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一报还一报》政治主题的批评话语流变

摘 要：自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报还一报》（又译《量罪记》）诞生以来，众多文学评论者对其政治主题的阐释存在争议。从17世纪的君主权威崇拜到19、20世纪的现代理性政治观念，评论者对该剧政治主题的讨论焦点不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各种《一报还一报》的改写本也不断地体现不同时代作家们各自的政治观。对该剧政治主题的批评观点变迁，源自西方主流政治观念的时代演变以及莎剧经典本身的意义多元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一报还一报》； 政治主题； 批评； 多元意义； 流变

初演于1604年的《一报还一报》（又译《量罪记》）是莎士比亚的重要剧作，有评论家称其为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最为复杂、最自相矛盾的戏剧”（Lever， 1965）。该剧的核心主题在于探究政治公平正义的尺度。自该剧诞生以来，随着不同历史语境的变迁，评论家对该剧政治主题批评的焦点也在随时代主流政治观而演变。从17世纪推崇君主权威的道德政治观，到18世纪的现代理性政治观，再到20世纪的后现代政治观念，批评家对该剧政治主题的解读在西方政治观念演变的影响下不断变化。对莎剧评价的迥异，实际上是因发声者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产生的，官方文化、大众话语、文化资本和权力运作，都成为对这部戏剧批评观点流变的因素。通过对该剧经典批评话语流变的梳理，本文尝试探究影响该作品评价的多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文学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内外影响因素。

17—20世纪对《一报还一报》的批评

1. 17—18世纪对《一报还一报》的评论争议

据记载，《一报还一报》一剧于1604年在英国首次演出。莎士比亚创作该剧的灵感来自乔治·维特斯通（George Whetstone）与格拉迪·辛西奥（Geraldi Cinthio）分别于1565年与1578年创作的两部作品，Hecatommithi和Promos and Cassanda。故事讲述了贤明的维也纳公爵文森修归隐一段时间后，将权位让于他认为在政治上颇有造诣、人品道德颇受信任而且处世原则性极强的安哲鲁，让他治理维也纳城邦之内淫乱之风泛滥的问题。安哲鲁雷厉风行地颁布了很多严厉的法规。富家子克劳迪奥随即成了第一个被“开刀”的对象，他令未婚妻怀孕，从而触犯了安哲鲁的法规，面临绞刑。危急之时，克劳迪奥的姐姐修女伊莎贝拉去说服安哲鲁，求他顾念情谊，网开一面。安哲鲁被伊莎贝拉的才智与坚贞打动，提出以伊莎贝拉的初夜换得克劳迪奥的赦免。随后，文森修公爵和伊莎贝拉巧妙安排暗恋安哲鲁的玛丽安娜假扮伊莎贝拉，揭穿安哲鲁的虚伪和滥权，将安哲鲁罢免。最后文森修公爵和伊莎贝拉完婚，结局圆满。这样一部戏剧引起了评论家无数的争议，也给后世剧作家改写该剧留下了巨大空间。本剧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被评论家质疑，包括正面人物文森修和伊莎贝拉，而这些争议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变化。

18世纪，受到清教主义历史语境的影响，评论家对该剧的评论主要围绕该剧的道德争议展开。德莱顿、约翰逊和柯勒律治对该剧完全持批评态度。柯勒律治认为，该剧的罪魁祸首安哲鲁最后逃脱了法律的惩罚是对“正义”的极大挑衅。也有更多的评论家将焦点对准伊莎贝拉，认为她答应安哲鲁以自身的贞洁来换取弟弟克劳迪奥免除死刑，而后却让玛丽安娜来替其施展“美人计”，这一行为反映了伊莎贝拉的道德虚伪。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一报还一报》的许多改写本也聚焦于其道德主题方面的争议。在威廉·戴夫南特（William Davenant）的《针对恋人的律法》（The Law against Lovers）（1662）和查尔斯·戈尔登（Charles Gildon）的《美是最好的辩才》（Beauty the Best Advocate）（1700）这些早期的改写本中，改写者们将伊莎贝拉建议色诱的环节改为调包计，从而减轻了人们对伊莎贝拉本人道德品质的批判。然而，这些改动仅仅是基于两位作者对莎翁的敬意。当时仍然有许多评论家质疑伊莎贝拉的道德问题，认为她后来建议色诱安哲鲁以及答应公爵的求婚是出尔反尔的小人行为，体现了表里不一的非君子品质。她虽然口口声声要捍卫贞洁，但实质上，她真正在意的只是自己的名节。她同意色诱安哲鲁，结果却是让另一个女人替她完成这一计划，还同意了文森修公爵的求婚，这一点让许多评论家认定了她的虚伪。为了避免人们对伊莎贝拉道德问题的诟病，达文纳特删除了伊莎贝拉结婚的情节以及对安哲鲁的美人计安排。

2.19世纪对《一报还一报》的批评

19世纪是对《一报还一报》的评论大量涌现的时期。19世纪评论家对该作品的评论总体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念。“虽然在什么是不道德的问题上，19世纪与18世纪的观念未有实质的改变，但与17世纪相比，19世纪时人们对其在作品中的呈现更加宽容”（Stead， 1971）。19世纪，评论家关注的问题主要在于该剧呈现问题的 “坦诚度”。19世纪的沃尔特·拉雷（Walter Raleigh）， E. K.钱伯斯（E. K. Chambers）等人体现了对《一报还一报》的19世纪批评传统，他们争论的重点不在于安哲鲁的恶，而在于一些原本的“好人”（如文森修公爵和伊莎贝拉等人）的离经叛道。几乎所有这一时期的评论家都在讨论文森修的归隐、让位以及伊莎贝拉不够光明磊落的行为。“既然文森修公爵对安哲鲁的品德和缺陷没有充分的了解，为什么要把整治社会风气的任务交给他呢？”G.威尔森·奈特（G. Wilson Knight）认为该剧最大的胜利在于剧中体现的超越法律的仁慈。莎士比亚并未对任何一个人物表达明确的谴责，这也许才是真正可贵之处，这种可以体谅人性的缺点和错误，而不站在一个制高点去进行道德批判的模糊性与复杂性才是该剧最具人性闪光点的智慧（Stead， 1971）。

在对《一报还一报》的评论中，还有一位评论家E. M. W.梯利雅得（E. M. W. Tylliard）（1984）分析了《一报还一报》的创作缘起。他认为就戏剧而言，该剧来源于两种素材的融合，一是真实生活的材料——一位母亲屈服于滥权，舍身去救自己的丈夫；其二是传统戏剧的素材，即统治者微服出巡，但素材的来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的构思和选材。

3.20世纪对《一报还一报》的批评

20世纪著名的批评家F. R.利维斯（F. R. Leavis）（1942）认为该剧不存在道德上的模糊地带，莎士比亚明确要传递的信息是“仁慈/感情高于公正和正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安哲鲁徇私弄权的影子，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会成为他。大卫·L. 史蒂文森（David L. Stevenson）（1956）在一本讨论戏剧的论著中认为，《一报还一报》这部剧作像一部哲理剧，也像约翰·多恩的诗一样令人匪夷所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一报还一报》进行了伦理方面的解读。斯坦福大学的本杰明·威布哈特（Benjamin Wiebracht）认为，在莎士比亚戏剧之中，浪漫的爱情是危害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安哲鲁是20世纪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最反感的剧中角色。布鲁姆甚至认为， 莎士比亚在该剧中展现了人性中最糟糕、最丑陋的一面（Bloom，1998）。阴暗、绝望、虚伪、淫欲的气氛贯彻该剧始终， 一切价值理念都归于虚无。

冯伟（2014）指出，该剧烘托了一群偏执狂热的道德完美主义者，维也纳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它始终需要建构和维护一个道德至善者。陈雷（2010）指出，《一报还一报》让人间接地认识到，只有靠马基雅维利式的强制，人才会潜心向善。法国思想家蒙田认为，“恶”在国家事务中确有功用，而道德价值与政治的关系却并非简单。虽然单纯的道德无法规约政治，但莎士比亚仍然希望一个人应该把道德良心放于公共利益之上。如果一个人牺牲道德良心，结局可能是一报还一报式的惩罚。蒙田深知马基雅维利政治的合理性，但他认为如果马基雅维利政治大行其道，那么社会善的根基势必被摧毁。

Dollimore（1985）指出，许多年来，评论家们对《一报还一报》的解读存在误区，“他们普遍的关注点在于《一报还一报》中不受控制的性淫乱与社会秩序失衡”（Dollimore，1985）。比如，在评论家利弗看来，“这部剧是关于过度泛滥的情感与欲望的管控，这不仅仅是爱侣之间的问题，而是社会篡逆或作乱的问题。这个问题要通过理性的方式解决，取决于代表性的权威人物的退位让贤”（Lever， 1965）。而“有些人只注意到这部剧勾勒了无政府状态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悲剧冲突，另一些人倾向于关于自由的辩论，关切点倾向于人道而非专制”（Dollimore， 1985）。相应地，当讨论伊莎贝拉这个人物形象时，“人们的观点不是同情她陷于安哲鲁的胁迫之中，就是认为伊莎贝拉受到宗教式教育的毒害”（Dollimore，1985）。Dollimore（1985）的切入点则与众不同，他的核心观点在于：这部莎士比亚的戏剧实际上是为伊丽莎白王权统治辩护的戏剧。它在政治紊乱后又实现圆满秩序的恢复，这是一个“空想性的解决方案……是寄托统治者专制幻想的喜剧”。

虽然评论家对《一报还一报》莫衷一是，但就像Stead（1971）所说的那样，该剧指出了一个政治真相：“如果每个人都被赋予有一定自由度的权威，那么每个人都可能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施加这种权威”。

对于《一报还一报》批评存在争议的原因

1.对政治观的争议

对《一报还一报》的评价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政治这一概念具有复杂性。“政治”一词可以考证出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在《荷马史诗》中，其最初的含义是城堡或卫城。古希腊的雅典人将修建在山顶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Acropolis）”，简称为“波里（poli）”。城邦制形成后，“波里”就成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城邦的代名词，后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而被赋予“邦”或“国”的意义。

从古至今，政治一词凝聚了众多哲人学者的思考与论述，而这些思考与论述也在一定程度上投射于戏剧等文学作品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报还一报》的政治主题争议便是不同时期政治思想的碰撞和交锋之镜像。自文艺复兴时期以降，政治思想潮流演变集中体现在宗教政治、德性政治和理性政治三个维度的交锋和交替。

16世纪的文艺复兴在思想理念和精神风貌上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承袭和效仿，这一时期的政治观反射着柏拉图式理想主义之光。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了理想的政治图景。他建立了以哲学王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系；以哲学王为城邦统治者的政治构想是其知识理性的推导，其实质是由哲学家为国王，进行人治（范浩，2017）。在政治秩序之中，君主中心倾向一直是封建社会时期政治模式的主要特点。英国18世纪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对凯撒大帝的历史描述充分体现了对君主的无上膜拜。“凯撒去世后，天空出现了奇特的天象”“在奥古斯都庆祝他被尊为神而举行的赛会之时”“名为‘朱利斯星’的彗星”“一连闪耀七夜”（普鲁塔克，2009）。莎翁最初创作《一报还一报》也是在英国宫廷晚宴上向国王詹姆斯一世献礼，并借此向詹姆斯一世和朝臣呈现并探讨政治的“机宜”。故而在《一报还一报》的开篇，莎士比亚借文森修公爵之口引出安哲鲁品德高尚、恪守律法，从而将政治秩序和执政者的人品画上等号。因此，持德政观点的评论家选择聚焦《一报还一报》中人物的言行举止，探讨政治的公平正义属性。从政治道德化的角度出发，17、18世纪的批评家指出安哲鲁免于惩罚是正义的缺位。同一时期，在清教主义语境的影响下，有评论家将维也纳城的政治混乱归咎于社会风化和道德的堕落，并援引剧中该城市的娼妓问题作为证据，批评伊莎贝拉与公爵设计调包计的情节有失体面和风范，甚至伊莎贝拉的虔诚形象也因此饱受争议和质疑。事实上，将政治道德化，尤其是将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于一个公正无私的执政者身上有极权主义的危险倾向。

政治道德化也势必引发对仁慈在政治中作用的讨论。剧中伊莎贝拉在和安哲鲁智辩时说道：“任何大人物的勋章，无论是国王的王冠、摄政王的宝剑、大将的权杖，或是法官的礼服，都比不上仁慈那样更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仁慈”无疑是《一报还一报》难以忽略的主题，剧中人物从爱斯卡勒斯到伊莎贝拉皆诉诸安哲鲁的仁慈。仁慈所体现的是政治中法外容情的一面。人文主义者把统治阶级的德性视作优良政府的关键和救治时弊的药方。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都推崇德性政治，但如何防止执政者滥权的问题仍久久没有得到解决。学者郭琳（2021）认为，德性政治实质上是精英政治，精英政治一方面提倡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却默认一定程度上的政治等级制。正如当代政治剧作家霍华德·布伦顿（Howard Brenton）所认为的那样：全剧以公爵的正义归位为皆大欢喜的结局，但没有设想到另一种结局：如果安哲鲁不愿让出权力，不愿伏法认罪，那么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