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社会化：哈克贝利·芬的成长

摘   要：《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通过一个未成年人的旅途成长经历探讨成长的社会性和建构性本质。哈克因“非人”的芬老爹，成了小镇社会中的“病人”—— 一个有自杀冲动、沉默的他者。哈克在旅途中通过角色操演参与岸上生活，在反复实践中成长为兼具社会审美认同和道德认同的书写者。但哈克未抵达旅程的终点就重新启程，他的成长是一种持续的建构。

关键词：《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他者；成长；社会化

引言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以下简称《哈克》）是一部经典的成长小说，讲述了小流浪汉哈克在密西西比河上顺流冒险的成长故事。旅途中，哈克时而在河上，时而在岸上，“上岸—离岸”构成小说情节的主要单元，为哈克的成长勾勒出时间和空间的轨迹。哈克每次上岸，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乔装打扮一番，使用虚构的身份融入岸上生活。一路走来，哈克虚构身份的变化直接体现在他的伪名上——莎拉·威廉姆斯、玛丽·威廉姆斯、莎拉·玛丽·威廉姆斯、乔治·彼得斯、乔治·杰克逊、汤姆·索亚等。无论扮演谁，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岸上暂得栖居。那么，为什么哈克只能以虚构的身份在岸上暂得栖居呢？

《哈克》中，马克·吐温把一个成长因子置于“岸上—河上”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如同在一个培养基中投入一粒种子，一边培育，一边观察，看看它到底如何成长。小说中“成长”的内涵向来受到评论家的关注。张德明（1999）结合人类学和心理学理论探究小说中的成人仪式原型结构和哈克成长的关联，他肯定“岸上—河上”二元对立的存在，借用荣格心理学术语阐述“河上的世界代表了哈克的‘自性’，而岸上的世界代表了‘他性’”，而哈克的成长是不断返现“自性”与“他性”，最终“达成个人与社会、内心与环境的平衡”。显然，此处的“自性”与“他性”之说关照的是哈克的内部经验，而未充分关注哈克的社会身份。郭晶晶（2017）提到吐温多部小说中的易装情节，认为哈克的易装策略体现对二元对立的消解。但其笔墨之少让人意犹未尽。要探究哈克成长的本质就必须同时关注“种子”与“培养基”。小说的“岸上—河上”二分世界中，岸上是小镇的栖息地，是社会主体之所在；而河上是哈克的避难所，是他者的栖居所。芮渝萍（2004）认为，“成长……意味着一个人从他者和边缘的地位走向主流文化的中心，实现了他者的主体化和边缘的中心化”。孙胜忠（2020）指出，“成长小说中，社会化的实现往往被视为主人公‘成熟’的标志之一”。可见，成长小说中往往存在成长的社会化维度，成长对象的社会化过程常构成作品重要的叙述内容，而现有研究对这一点的关注不够。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哈克》通过哈克这个未成年“他者”的成长经历来探讨成长的社会性和建构性本质。

小说中存在他者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他者哈克在社会中的成长是逐渐社会化的过程。囿于原生家庭，哈克生而为他者，在社会中陷入存在的困境。但是，通过他者的角色扮演，他者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得到释放，他者以虚构身份在社会中暂得栖居，哈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社会接纳。小说中，哈克被社会的接纳并不意味着旅程的终点；他的重新启程，意味着他的成长是一种持续的建构。

他者在社会中： “非人”“病人”“自杀”“沉默”

小说开篇，哈克讲述了在寡妇道格拉斯家的生活：一天的教养和训诫结束后，哈克回到房间，静坐窗边，本想刻意想些让自己快意的事情，却徒劳无果，他难掩内心真实的声音：“真闷得慌，我想死掉算了。”（吐温，2000）“死”字从哈克嘴里脱口而出，显示了哈克潜意识中的自杀冲动。涂尔干认为，自杀是“集体疾患”的表象（转引自赵立玮，2014），也就是说，自杀的根本原因要去社会中寻找。哈克在文明的训诫中流露出向死之心，不得不使我们关注他的社会处境。《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写道，“镇上所有的母亲都实实在在讨厌哈克贝利，也害怕他，因为他不务正业、不守规矩、举止粗俗、行为恶劣，还因为所有孩子都羡慕他，喜爱私下跟他交往，希望自己敢于像他那样自由放任”（吐温，2004）。显然，哈克是小镇上的问题少年，是小镇生活的他者。哈克之于小镇社会即是边缘他者之于主体现实。

“他者”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批评中常提及的术语。“他者”存在于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比如，女性是男性的他者，东方是西方的他者，自然是人类文明的他者。一面是主体、中心、权利、话语，而另一面是客体、边缘、义务、沉默。小说中，密西西比河造成的地理分割恰恰象征一个二分的世界，岸上是群体小镇的所在，而河上是边缘人的避难所。细读小说不难发现，小说中存在诸多边缘人物，他们在岸上难以栖身，无不与密西西比河联系密切。哈克和吉姆是陆地逃亡者，只能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流生活。骗子“国王”和“公爵”也是陆地逃亡者，他们与哈克在河上相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哈克的父亲芬老爹（Pap Finn），他仿佛只是一个河边暂住者 ，但是他的尸体浸泡在密西西比河中。而岸上世界则是要“文明化”哈克，要制裁吉姆、骗子和芬老爹的地方。王楠（2015）认为，权力把个体塑造成知识的主体，规训身体，使其臣服和吸纳社会规范，而欲望的主体为了存在只能选择服从， 并在对权力/律法或社会规范反复吸纳和引用的过程中，被生产出一个屈从的主体。小说中的岸上小镇是主体与权力的容器，也是规训个体并生产主体的社会性空间。作为不完全屈从的越轨个体，那些边缘人在岸上世界势必会遭遇坎坷。借用伯格和卢克曼（2019）的比喻，“如果把日常生活至尊现实比作生活的‘白日’，边缘情境就构成了生活的‘黑夜’，它在日常意识的四周不怀好意地埋伏着”。社会的至尊现实对他者“不怀好意”的埋伏不会置之不理，他者要么被治疗，要么被虚无（认为它不存在）。换言之，社会的越轨者在日常生活中要么是需要治愈的“病人”，要么是根本没有资格接受治疗的“非人”。“病人”和“非人”均体现他者在社会中的存在困境。

伯格和卢克曼（2019）说：“一切个体都出生在某个客观的社会结构中，在这里他遇到了负责自己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重要他人将世界中转给他，并在中转过程中对这个世界进行修改。”哈克的他者身份之因要追溯至他生命之初的重要他人——芬老爹。芬老爹与小镇之间的矛盾从出场就已昭然若揭。他无视小镇的律法与规范，欺凌法官、诋毁学校、偷走哈克，并公然向小镇宣战，最终是他管住哈克。芬老爹是社会里的“撒旦”，而哈克是“撒旦”的继承人；或者说，芬老爹是第一代他者，哈克是第二代他者。

第一代他者芬老爹是小镇中的“非人”。王楠（2015）将巴特勒作品中“less than human”的表达译作“非人”，指“一类被变成主权/法的例外但又被包含在国家之中的主体”（王楠，2016）。小说第五章，新上任的审判官想教芬老爹重新做人，吐温小说原文的表达是“…he was a-going to make a man of him”（吐温，2008）。言外之意，“he is not yet a man”；或者说，“he is less than a man”，他是“非人”。审判官煞费苦心地把芬老爹带回家，准备耐心教育他，芬老爹也积极表现，诚心坦白，承诺戒酒。这不仅感动了审判官，更感动了芬老爹自己，二人相拥而泣。可是，一天不到芬老爹就原形毕露，酩酊大醉时还险些丢了性命。审判官幡然醒悟：能让芬老爹改变的恐怕只有火枪了——这一结论恐怕是镇上其他人早已认同的了。火枪能做到的无非就是断了芬老爹的气，让他从人变成尸体。显然，真给芬老爹一枪是行不通的，但这结论已然给他判了死刑，芬老爹在小镇人看来只是一具行尸走肉。

“非人”的判决不只来自小镇，芬老爹在潜意识中与小镇共谋，也非人化自己。芬老爹是嗜酒如命的酒鬼，如哈克所见，“每次他拿到钱就喝个烂醉，每次醉了就到镇上到处惹事，每次惹了事就被关起来。这对他正合适，这种事情他最拿手了”（吐温，2000）。芬老爹酗酒是一种自我麻醉，酒醉下的芬老爹是谵妄的精神错乱者，他的不安和恐惧常常在酒后爆发。在恐惧的鬼影前，芬老爹感觉自己遭到追杀，只能无奈大喊“让一个可怜的家伙自己待会吧！”。芬老爹在被幻觉干扰时，把流着自己血液的儿子看成了死亡天使的化身，一心要消灭他。芬老爹的弑子行为是一种自杀表现。精神错乱的芬老爹既被追杀又在自杀，芬老爹也是手持火枪的人，芬老爹的自杀实则表明他其实内化了岸上世界的观念，潜意识之中对自己进行非人化，他实则是岸上世界的同谋者。

在共谋的他者和小镇社会之间的第二代他者哈克也表现出种种病症，他则是有待被治疗的“病人”。这些病症其一便是语言的失效或沉默。哈克在寡妇家时，时常发生语言的误解。比如，道格拉斯说他是“一只可怜的迷途羔羊”（吐温，2000）， 他却以为人家在骂他是牲口。哈克索性放弃了语言沟通，所以当华森小姐教训他时，虽然他内心有想法，却不会说出来。当哈克在寡妇家中感到焦虑时，汤姆·索亚的出现立刻让他摆脱了绝望和死亡的气氛。汤姆和其他孩子是小镇的正常孩子，他们的世界并不像成年人那样封闭，他们为哈克与社群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但值得注意的是，起初哈克在和镇上孩子们玩耍时，基本上是个沉默的角色。孩子们与大人不同，他们在一起时会有更多的肢体交流，仿佛身体是无意识领域，比语言领域更公平。即便如此，哈克和汤姆之间仍存在裂缝。小说第三章，当哈克试图与汤姆交流想法时，出现了这样一段：

“我说，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他说如果我不那么无知，只要看过一本《堂·吉诃德》的书，不用问就会明白了。他说那都是魔法变的。他说那里有好几百名士兵，还有大象和财宝等，有魔法师和我们为敌，他们把那些东西都变成了一所儿童主日学校，完全是出于恶意。我说好吧，那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去找那些魔法师了。汤姆·索亚说我是个笨蛋。” （吐温，2000）

哈克继续与汤姆争论了一番，但最终汤姆制止了争论并骂哈克是“一个标准的大笨蛋” （吐温，2000）。 汤姆表现得像华森小姐一样，当他和哈克意见不合时，便勒令其闭嘴并辱骂他；而哈克对汤姆也像对华森小姐一样，即便心里不能认同，却也缄口不语。“语言构成了社会化最重要的内容，也是社会化最重要的工具”（伯格、卢克曼，2019）。哈克身在小镇社会之内，实则在小镇社会之外，语言的失效和沉默恰是他游离在小镇社会系统之外的表现。此外，同芬老爹相似，哈克也被某种不可名状的自杀冲动诱惑着。他在寡妇道格拉斯家不时感到窒息般的孤独感，顺口说“死掉算了”。他更是在逃离小镇之际，布置了自己被谋杀的血腥现场，完成了“自杀”，而这场仪式上的“自杀”恰是哈克自救之旅的开始。

他者在成长中：“操演”“审美”“道德”“书写”

正如伯格和卢克曼（2019）指出，原生家庭使个体经历初级社会化，而个体进入社会时会经历次级社会化和再社会化，最终得以在社会中安身立命。社会化使哈克从他者转向主体。哈克在小镇生活中的存在方式是不停地表演。哈克在陆地上通过乔装打扮、改名换姓的“角色扮演”参与小镇生活。如毛亮（2015）所言，在现实建构过程中，个体意识会对所感知到的内容进行“赋形”与“赋意”。哈克的角色扮演正是其“赋形”与“赋意”的实践。这种实践用巴特勒的话语来说，即是“操演”。操演指向的是建构性，如巴特勒所言，性别角色之所以被认为理所当然就是因为它一再被重复，最后被自然化了（Butler，1999）。可见，操演是参与和实践，其结果是吸纳、接受、融入，是社会化。

哈克的旅途成长经验伴随“赋名”和“赋形”，是重复性操演的实践，目的是用“替身”隐藏“真身”。随着旅途的深入，重复性操演的实践使哈克的隐藏能力得到发展。在旅途伊始，哈克造访朱迪思·洛夫图斯夫人家。由于演技拙劣，他进行了三次更名，从莎拉·威廉姆斯到玛丽·威廉姆斯到莎拉·玛丽·威廉姆斯又到乔治·彼得斯，最后被洛夫图斯夫人戏称为莎拉·玛丽·威廉姆斯·乔治·亚历山大·彼得斯。流落到格兰杰福德家时，哈克变身为乔治·杰克逊，这次哈克要比之前谨慎得多，为了防止露出破绽，他巧妙地从巴克口中学会名字的拼写，并反复练习、烂熟于心。随着哈克角色扮演经验的累积，他虚构身份的能力越来越强。伯格和卢克曼（2019）认为，“‘隐藏’能力的发展，是成年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经历渐长的哈克在社会中逐渐由不适变得舒适，成长为兼具审美认同和道德认同并且不再沉默的准社会青年。

当哈克误打误撞进入格兰杰福德的地盘时，他扮成一个迷路的男孩，轻而易举地被格兰杰福德家所接纳。格兰杰福德家如同圣彼得斯堡一样，但待哈克进入格兰杰福德家时，他已不似早先在寡妇家那般感到百般难受了。当然，格兰杰福德家与寡妇家不同，但此时的哈克相较于之前也发生了改变。在格兰杰福德家，哈克写道：“这是很可爱的一家人，他们住的房子也可爱至极。我从前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一所这么精致、这么有派头的房子。” （吐温，2000） 哈克竟然赞美起房屋的气派来，他如同一个参观艺术展的青年，仔细欣赏着房屋装饰的细节：摆件、桌布、书目、图画。特别是这家已故女儿的画作和诗作，让哈克着魔一般地被吸引。他仔细研究过许多次，对所有细节了然于心。他坦言：“有好多回被她的图画弄得闷闷不乐，我无法理解她的心情，我就无精打采地来到她原来住过的那间屋里，拿出她那本老剪贴簿来，认真地看了一遍。我很喜欢那一家人，连死的都包括在内，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隔阂。”（吐温，2000）此时的哈克俨然一个忧郁的艺术青年，与格兰杰福德家达成审美认同。“审美认同就其根本语义而言，指的是人们在对于什么是 ‘美’以及如何接近、表达和通达此‘美’等方面所达到的观念和行为方面的相似性和一致性”（向丽，2014）。可见，审美认同指向观念和行为方面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不仅如此，哈克想到这女孩生前给别人作诗，死后却没有人给她作诗，于是他绞尽脑汁尝试为她创作几首诗。虽然创作以失败告终，但哈克的表达冲动被刺激和唤醒，而这背后的动力是满足公平性的道德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