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彩虹女孩》的历史与真实

摘 要：作为融合了历史、现场调查与文学创作等的综合文体，非虚构小说在英语专业学生的补充阅读中应占有一定比例。本文从地理、历史、现实、文学等维度探讨了2020年出版的罪案类非虚构小说《第三个彩虹女孩》对于阿巴拉契亚山脉居民和文化、美国当下诸多社会问题以及文学与现实的反差与相互作用等话题的介入，例证了非虚构文学作品对英语专业学生“深度”阅读与思考能力的培养具有裨益。

关键词：英语专业；非虚构；美国历史；阶层；嬉皮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张剑教授（2020）不久前发文指出，“现在的英语专业学生整体上没有达到英语专业的水平”，而“英语专业的生存空间”在于“走高端路线，培养高层次英语人才”。所谓“高层次人才”，“应该具有多种素质和多种能力。英语教育应该赋予他们国际视野——开阔的眼光和远大的志向。高端的英语人才应该有思想、有智慧，能够掌握话语权，有设置议题和跨文化沟通的水平和能力”。作为高校英语教师，笔者深感中国英语教育正在进行着一场重大变革，在英语教育普遍“下潜”——普及化、低龄化——的今天，“高端”“高层次”确是英语专业必由之路。“高端”之路如何走，涉及课程体系、课程设置以及课程的教与学等多个方面。例如，就课程设置而言，曾有教师提出，在已经普遍开设“英语国家概况”这样的课程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开设“美国历史”？笔者认为，“美国历史”之类的课程侧重的应该是更深度的思考和研读，而不是对基本事实的了解与识记，这正是“高端”所在。笔者在高校主讲英语专业“《圣经》文化”“英美文学”“美国历史”“英语时文选读”等课程多年，颇知英语专业教育若要“走高”，既须课程彼此融会贯通，更须“深度”补充阅读的支撑。此外，目前英语系学生主要的就业方向之一仍然是中小学、专科学校及培训机构等的英语教师。可以说，英语系的教学与中小学的英语教学密不可分；英语系学生学习的成败，也必然影响到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育的成败。有鉴于此，笔者有意就英语系学生自身素质提升、应该在课本之外读哪些补充书籍以及怎样去读，发表些看法，以期对大学英语教师同仁的教学与研究以及中小学英语教师的自我提升有所启发。

就非虚构文学的特别意义，刁克利教授（2020）指出，“非虚构应该更加贴近物理空间的不加修饰的真实，更加贴近内心的不加掩饰的真实，需要作者的投入，如虚构作者一样投入情感与想象，也如记者或社会学者一样投入现场与切身体验……为了求得最大的真，非虚构写作者不仅运用虚构文学的手段，还需要运用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等方法，置身文本发生场域，以填补现实与虚构的鸿沟。在这种深度的采访和调查中，作者需要和受访者之间建立信任”。作为融合了历史、现场调查与文学创作的综合文体，非虚构文学可谓英语系学生补充阅读之首选。笔者2020年曾在《英语学习》撰文介绍的埃瑞克·拉森（Erik Larson）便是非虚构文学的翘楚；而“新人”埃玛·科普利·艾森伯格（Emma Copley Eisenberg）的处女作《第三个彩虹女孩》（The Third Rainbow Girl），则因为其对真事、真人、真地方、真问题的探索，在新近出版作品中备受关注。此书入围2021年埃德加·爱伦·坡奖的最佳罪案实录奖项，其独特的行文风格和内容在一众入围作品中颇为醒目。此书沿袭了自楚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冷血》（In Cold Blood）以来逐渐建立的罪案类非虚构小说传统，“按照案件和生活中的真实逻辑来开展情节，使用了新闻写作的很多技巧……在真实新闻事件中进行合乎情理的创造”（吴琦幸，2010）。在许多方面，此书亦有近年此类型之佳作如《白城恶魔》（Devil in the White City）、《午夜北平》（Midnight in Peking）的特色。简而言之，此类作品重要的并非罪案本身，而是罪案发生的“背景”，比如《白城恶魔》之于19世纪末的芝加哥，《午夜北平》之于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北平城。而在本书中，“背景”亦是反客为主。故事开篇，两位女性受害者（即所谓“彩虹女孩”）体温尚存的遗体被发现。不过，除了章节开篇和结尾是关于当下的命案外，中间大量内容都是自美国建国之前直到当下的、种种关于案发地的看似琐碎的信息。此等行文贯穿全书。在书中，历史与现实、他人与自我、死者与生者、小山村与大美国被拼贴在一起，形成一幅独特的画卷。

首先，就地理而言，案件发生于西弗吉尼亚州（以下简称“西弗州”）的波卡洪特斯县（Pocahontas County，以下简称“波县”）：“伸出你的右手，对世界竖起中指。伸开你的拇指，如果这是西弗吉尼亚，波卡洪特斯县就坐落在拇指肚上，一个凹凸不平的雨滴形状的地方，大小接近罗德岛。与我们熟知的那位印第安公主同名”。

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弗州在美国历史和当下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本书开篇说，“阿巴拉契亚是个边界，既非南方亦非北方；而西弗吉尼亚则是唯一一个完全在其境内的州” （Eisenberg，2020）。山是“唯一”，州是“唯一”，州里的人，亦是“唯一”。 而且，“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那些来自其他地方的大公司的大肆开采，西弗吉尼亚与大美国，形成了某种类似于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的关系”（Eisenberg，2020）——今年另一部埃德加·爱伦·坡奖入围之作《赤血黑煤》（Blood Runs Coal）正是关于西弗州煤矿业工会内部权力斗争的。《第三个彩虹女孩》中，两位女性的遇害地点位于弗吉尼亚州与西弗州之间的分界线上，颇有象征意味。1763年，英王乔治三世将这条分界线划为所谓英国合法殖民地与非合法地区之间的界限，“白人被禁止在此界限之西定居，任何跨越这条界限的白人都被命令返回；同样，印第安人也被禁止进入界限以东的地区”（Eisenberg，2020）。今天的西弗州便在这条线之外（西）的部分，自古被认为是一片“废土”（trash land），似乎也注定是一片法外之地。

罪案虽发生于1980年，但时至今日仍如幽灵般缠绕着这里的人们。在《地方与经验：一个哲学的拓扑学》（Place and Experience： A Philosophical Topography）一书中，哲学家杰夫·玛帕斯（Jeff Malpas）提出，个人对于地方的依赖，“经常体现为个人与地方在记忆上的联系——我们记起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人和地方，两者构成同一个形象、同一段记忆”（Malpas，2018）。“彩虹女孩”事件构成的记忆将波县人，更确切地说是将波县男人与波县、西弗州、阿巴拉契亚联系起来；这种记忆又成为波县人今天定义自身、定义波县、定义西弗州、定义阿巴拉契亚的一种“依据”。

“美国大概没有其他地方会像阿巴拉契亚一样承受了如此多的误解和刻板印象”（Stewart，2012）。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阿巴拉契亚“一直是一片落后、贫穷、绝望、被暴力笼罩的地方”，这里的人令人联想到的都是“醉醺醺的乡巴佬、红脖子，守世仇、造私酒。举止怪异、不服教化、懒惰、酗酒”。总之，是一群“异类”。然而，在那层“异类”的面具之下，是一副或许大部分美国人都熟悉但却拒绝承认的面孔——真实的，或曾经真实的自己。这里的暴力事件“并非独特的，实则是整个美国社会结构中深层次矛盾的反映和结果”（Eisenberg，2020）。在《山间喋血：阿巴拉契亚暴力史》（Blood in the Hills： A History of Violence in Appalachia）一书中，大量因“信仰冲突”“社会矛盾”“个人恩怨”等而爆发的暴力事件被一一细数，编者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将山中的暴力事件归咎于地理、文化上的与世隔绝，而应看到这些事件源自可以被定义的历史原因，是这些历史原因在某个特定时刻塑造了这片地区”（Stewart，2012）。换言之，不是这片土地滋生了暴力，而是特定历史时刻的特别因素与这片地方“合谋”，造就了似乎从未止息的暴力；这里发生的暴力事件不过是美国社会这个从没平静过的大湖泊中的一片片小涟漪而已。例如，上文提到的《赤血黑煤》所展现的煤矿业工会，一面与资本家斡旋，为其工会成员赢得其他行业的工人们难以想象的利益，另一面又极端腐化、暴力、专制，俨如黑帮组织一般争权夺利、草菅人命。罪案发生看似“山间喋血”，实则是资本与工人、联邦与地方、强者与弱者从未止息的斗争的具体体现。

“‘实际’发生了什么和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属于同一个历史进程；历史与记忆顽固地‘纠缠’在一起。历史学者应该寻求理解的是这种彼此的关联如何构成人们的生活以及人们如何生活于其中的社会”（Goldfield，2002）。两个遇害的“彩虹女孩”为这个故事划出了一条“分界线”，线的两边是看起来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当地与外地、当地人与外地人、西弗州与整个美国以及传说与现实。两个女孩为了一个“彩虹大家庭世界和平聚会”的梦来到这片“恶土”，命丧于“此地”。

这片“恶土”也构成了作者艾森伯格生命中重要的一段经历和记忆。本书第二章“一心分两半”（“A Divided Heart”）正是有关于她与斯地斯人的纠葛。2009年艾森伯格大学毕业后在这里的一个救助青少年女性的项目做志愿者。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性，她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形成的价值观与在西弗州这片“蛮荒之地”的体验之间产生种种冲突，冲突的核心或许是理性的知识阶层在面对粗粝的生活和被生活磨炼得同样粗粝的人们时所显出的无力。在这里，艾森伯格感受到当地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性的“原力”或“暴力”，并接触到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同样在痛苦挣扎的男性和女性。当地男青年与她产生的似爱情又似绑架的感情纠葛以及当地女性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屈服与叛逆、友情与敌意，让她开始怀疑自己过去所获得的知识的意义，甚至怀疑自己的这场所谓“支教”行为的正当性。当然，那种无处不在、似乎天生的“原力”或“暴力”，也使得那场多年前的谋杀变得“理所当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件官方从没正式结案的凶案中，相信真凶一定是本地人的正是当地司法人员；除了他们，似乎整个美国都认为真凶另有他人。刻板印象与真实个人的相互影响，在这一点上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阿巴拉契亚男人既暴力、固执，又固守自己一套伦理道德标准的形象，既塑造着也折磨着这里的人们，特别是这里的男性。本书的第四章名为“一个完美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那种我们在许多恐怖故事中都非常熟悉的家伙——“我们不认识他，但都熟悉他的故事。他生活在山林中，有点疯狂，离文明、法制、商业、家人都太远，所以太放纵自己的身体、情绪和蛮力。生活紧贴土地，却又贴得太紧——脏、湿、喜怒无常，要么开着大卡车，要么就步行。不相信外来者，为了保持自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是弗兰肯斯坦、狼人、格伦德尔、侏儒怪、独眼巨人……他是《我唾弃你的坟墓》《杀人不分左右》《绝命休息站》《针孔旅馆》《致命弯道》《伊甸湖》《致命玩笑》以及好些别的电影中的变态杀人狂”（Eisenberg，2020）。总之，他是那个与“恶土”融为一体的“恶男”。在访谈中，作者称“（当地男性）也同样深受仇视妇女的、有毒的男权思维以及那个有关阿巴拉契亚地区男权思想的古老故事的戕害，而且他们也深知这东西的可怕与危害。我看到这些我认识的男人们饱经痛苦，也看到他们试图挣脱这种束缚，与我以及与彼此沟通”（Zikmund，2020）。这些男人所受到的不公对待让他们甚至跨越了看似不可逾越的“肤色界限”，“与费城、巴尔的摩、纽约和其他城市中那些因为不能提供保释金而受到牢狱之苦的有色人种青年一般无二”（Zikmund，2020）。罪案发生后的十多年间，许多当地男人被调查，甚至被羁押，这些人均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典型当地男人”。然而在经历漫长的调查之后，一位曾因仇视黑人而进行连环杀戮的在押犯忽然承认了罪行，于是嫌犯被无罪释放。若在一本虚构小说中，这种“戏剧化”的反转似乎是用政治正确的方式处决了“罪大恶极”之辈；不过，现实从来不是戏剧。

一宗谋杀案背后牵扯的不仅仅是几个人和一个地方，而是整个美国——阿巴拉契亚、西弗州、波县，就像当下美国社会的缩影，是那个表面自由、民主、富裕、强大的国家的“里衬”，一个光鲜表面日益磨损，露出来破烂本质的“里衬”。近年来，美国许多有识之士对日趋尖锐的社会问题和不断走向分裂的国家现状表达了焦虑之情。多位学者指出，2016年的大选结果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美国自建国以来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而2021年也不会是这个矛盾得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的时候——真实情况也确是如此。

2020年出版的一本影响颇大的著作《种姓：我们不满的根源》（Caste： The Origins of Our Discontents）对美国社会的集中矛盾有着颇为独到的解读。作者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有个重要看法，即：美国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并非阶级，而是种姓；而最热衷种姓之道的，则是以中下层白人为首的民粹主义者——这些人还有专门的贬称，“白垃圾”“红脖子”“乡下人”（hillbilly）等，这些人也正是特朗普的拥趸。威尔克森援引社会经济学家缪达尔（Gunnar Myrdal）的话：“工人阶级白人比上层白人更需要种姓分界，他们更有可能极力地宣扬黑人不应该取得高于最低等白人的社会地位”（Wilkerson，2020）。在各种访谈中，威尔克森亦多次重申，“可以突破的，便是阶层；不能突破的，便是种姓” 。在她看来，与种姓相比，阶层似乎是一种全然无害的存在。然而细究此等论断，难免过于武断，两者的互相依存关系显然比她的区分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