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稳定性”：约翰逊莎评中的理性观

摘   要：塞缪尔·约翰逊在其散文、传记和词典中多次阐释理性的功能和真理的内涵。他追寻一个稳定、普遍的真理，并认为接近它的方法是经验观察和归纳推理。这种理性观指导着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以《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为例，约翰逊开创性地从把握自然与人性的真理这一角度来评论莎士比亚：该文围绕“真理的稳定性”这一最高原则，主张诗人应当观察生活，进而从特殊现象中归纳出关于人性的普遍规律，而读者获得的审美愉悦正是源于真理的发现。国内相关研究强调约翰逊文评的道德取向，本文提出，将约翰逊的文论放在其理性观框架之下进行解读，不仅能深化对文论的理解，还可以更为全面地展示约翰逊认识论、方法论和道德观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塞缪尔·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理性观;文学批评

塞缪尔·约翰逊是十八世纪中后期名气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英国文人之一。他一生著述颇丰，在词典编纂、诗歌与散文创作、文学批评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在文字之外，约翰逊的日常谈话和议论也被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记录下来，经过一代代人的阅读和讨论，很多已经成为名言警句。美国文学批评家、传记作家贝特（Walter Jackson Bate）在《约翰逊传》的开篇写道：“约翰逊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莎士比亚。政治家、律师、物理学家引用他的话，作家、科学家、哲学家等各行各业的人也皆是如此”（Bate，1977）。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经常展现的强烈道德意识以及他的日常谈话给人们带来的教诲和启迪，约翰逊正如鲍斯威尔在传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常常以“我们伟大的道德家”（our great moralist）的形象出现（Boswell，2008）。相比之下，约翰逊对真理与理性的阐释与实践以及对科学的态度，却常常遭到忽视或误解。国内关于约翰逊文学批评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道德取向上，有学者说他反对十八世纪英国的“自然科学盛行之风”，对“机械式的反文化现象”感到深深焦虑（孙勇彬，2016）;或者说约翰逊的道德思想对当今“工具理性至上的世界有典范的价值”（张昕，2015）。这些评论无疑把握了道德教化这一重要方面，并暗示出约翰逊对科学理性的敌对态度。

事实上，约翰逊非但不排斥十八世纪盛行的科学，相反，他对真理的性质、理性能力范围等重要问题的看法都深受培根、牛顿、洛克等英国“新哲学”代表人物的影响1，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性观，并构成他文学批评与实践的思想依据。约翰逊十分推崇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和理性能力来探索人和生活的真理。他在散文中多次陈述获取知识的方法论，鼓励人们理性思考;在传记中赞扬科学家的实验精神;在词典中对“理性”“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等概念进行了详细阐释。在约翰逊的思想中，理性研究方法不仅与道德追寻不冲突，而且有助于实现道德完善。运用理性去接近真理，能使人的心灵从理性思考中获得持久的安定和愉悦，摆脱混乱的、无序的邪恶，接近完美的秩序。这就是一种道德。约翰逊对理性和真理的阐释可以说是其科学方法论和伦理道德观的一个契合点，并延伸到他的文学批评当中。哈格斯特勒姆（J. H. Hagstrum）早已指出，约翰逊的理性观，是“支撑他整个文学评论体系的骨架”（Hagstrum，1950）。发表于1765年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集中体现了约翰逊的理性思想对文学批评的指导作用，本文试以《序言》为例，揭示约翰逊评价莎士比亚背后的理性思想基础。

约翰逊的理性思想

约翰逊生活在英国科学和哲学飞速发展的时期，培根、洛克等人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牛顿的运动定律和数学原理，都主张了人的理性精神和接近真理的能力，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2。经验主义认识论主张感官经验是知识的来源。理性不能独立产生知识，它的作用是推理;只有对经验进行归纳整理才能获得知识（Locke，2004）。培根的归纳法提供了系统观察、实验、例证列表、分析比较等获得普遍规律的具体方法。牛顿在科学上的成就，鼓舞了十八世纪英国人运用理性发现普遍真理的信心。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首次实现了人类对普遍真理的掌握。科学定律具有的解释万物的普适性以及不受时间影响的恒常性，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极大震撼和启蒙，使得人们的内心深处普遍怀有一种“对指导性原理的根本追求”（the fundamental quest for guiding laws）（Fara，2002）。约翰逊 的理性观就产生在这一背景之下。他相信世间存在普遍、恒常的真理，万事万物都有控制其运行的原理和规律（principle）。发现真理的方法是经验观察和归纳推理。需要强调的是，约翰逊把理性运用提升到道德的高度，认为理性可以使人摆脱麻木、怠惰的消极生存状态。运用理性去发现恒常的真理，就是接近稳定的秩序，让人从混乱无序中解脱出来，获得心灵的安定和长久的愉悦。这些对真理和理性的含义、接近真理的方法和理性运用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认识，主要在约翰逊编纂的《英语词典》、名人传记和发表在《懒散者》《漫游者》期刊上的一些文章当中得以集中阐释。

根据《英语词典》对“reason”一词的释义，真理的第一层含义是万事万物运作的稳定依据和规则（cause;ground or principle），自然和人性呈现出的复杂表象背后的原理，与洛克所说的“true and clear principles”的意义大体相同3。《西方近代思想史》的作者鲍默（F. L. Baumer）就此评论道，十八世纪思想家强调人性的统一性，而非可变性。他们大都不认同人是历史的产物，随着时间和地点在不断改变，而是认为人性是不变的。即使是认为环境塑造人的经验主义者，也坚信人的思维有普遍恒定的结构和规律（Baumer，1977）。同样，约翰逊也相信在千变万化的表象背后，自然和人性中存在恒定不变的、普遍性的原理，可通过观察人和生活被归纳出来。他在自己创办的期刊《漫游者》第137期《论普遍知识的必要性》（The Need for General Knowledge）一文中具体说明了复杂事物可通过理性思考、推演而还原为简单的原理：“冗长的计算和复杂的图表令人望而生畏，但只要运用技能将它们分解成简单的成分，就会发现我们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Greene，2008）。一些事物可能以复杂的、陌生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它们要么是成分繁多，要么是经历一系列演化进程后变得不同于初始形态。成分的组成、形态的演变都遵循着“有规律的因果联系”（regular concatenation of effects）（Greene，2008）。

把握这些原理和规律的关键是运用 “理性”（reason）这一心灵的能力，帮助人们进行以下思维活动：一是分析，即“分解复杂的组合”（disentangle complications）和“探索事物发生的原因”（investigate causes），将事物划分成各个部分，或梳理某一复杂、连续事件的因果关系（Greene，2008）;二是归纳和抽象，从许多个别、特殊的事物中，概括出共同、本质的方面，即前文提及的，归纳出“人性的共通之处”“普遍的情感”“世界的运行规律”;三是推理（ratiocination），从一个事实推导出另一个事实，根据因果关系，由前提推理出必然的结果，即“人由一个命题推导出新命题、由前提推导出结论的能力”（Johnson，2011）。

无论是分析、抽象还是推理，人只有通过处理感官经验才能获取知识。约翰逊接受洛克的观点，认为人能依靠理性处理感官获取的经验，获得科学的原理和规律。不借助经验，完全依靠理性，就无法获得知识。他反对天赋思想，认为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判断（judgement）与推理（ratiocination）作用于已知的材料，只能从经验（experience）中得出结论”（Martin， 2009）。福塞尔（Paul Fussell）指出，约翰逊关于事物的看法往往是从他的个人经历和观察生活得来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性的运作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Fussell，1971）。在《英语词典》中，约翰逊复述了培根在《新工具》（The New Organon）里阐明的方法：“他（培根）经常使用这样一个比喻，说经验派哲学家像蚂蚁，只会堆积和使用它们的储备;理性主义者则像蜘蛛，从自己的身体里织出来网。真正的哲学家应该像蜜蜂一样，具有平衡两者的能力：从外界收集材料，但同时也凭借自己的才能加以消化和改造”4。

约翰逊对真理和理性的解读，不仅仅是上述科学意义上的通过经验观察、归纳推理而获得事实的真理，他还认为理性有引导人们向善的作用。换言之，约翰逊理性观中的真理，还同时是上帝制定的完美秩序和法则。他常常在阐释“理性”时将其与“公正”“善”等伦理道德概念联系在一起。约翰逊在《英语词典》中对“reason”的第一个定义是“人由一个命题推导出新命题、由前提推导出结论的能力”，但在这一科学意味十足的定义下，他还引用了十六世纪神学家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之语来表明理性引导人向善的作用：“理性是人的意志的主导者，让人在行动中发现什么是善的，因为善行是正确理性的原则”5。胡克与完全贬斥人类权威的清教徒展开论战，试图论证人类理性与上帝关系的契合点，认为通过理性，人类能够认识自然、认识上帝。“善的最确切标志，是所有人的共识”，也就是人类的集体理性6。约翰逊为真理赋予了道德意义，认为真理并不仅仅是科学事实，更是一种完美的秩序。哈格斯特勒姆指出，约翰逊的基督教信仰使他相信并遵循这种秩序，相信人们能够超越现实，接近道德理想和完美状态（Hagstrum，1950）。约翰逊认为道德秩序是人追求的终极目标：“第一重要的是明辨是非对错的宗教和道德知识，其次是人的历史，再次是运用理智分析事实……我们总是道德家，只是偶尔是几何学家”（Lonsdale，2009）。他认为，道德的真理指引人们接近理想和完美的状态，比科学的真理更为重要。约翰逊相信“真理是上帝的仆从”，获得真理就是善的，因为真理使人认识自己，过符合秩序的生活（Wain，1973）。理性、智性在约翰逊宗教背景之下，是一种接近神圣秩序的能力。运用理性是在尝试获得普适性的规律，接近完善完美的理想状态，因此这种行为在约翰逊看来是道德的、对人类和社会有益的。沃特尔（Robert Voitle）总结出洛克的理性解决不了道德问题，需要道德观、是非观来补充（Voitle，1961）;而约翰逊运用理性指导道德，认为理性的道德作用至关重要。在约翰逊的设想下，如果人人都追求真理，遵循上帝创造的完美秩序，人的完善将得以实现。

一旦将真理规定为理想的秩序和善，那么敢于并勤于运用理性去接近该秩序就成为一种道德要求和实现幸福的途径。在散文中，约翰逊多次痛陈消极怠惰之弊，他常常感叹大多数人的思维处于一种“懒散的麻木”（torpid insensibilities），陷入“生活的空虚”（vacuity of life）（Walesby，1825）。在约翰逊看来，运用理性思维能力去接近稳定的秩序和真理不仅是让心灵得到慰藉的办法，更是人存在的条件。他严厉地批评不思考的人早已经停止了生活：“一些人以一种平静的愚钝状态来生存，既容易忘事，也被人忘却。他们早已停止了生活，当他们死去时，人们只会说他们停止了呼吸”（Walesby，1825）。针对当时一些讽刺文学家（Satirists）7对科学实验和理性运用的嘲讽，约翰逊在自己创办的期刊《冒险者》（The Adventurer）中指责他们是出于“狭隘的思维”（narrow mind）：“人们总是嘲笑他们所不理解的东西……尚未习惯运用理性进行推理和研究的人们，认为一切超出常识的、成分复杂的事业都是无法实现的”（Green，2008）。约翰逊深感大多数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是弃置不用的状态。在《懒散者》（The Idler）第三十一篇中，他描绘了一个碌碌无为的“严肃先生”（Mr. Sober）的形象。这种人将时间浪费在无尽的准备、社交闲谈等琐事上，结果一事无成。追溯其写作背景，会发现这篇文章颇有自省意味。约翰逊当时正在注疏八卷本莎士比亚，原计划耗时十一个月完成，但最后交稿日期一拖再拖，耗时九年才完成8。此间焦虑、悔恨的心境或许影响了约翰逊《懒散者》的创作。而且，“严肃先生”爱交谈、喜欢做科学小实验的特质也与约翰逊本人相契合。在日记中，约翰逊多次后悔自己的懒散：“一定要战胜懒惰，从松散的思绪和怠惰中解脱……每个人在下决心的时候都踌躇满志，但一次次的失败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Bate，1977）。上述畏惧、轻视、懒于运用理性的状态都是约翰逊多次谴责的，他在小说《拉塞拉斯》（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中指出，若想获得长久的愉悦和幸福，只能通过理性思考去接近恒常不变的事物的原理和规律：“依从本性的生活，就是去掌握万事万物的因果联系，与恒常不变的原则相一致，了解事物的普遍运行规律”（Green，2008）。可见，敢于并勤于运用理性去接近真理，摆脱浑噩愚钝的状态，是实现幸福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