最后死在了兰德尔的棉花种植园，可谓见证了美国南方农作物种植模式的变化。在本书中，兰德尔是佐治亚州疆土的开拓者，也是该州转营棉花的第一人。“有天夜里，兰德尔梦到一片一望无际的白色大海。于是他把庄稼从稳定可靠的靛蓝换成了海岛棉。他在新奥尔良签下新的合同，跟投机商握了手，这些人有英格兰银行鼎力相助。钱来了，数量空前。欧洲求棉若渴，需要大量供应，一包又一包”（Whitehead，2016）5。兰德尔棉花种植园的兴盛，不仅有赖于阿贾里这样从非洲贩运来美的奴隶劳动力，也是欧洲资本通过承购商在工厂和种植园之间搭建“贸易商链”的结果。以兰德尔为代表的种植园主与棉花“投机商”的互动，是欧洲资本推动美国南方乡村走向机器生产节奏的支点（Beckert，2015）。小说中多次出现伊莱·惠特尼的名字及其发明的轧花机。在新技术的武装下，棉花的种植迅速扩张，不仅改变了美国南方的经济结构，也推动了美国本土奴隶贸易的繁荣。

然而，惠特尼发明的轧花机只是解决了手工剥离棉铃的技术问题。美国南方在内战前被棉花帝国锁定为原棉提供者的角色，由此导致奴隶制经济把资本、劳动力和企业人才都集中在南方种植园，阻碍了南方传统棉花产业机械化跃进的机会和工业资本主义在此扎根的可能（Beckert，2015）。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在查尔斯·沃德尔·切斯纳特（Charles Waddell Chesnutt）的小说《上校的梦想》（The Colonel’s Dream，1905）中，主人公的梦想终归是白日梦。小说中，亨利·弗伦奇上校是纽约的一位成功商人，也是南方没落棉花种植园主的儿子，因身体抱恙于19世纪90年代回出生地克拉伦登小镇疗养。弗伦奇目睹了小镇的衰败与到处弥漫的种族仇视，决心重振棉纺织厂以恢复小镇昔日的繁荣，并在厂里实行黑白劳工同工同酬制度，但以失败告终。他认为克拉伦登盛产棉花、水能丰富、生活成本低，且劳动力低廉，从未发生工人暴乱，小镇的棉纺工业本可以在内战前发挥这些优势超越新英格兰的棉花制造业。对照贝克特提供的历史信息，弗伦奇对家乡棉花经济的分析和重振棉纺厂的方式颇显幼稚。他不仅忽视了小镇棉花产业的奴隶制根基，也未能超越地方视角认清其背后隐藏的棉花全球资本主义逻辑。

根据《棉花帝国》的注释我们可以断定，贝克特对于棉花帝国中的美国南方及其奴隶制的部分洞见受益于与切斯纳特同一时代的美国非裔学者、作家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棉花帝国》的第五章“奴隶制盛行”（Slavery Takes Command）参考了杜波依斯的博士论文《1638—1870年间美国对贩卖非洲奴隶的查禁》（The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638—1870，1896），论证了欧洲工业革命对美国奴隶劳工组织形式的影响（Beckert，2015）。笔者循着贝克特的梳理，重新研读杜波依斯的博士论文，发现他曾论及奴隶制与世界棉花产业的关联：我们单从伦理和社会的角度看待美国南方奴隶制的发展，却忘记了它与世界棉花市场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欧洲的棉花制造产业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时，美国南方承担了生产原棉的主要责任……南方大型奴隶种植园击败自由劳工体制下的小农场，垄断了南方棉花的生产（Du Bois，2007c）。多年后，杜波依斯在《奴隶和棉花》（The Slave and Cotton，1956）一书的手稿中，从英法两国的原棉需求和新资本主义等方面分析了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坚决维护奴隶制的原因。下文还会提及杜波依斯的其他相关论著。诚如评论所言，他对奴隶制与全球棉花资本主义体制的考察为贝克特等学者的研究6奠定了基础（McInnis，2016）。

全球资本主义时期及其“下一个阶段”的棉花帝国与相关美国非裔棉花书写

贝克特（2015）把美国内战解读为“一场震荡世界的战争”，因其撼动了棉花帝国的根基。自此，棉花帝国进入“全球重建”时期，与之相伴的是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和全球资本主义时期的到来。美国内战迫使棉花帝国将触角延伸至印度、埃及、巴西等更偏远的乡村地带，将全球范围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和市场再次整合。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加入老牌殖民帝国的队伍，先后建立起各自的棉花帝国势力范围，极大地削弱了英国在世界棉花贸易中的霸主地位。棉花帝国的重建与新老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乡村的改造齐头并进。帝国的行政、法律和基础设施建设渗入乡村，以便资本家投资当地棉花生产，加快农村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此外，资本家的代理人积极地传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借助信贷、土地的私有产权和合同法等手段来改革乡村。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世界棉花产业重回“全球南方”（Beckert，2015），即全球棉花种植和制造中心转移至成本更低廉的亚洲及非洲等地，这些地区在1780年以前是旧棉花产业中心地带。英国失去了棉花帝国中的霸主地位，中国跃居中心。中国农村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原棉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