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考试中是否可以变通?

作者: 李长栓

摘    要:翻译是一个理解和表达的过程,必要时需要进行一些变通,即对原文的内容进行适当删减、增补,或以更灵活的方式表达原文的意思,以切合读者或交际情境的需要。即使在政治性强、敏感度高的翻译中,变通也是一个常见的翻译手段。那么,在备考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翻译岗位考试时,也能变通吗?笔者认为:英译汉时,英语中冗余信息较少,需要删减的内容较少,但仍需要以灵活方式表达原文内容;汉译英时,原文冗余信息较多,翻译时就需要较多的变通。阅卷人理论上都是翻译专家,对于什么是合理变通,什么是漏译,可以作出合理判断,因此考生不必担心。本文举例说明翻译中的各种变通情况,限定了考试中可以使用的变通方法,并对考生、阅卷人、出题人和考试组织管理机构分别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翻译;翻译考试;变通

问题的提出

翻译是一个理解和表达的过程,必要时还需要进行一些变通,即对原文的内容进行适当删减、增补,或换一种形式表达原文的意思,以切合读者或交际情境的需要。即使在政治性强、敏感度高的翻译中,变通也是一个常见的翻译手段。然而,备考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以下简称“CATTI”)、研究生招生考试或其他翻译岗位考试的同学经常会问:考试时也能变通吗?考官认为我漏译怎么办?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尤其是在非专业翻译人员看来,翻译就是单词和结构的转换,把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如果能满足需要,按单词和结构转换进行翻译是最准确的翻译方法。我们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经常需要通过单词和结构转换进行汉译英练习,从而考查对词语和句型的掌握情况。在真正的翻译活动中,通过单词和结构转换进行翻译也是常用方式之一。因此,翻译给人的印象往往就是结构转换、不增不减、不改变原文。这样的认识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众多翻译教科书都是以结构转换为基础来编写的。缺少实践经验的学生接受了这样的翻译教育,产生上述疑问就不足为怪了。

变通是翻译实践的常态

奋战在翻译一线的译者都知道,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与传播效果的达成。研究者也可以通过观察翻译成果发现这一点。如果按照语言转换无法有效传递信息,译者就需要对原文进行一定的编辑加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例如,早期佛经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1的说法(任继愈,2002),看起来是谈翻译中的遗憾和困难,实则是提出困难之处的处理方法,即在翻译时进行必要的变通。

彭萍在《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2008)一书中举出若干对原文进行大幅度变通的例子。书中写道: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一向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而印度佛教则主张丈夫支持妻子,妻子安慰丈夫,妻子的地位并不低于丈夫,甚至提倡丈夫应该侍候妻子。《对辛加拉的教导》的印度原文中列举了妻子的五项美德:1. 善于处理工作;2. 好好地对待眷属;3. 不可走入歧途;4. 保护搜集的财产;5. 对应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而在安世高译的《六方礼经》中,译者把这五项美德按中国的传统进行了变通,译文如下:“谓妇事夫有五事。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

在今天的翻译实践中,对原文进行大幅变通甚至改写的做法依然存在。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的过程中,对原作进行了大胆删节甚至改写,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为什么这样做?葛浩文认为,翻译作品要同时考量作者原意、读者喜好、编辑建议和自己的专业判断,并在其中寻求一种平衡(段雷宇,2013)。

在翻译过程中出于某种原因对文字进行小幅调整,更是司空见惯。据报道,《三体II:黑暗森林》的英文版译者为了迁就西方文化在性别平等方面的价值观,应出版社要求进行了一千多处修改(石剑峰,2015)。原著作者刘慈欣接受采访时说:

TOR(小说的美国版权方)的编辑是个女权主义者,且极其认真仔细,这儿那儿都有性别歧视,像purity(纯洁、善良)和angelic(似天使的)类词用多了也是性别歧视,要限制其使用数量,说联合国秘书长是美女是性别歧视,四个面壁者都是男的是性别歧视(不过这个没改,我说那几十届美国总统还都是男的呢?可人家说马上就有女的了),这些修改对我和Joel2来说工作量都很大,很累人,但总算完成了。(石剑峰,2015)

这本书在翻译过程中除了基于“政治正确”进行了修改外,还有针对美国读者背景缺失而作的修改。刘慈欣说:

美国读者不知道《球状闪电》(系刘慈欣的另一部小说),如果没有阅读过这部小说,对理解“三体2”会非常困难和困惑,所以只能把《黑暗森林》中有关《球状闪电》的部分删除。(石剑峰,2015)

即使翻译政治性很强的作品,译者也会因为政治制度、读者对象等不同,对原文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例如,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2018)编写的《新时代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18》中有这样一段话:

(1a)今朝襄盛会,华夏谱新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九大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顺应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承载亿万人民的光荣梦想,擘画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宏伟蓝图,指明了“中华号”航船驶向伟大复兴胜利彼岸的前进方向。

本书的英文版Understanding China in the New Era(Li,2018)将该段译为:

(1b)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marks a new chapter in Chinese history. Held at a critical time wh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entering a new era, it unveiled a roadmap for realizing the dream of the people. This draws on lessons from the past, and has adjusted to the changing times, and will guide us towards national renewal.(笔者回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十九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刻举行,展示了实现人民梦想的路线图。该路线图汲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适应了不断变化的时代,并将引导我们走向民族复兴。)

对照原文和译文可以发现,译文用简明语言概括了原文内容,特别是省略了其中用来营造氛围、激发斗志的语句,放弃了汉语中常见的对仗工整的表达方式。其原因是这种语句翻译起来十分困难,即使勉强译出,也往往费力不讨好,难以达到宣传效果。因为英文读者对于修辞较多的表达方式并不买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中,也有很多对原文进行简化压缩的情况。试举例比较如下:

(2a)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Xi-I:3923)

英文版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提供的译文是:

(2b)We must tirelessly combat corruption, and always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it.(Xi-I:434)

英译主要简化了意思的重复:“反腐倡廉”和“拒腐防变”意思几乎相同,“常抓不懈”和“警钟长鸣”意思区别不大。在更低一级层面上,“反腐”和“倡廉”意思相同,“拒腐”和“防变”意思相同。

再如:

(3a)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Xi-II:200)

译文为:

(3b)Therefore, our driving principle must be that development is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and its benefits are shared by the people. We must design more effective systems to steadily lead all the people to common prosperity, and eradicate the hug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Xi-II:220)

译文没有直译“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而是概括其主要意思。实际上,本段译文仍然存在意思重复,如its benefits are shared by the people和common prosperity可删除其一,改为:

(3c)Therefore, our driving principle must be development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We must design more effective systems to ensure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are shared by the people and eradicate the hug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翻译实践中,不妨变通处理原文重复或中国特色表达。例如,以下是某医院的办院宗旨:

(4a)坚持中医药特色立院,坚持现代医学技术创新发展,坚持地方民族医药资源不断开发,将医院建成区域中医、西医、民族医综合医疗技术精湛、教学与科研相长,管理服务水平一流的高水平中医综合医院。

我们不妨综合归纳原文表达的意思,然后以简明英语译出:

(4b)By priorit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Han medicine,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local ethnic medicine, and advancing new medical technologies, our objective is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hospital that delivers top-notch services while also serving as a platform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笔者译文)

变通的理论依据

尽管翻译中的变通是古今中外常见的实践方法,但其正当性长期得不到认可。译者往往对其闭口不谈,认为这是旁门左道、不值一提;即使公开谈论,也多持消极或否定的态度。一些人甚至认为这不是翻译。

前文提到的“五失本、三不易”,即以消极口气描述变通的现象,反映的是译者努力实现对等的理想,但面对实际困难,却又不得不妥协。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甚至对变通表达了厌恶之情:天竺国俗甚重文藻……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4 (周一良,2020)。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即使为了实现特定目的,主动采用编译的方法,也仍然认为这不是正道,算不上翻译。他说:“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他还警告人们“学我者病”(欧阳哲生,1996:9)。

在西方翻译研究中,adaptation(变通、改编)是否属于翻译,也一直是研究者争论的话题之一5(Palumbo,2009)。今天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只要经过变通或改编的文本以原文为基础,则仍然属于翻译6(Palumbo,2009)。对于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不同,也存在一些理论加以解释。例如,奈达(E. A. Nida)对于原文和译文表达方式的不同,以“动态对等”(后改为“功能对等”,指译文和原文表达方式具有相同的接受效果或功能)的理论加以解释。他在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Nida,1964)一书中举例说,J. B. Phillips翻译《新约全书》时,把希腊语的philemati agioi(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翻译为give one another a hearty handshake all around,这就属于动态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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