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人生

摘   要：庄绎传教授学翻译、做翻译、教翻译，终生乐此不疲。他在人生的三个阶段分别做了几件大事。在第一阶段，庄教授首先参与《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工作，撰写《汉英翻译500例》;然后为《翻译通讯》撰文，并出版《英汉翻译练习集》。在第二阶段，庄教授首先在中央电视台主持系列翻译讲座，然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教授广播函授翻译课程一年，并编写了高自考教材《英汉翻译教程》。在第三阶段，庄教授则撰写了《翻译漫谈》等两本书，并审定了几本双语词典。本文为庄绎传教授在2016年在北外建校75周年校庆活动上的讲座实录节选。

关键词：翻译;访谈实录;英汉比较

2016年9月16日，时值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建校75周年，高级翻译学院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校庆活动，欢迎校友回家，共庆学校生日。上午9时，高翻学院前院长庄绎传教授莅临300人礼堂，为高翻学子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讲座由高翻学院副院长李长栓教授主持，以下为讲座主要内容。

李长栓：今天，我把高翻学院前院长庄绎传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分享他几十年的翻译经验。在我的翻译学习过程中，庄老师对我的影响极大，是我翻译入门的导师，也是引导我走上翻译教学之路的恩师。庄老师的书，全部是来自于实践，又指导实践，非常值得大家去研读。庄老师还参加过很多国家级大型翻译活动，有一肚子的经验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有请庄老师。

庄绎传教授：上个礼拜，李院长给我打电话，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今天是这么喜庆的一个日子——昨天刚过中秋节，今天又是校庆，还有这么好的仪式，没想到是这么热闹的场合。我和李老师说，我好久没有参加这样的活动了，也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讲点什么好。李老师说，你就讲讲你干过什么事情，还给我罗列了一些。其实我自己想一想，我这一辈子就干过一件事情，那就是翻译。首先我要说明，我也是这里的学生，我是1951年到北外来上学的，读了本科、研究生，然后留校做老师，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的编制也一直在北外。这些年我在学校做的事情，就是教翻译。有的时候到外面做些事情，也是和翻译有关的。所以我回想了一下，这一辈子做过的事情，也就这一件而已。咱们三句话不离本行，就来说说翻译。

我很喜欢翻译。在这个事情上，咱们不但是同学，而且有共同的爱好，可说的话就更多一些。我是从上中学的时候就爱好翻译，我当时也是盲目的。我做过什么呢？我把英文课本里的小故事翻译成中文。我当时只是觉得（这样做）很有趣而已，没有什么宏伟的志愿，也没有想到以后我会做这一项工作。后来，我看到一些中文、英文并排印出来的东西，觉得特别喜欢。所以我觉得要对翻译有兴趣。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李岚清副总理退休以后的著述之一，叫作《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在全世界发行了。书里有这么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就我个人体会，不论采用什么好的学习方式，学外语都要注意以下六个要点。一是兴趣（interest）。不论出于何种动机，没有兴趣，只是被迫去学，是绝对学不好外语的。”这是他学外语的体会。我想，既然学外语是这样，做翻译也是这样。然后他还列举了其他五点：勤奋、实践、勇气、坚持、信心。我非常同意这段话，因为我也有这种感受。我还想给大家分享周恩来总理的一段话，也是关于翻译的。这是1970年他在接见北大和北外的代表时讲的一段话：“搞翻译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懂几句外国话就行的。做翻译的人不但要有政治水平，同时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没有基本功和丰富的知识不行。基本功包括三个方面：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这就是他所说的三个基本功。他是直接针对做翻译的人说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这两位领导的讲话对我们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我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回顾我在翻译方面的经历。最主要的是对翻译要有兴趣。下面我来谈一谈我工作这么多年都做了哪些事情。我刚才讲到，我的编制一直都在北外，我教的主要是翻译课，也是在翻译学院退休的。要是再细分起来的话，大概可以分三个阶段。

我是1957年开始工作当老师的，到明年正好60年。这60年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每20年为一个阶段：1957年到1977年为第一阶段，也就是大概20世纪60—70年代是我的第一阶段;80—90年代是我的第二阶段;21世纪以来就算是第三阶段。

每个阶段有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是和翻译有关的。大家也许会问，这些事情你是怎么做的，又有什么收获？我具体说一说。在这三个阶段，我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总结起来，我的第一个词是“兴趣”;第二个词，我想用“认真”，就是当你没有很高水平的时候，你兢兢业业，而当你有了一定水平的时候，就不当回事了，那是不行的。必须得认真对待，我就是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参加毛主席著作的翻译工作。这是一项临时的工作，因为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了，出版以后要在一年之内把它翻成英文。这项工作当时召集了一些很有经验的专家，有高校的、新华社的、外文局的，都是教授级别的人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光靠这些教授还不行，因为各个环节要配备不同的人去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我当时刚工作三年，职称是助教，并不能做什么，但是参加这项工作的收获是很大的。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我学了几年的英文，刚开始工作就参与到这项工作中，这是我学外语以来所做的意义最重大的一件事情。论翻译工作，这应该算顶级的了。毛主席当时的威望那么高，我能参与到将他著作翻译成英文的工作中，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各个环节的人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有一个环节是大家都会参加的，那就是讨论。水平高的参加，水平低的也参加。虽然水平低的人不说话，但是他也可以从讨论中获益。这样的工作做了三年多，现在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很多中外专家都是革命经历很丰富的人，外语水平也很高，都是他们在讨论问题。领导还鼓励我们这一批年轻人要研究问题，要写文章。所以我们就每人认领了一个小题目来做文章。这也是一件收获很大的事情。收获最大的不是读文章的人，而是写文章的人。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你就有收获了。看书的人看两眼也就忘了，印象不会很深，受益最大的还是作者本人。所以从那开始我就很注意思考这些问题。后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学校陆续恢复上课了，有条件了，我就写了些短文。我把这些心得体会分了20个题目，写了一些短文，陆续在北外主办的《英语学习》杂志上发表。20篇写完后，我就出版了一个小薄本，书名叫《汉英翻译500例》。为什么叫“（汉英翻译）500例”而没有起别的名字呢？因为当时引进了一本国外的书叫《英语九百句》，这是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从美国引进的一本书。这本书我倒不觉得有很高明的地方，因为里面都是一些孤立的句子，相互之间没有联系。不过这个题目我觉得有意思，以前没见过这样的题目，所以我就借用了。这就是《汉英翻译500例》书名的来历。我用500个例子来跟大家讲汉译英的一些问题，讲的全都是我研究毛主席著作翻译的例子。不光是《毛泽东选集》前四卷，还有第五卷。《汉英翻译500例》是我的第一个成果，一本小书。

再说一下《翻译通讯》，是关于英译汉的故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一位吴（运楠）老先生来找我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没做过，因为他觉得我还可以，我就开始做了。我先选择一段英文，经过他认可，我译后再写几点体会来解说。两个月登一期，我一共做了15期。15期做完之后，他说给我出一本小集子，让我写一篇序言。我想了想要怎么写序言，后来就把15篇中想说的话总结成25个要点，归纳一下再表述出来。所以，这篇序言又把英译汉的问题归纳了一下。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期间，我把汉译英的问题归纳了一下，在这里又归纳了英译汉的问题，我觉得都非常有收获。

在第一阶段，我做了两件事情，英译汉、汉译英我都做了。我除了有翻译方面的收获，思想认识还有所提高。三年以来，我每天看毛主席著作，说它没有带来影响是不可能的。结合翻译工作来讲，我最大的收获来自《实践论》，它对我翻译工作的指导意义很大。原话我没记下来，大体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我认为这句话用在翻译上再好不过了。研究方法也是这样，先从具体的翻译入手，研究别人的译文，归纳出条理，再上升为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这是很有效的。这是我从《实践论》中得到的启发。

对翻译本身的研究，我的一个体会是：人们一提到翻译，就想到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奈达和泰伯有一本书就叫《翻译理论与实践》。此外，很多中国人的书和课程名称也是如此，似乎翻译只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次。翻译理论包含什么东西，大家各有说法。但是我总以为构成翻译理论的是更高层次的东西，比如“信达雅”“可译性”。我觉得我自己写的东西算不上是翻译理论，只是翻译的一些心得。后来我自己琢磨了一下，觉得它是介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语言对比。学英语时，老师都说：不要翻译，要用英语进行思考和表达，如果总是将中文翻译成英文，就学不好英文。我认为这是对的。不做翻译可以不做研究，但是如果你要做翻译，就必须得研究，研究一句话的中文说法到了英文里是不是还是一样的。不研究是不行的。英国有位学者叫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他说：“A study of translation is a study of language.”。翻译就是研究语言，但是光研究一种语言是很有限的。如果互相比较，就能把语言各自的特点看得更明显。如果说任何一种系统化的、从实践里提炼出来的东西，都可以上升为理论，那也可以“沾点边”。你算它是实践，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是从实践中来的，是实践的一部分，与实践密切相关，姑且称之为语言对比。我后来发现，南方在英汉语言的比较方面发展起来了。有一个老师叫连淑能，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贡献，做得比较全面，我做得就比较零碎了一点。关于第一阶段，就说这些了。

第二阶段的事情，李院长已经替我说了一些。《汉英翻译500例》是我在70年代陆续写的，大约是在1980年出版的。我在做广播教学之前，还在中央电视台做过一个翻译的讲座。那是一个系列讲座，给了我六次讲的机会，还请了好几位老师，包括王佐良老师，这也算是一个经历吧。能在中央电视台讲六次翻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一年翻译，好像没有第二个人，我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觉得一生只要做了任何一件就是很幸运的，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后来，我还编了几套教程。其实这几套教程是从一套教程发展来的，最初是四本广播函授用的，叫《广播函授英语课程》第五册、第六册，各有上下册。《广播函授英语课程》前四册是学习英语的教材，由陈琳教授编写;五、六册专门学习翻译，由我编写。许国璋教授去世以后，我接任高自考英语委员会主任，主持修订了教学大纲，并着手编教材。之前没有给高自考用的教材，但是教育部要求新的这一届要组织编教材。于是，大家就列了很多关于编教材的项目，各自认领。一位广东的老师认领了翻译课的教程，一共给了他两年时间。到了两年的时间，他交不出成果，说还没启动呢。为什么呢？因为广东经济活动特别发达，大家都忙着搞经济，没有启动编教程。于是我被要求赶快应急，把那一套四本书进行加工。所以，我就进行了加工，把它编成了高自考用的《英汉翻译教程》。等到后来学校要搞资格考试，我又把它再压缩了一下，出了《英汉翻译简明教程》。其实这是从一套书逐渐发展起来的。书里的很多文章，我自己也比较喜欢，比如英国哲学家罗素的How to Grow Old，我觉得这篇在社会上还是挺受欢迎的。

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我已经在《汉英翻译500例》里面写了20篇关于汉译英的短文，在《英汉翻译练习集》里面归纳了关于英译汉的25个要点。但如果有人问“你写了那么多，一个20篇，一个25点，简单一点好不好，你让我记那么多，我怎么记得住？”，该怎么办？我就往简化的方向努力，简单一点讲汉语和英语的区别，来指导翻译实践。

在经过一定的实践之后，我发现第一个要点就是“替代”（substitution）。这是汉语和英语的一个很大的差别，汉语喜欢用重复的词，重复得厉害，一句话中同样的词可以出现好多次。但是英语不行，你要讲话太重复了，外国人听起来会有一种强烈的厌烦感，觉得不能忍受。可是中国人就不觉得，因为中文词的音节比较短，所以重复一下无所谓。而英文如果重复一个长的词就不得了了，我就不举例子了。所以，第一点就是要想办法替代，不仅名词可以用代词替代，形容词、副词、动词，甚至一些短语都有办法替代。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一本语法书叫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里面就发明了一个词——pro-forms（替代形式）。不是我们说的pronoun（代词/代名词），而是不管你要替代什么词，有一个统称是pro-forms。所以，汉译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重复，甚至跨句也不能重复，要想办法用替代的方法来表示。我以《邓小平文选》里的一个句子为例：“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你看，这么短的一个句子中，“科学”出现了两次，那英文怎么说呢？“We must promote science， for that is where our hope lies.”这句英文的翻译很漂亮吧？但假如你重复了，“We must promote science， for only science…”尽管合乎语法，但是不符合人家的表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