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多芬是1/16 黑人》看纳丁·戈迪默的晚期风格

摘  要：《贝多芬是1/16黑人》是纳丁·戈迪默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体现了萨义德所论述的一类晚期风格。合集中的短篇小说章法破碎，互文性强;死亡母题反复出现，叙述者的主体意识游离不定。笔者认为，这一风格是戈迪默有意而a为的美学实验，在题旨上折射出全球化时代中历史与当下的裂隙、个人宏大愿景和生命寄托的失落。作品整体的不和谐感与戈迪默一贯的批判姿态相契合，高调的自我指涉则可视为她晚年对自身创作源流的回溯。

关键词：戈迪默;短篇小说;晚期风格

1994年，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上台，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2014）的创作随之进入后种族隔离（post-apartheid）时期。彼时年过七旬的戈迪默，不论创作阶段还是生命历程都已进入晚期。至此，她的关注点超越了前期占主导的种族议题，转而紧追民主化南非所面临的腐败、贫困、艾滋病等新问题。不仅如此，她还将目光投向南非之外，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人的普遍际遇。从风格上看，戈迪默这一时期的作品褪下了前期的现实主义色彩，技法的实验性明显增强，难读难解。社会环境成为虚焦的远景，如同光斑，映衬着微距对焦的人物内心，个中暗流、块垒幽微毕现。

《贝多芬是1/16黑人》（Beethoven Was One-Sixteenth Black and Other Stories，2007）是戈迪默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问世时距她逝世仅有七年。这部合集由13篇短篇小说组成，各篇内容不相关联，但总体弥漫着一种失落感——人物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发现自我时，往往背负着记忆、历史的包袱，或是被迫直面死亡，或是在时间的迷雾中徘徊，或是伦理边界被触犯，无奈意识到逝者不可追、身世不可寻、亲密关系不可求。这些故事的情节支离破碎，句法和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守常规，充满“不和谐、不安定的张力”和“蓄意反创造的创造力”（Said， 2007），印证了阿多诺（Theodore Adorno）、萨义德（Edward Said）所论述的一类晚期风格。

断裂章法

萨义德对晚期风格的阐释基于阿多诺《贝多芬的晚期风格》（“Late Style in Beethoven”）一文。阿多诺断言，晚期贝多芬具有“灾难性”的碎片化特征，萨义德在其基础上提出“否定性”（negativity）的概念——作曲家缺乏暮年应有的安详和圆熟，反倒剑拔弩张、艰深生硬（Said， 2007）。不过，两位理论家的批评框架截然不同。阿多诺聚焦贝多芬晚期音乐的形式法则，有意回避其时相关研究对贝多芬心理、生平和命运的过度依赖（Adorno， 2002）;萨义德则强调黑格尔的总体性视角，在充分关注形式的同时，反对割离艺术家与所处时代、历史时期和前辈的关系（Said， 2007）。本文认为，戈迪默作为一位深深扎根于南非社会现实的小说家和知识分子，她的“晚期”划定和“晚期风格”界定都可以借鉴萨义德的批评视角。戈迪默的创作阶段是对南非种族关系历史进程的文学反响，这种强烈的历史参与感意味着对她风格的探讨不能只停留在美学层面，而应加入伦理的维度。其次，作者晚年与创作晚期重合又必然涉及老龄与创造力的关系。

晚期戈迪默的断裂章法为评论界所公认，但各有归因。库切（J. M. Coetzee）对戈迪默的长篇小说《偶遇者》（The Pickup， 2001）和短篇小说集《掠夺》（Loot and Other Stories， 2003）的评价不太客气，认为她晚近的作品显得不成整体、浮光掠影，前期佳作中对真实世界质感的打磨变得时有时无，满足于表意却疏于精确到文字，难免让人觉得戈迪默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不再需要费工夫精雕细琢（Coetzee， 2003）。里亚奇的分析更为公允，他承认年老力衰可能会影响戈迪默的文风，但他重点指出，她晚期作品的破碎结构是对后种族隔离时期社会状况的间接回应（Riach， 2016）。克林曼同样关注戈迪默作品中的断裂现象，但他强调，断裂现象不仅是戈迪默晚期风格的表现，而是贯穿于她创作生涯始终，随时间推移承载着不同意义：《七月的人民》（July’s People， 1981）假想的革命化未来颠覆了时空和主仆关系;《家藏的枪》（The House Gun， 1998）中主人公在后种族隔离时期与过去的自我迎头撞上;《偶遇者》中半途相遇的男女主人公生活轨迹被迫中断。断裂作为一种文体风格，对应着戈迪默不断发展的主题和愿景（Clingman， 2019）。

在《贝多芬是1/16黑人》这部短篇小说集中，戈迪默语言的断裂感强化了人物的失落情绪，它源于历史与未来并不平顺的过渡以及记忆与当下的错位。南非种族主义盛行之时，黑人争取与白人一样平等的权利是一个确凿的目标，但问题是：这个理想在制度层面上实现后，下一步人们要期许什么？标题故事抛出这样的警句：“过去有的黑人想要成为白人。现在有的白人想要成为黑人。这是同样的秘密”（Gordimer， 2007）。主人公莫里斯在大学里教生物，也曾是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活跃分子。他从一档古典乐电台中听说贝多芬有1/16的黑人血统后，假想自己的曾祖父当年从伦敦来南非勘探钻石时，可能会和当地黑人女性非婚却留有后代，于是借复活节假期驱车到钻石矿区金伯利，打听是否有与自己同姓的黑人，最后无功而返。通篇的文体特征和视角切换如同故事中电台播放的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Op. 130和Op. 135），“其中的犹疑不决和无法整合的碎片是基本组成部分，既不是装饰性的，也没有其他象征意义”（Said， 2007）。

开篇第一句“贝多芬是1/16黑人”不带标点，仿佛悬浮在半空中。接下来关于电台节目的一段与第一句之间空了一行，首字母没有大写，而且比其他段落的首行缩进多了一倍。此外，戈迪默在篇中习惯性地用句号给疑问句作结，像是自问自答、自说自话。“1/16是他没说出口的愿望吗。”“1/16。这丁点儿好像足以脱离语境来强调。遥远的一线血缘对天才的诞生有什么要紧吗。”（Gordimer， 2007）。莫里斯对曾祖父婚外关系的猜想也都以疑问句式展开，却以句号收束。如此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主人公沉浸在自己的主观臆想中，但作者的介入却给小说注入了高度自觉的元小说特点。在介绍莫里斯身份的一段里，戈迪默插入了三处括号，给原已佶屈聱牙的句子再添阅读障碍：

费德里克·莫里斯（那当然不是他的名字，你很快就会发现我在写我自己，一个名字有同样首字母的男人）。

在新千年的大学里，他不属于校园抗议中学生群体（黑人入学率很高，他是赞同的）单列出来谴责的教师，他们抵制的是反对将大学从白人乡村俱乐部向拥有黑人大多数（政治正确的说法）的不分种族的教育机构转型的老年白人男性。（Gordimer， 2007）

戈迪默刻意使用的复杂句式打散了人物的思维过程，使南非的历史与当下在主人公的意识中都有蔓延空间。贝多芬的黑人血统、黑人学生对白人权威的反抗、曾祖父对黑人女性可能存在的性剥削、莫里斯对曾祖父非婚后裔的寻觅，无一不暗示着肤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代表的权力。这篇小说由此传递出一个信息：“历史从来没有结束，就像生物学在每个人体内运作”“每个政权的特权标准都在变化”（Gordimer， 2007）。小说结尾，一个身份不明的叙述者问道，莫里斯寻找黑人远亲不也是想获得特权吗？如此一来，反种族主义的理想——人类不需要以血统构成来区分尊卑——也就落空了。戈迪默在采访中犀利地说：“对于左派人士和曾参与自由斗争的白人来说，声称自己的曾曾祖母是科萨人或祖鲁人几乎成了一种潮流”（Gurría-Quintana，2014）  。莫里斯没有找到和自己同姓的黑人，作者也没有看到反种族主义斗争的理想结局。双重失落感贯穿于故事中随时切换的两条时间线，为戈迪默碎片化的晚期风格赋予了政治内涵。

死亡之思

晚期戈迪默的文风与旨意多有暗合，人物凌乱的意识、碎片化的语言、松散的情节都可视为她的风格实验，而非年迈导致的写作倦怠。但是，老龄确实能够解释她晚期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死亡母题和回望视角。阿多诺在分析晚期贝多芬的文章中写道：“死亡仅仅施加于创造者，而非施加于艺术作品，因此它在艺术中出现的形式是经过折射的，是一种寓意”（Adorno，2002）。在戈迪默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集中，死亡不是彻底的终结，而是一个引子，召唤出尘封的历史，勾起人物萦回的记忆。《梦会亡友》（“Dreaming of the Dead”）写的是戈迪默在纽约一家中餐馆与萨义德、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对谈的梦境。这三位知识分子都与作者相交甚笃，且均在2003至2004年间相继离世。戈迪默后来在采访中坦言，她意在以这篇小说向三位好友致敬（Gurría-Quintana，2014）。

在其余多篇故事里，死亡具象化为先人的遗物或爱物。主人公睹物思人，进而激起今昔观念、情感的冲突。《贝多芬是1/16黑人》中的莫里斯在公用储藏室破旧的公文包里发现了曾祖父的肖像，从而引发了对他私生活的遐想。莫里斯一边给自己解围，心想“不用对祖先负责”，一边自我反驳：倘若如此，自己当初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举着被禁的口号游行、被警察殴打逮捕了几次、在墙上贴满煽动性的海报，又是为了什么？“那也是过去。过去只有得到现在的认可才站得住脚”（Gordimer， 2007）。《轻浮女人》（“A Frivolous Woman”）中的格蕾特是从纳粹政权下逃离的德国犹太人，她的儿孙四十年后重新翻出她逃出柏林时带的大行李箱，里面装满了舞会服装、亮片面具、菜单保护套等，无一不在强化格蕾特在他们眼里轻薄幼稚的形象。她再婚的医生丈夫不堪只能为犹太人看病，饮弹自杀，她的儿子在同盟军中誓与纳粹决一死战，只有她在渡轮中辗转各国却不忘歌舞升平。格蕾特的后人面对这些与大历史格格不入的琐碎，感到她所代表的“过去是一个异国。无法进入”（Gordimer， 2007）。《受益人》（“A Beneficiary”）一开篇就写道：“故纸堆是坟墓，你不该打开”（Gordimer， 2007）。演员莱拉火化后，她的女儿夏洛特从母亲留下的纸箱里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父亲写给离婚律师的信，信中说，即使女儿是妻子外遇的结晶，他仍要争取抚养权。夏洛特不解为何父亲明知如此，还一直那么爱自己。经过几番心理挣扎，她最终认定爱与DNA毫无关系，不再执着于血缘，如常与父亲拥吻（Gordimer， 2007）。《一切已逝》（“Allesverloren”）中，妻子丧夫后无从倾诉哀思，想起他婚前曾有过一段同性感情，于是拜访了丈夫曾经的男友，出于礼节带上丈夫生前偏爱的一款红酒。临走时经对方翻译，她才知道红酒的荷兰语名字“Allesverloren”意为“一切已逝”（Gordimer， 2007）。

以上几部短篇小说都从追忆者的视角进行叙述，在他们的意识流中，所行、所思、所知、所言不受人称、时态、标点的区隔，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混杂，价值判断、推理想象与重构的逝者生平穿插展开。生者与逝者的意识在此得以交汇，很多时候却无法达成共识或和解。戈迪默混杂的叙事方式恰恰体现了往事如烟，生者的记忆像是酒后大脑的空白。正如《一切已逝》中的妻子，想把亡夫活过的痕迹一点一点拼凑起来，通过回忆延续他在自己心中的存在，最后却发现“你只了解你曾了解的那个人”，别人生活里出现过的他永远不得而知（Gordimer， 2007）。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对晚期贝多芬的评价对晚期戈迪默也同样适用：客观世界是“破碎的风景”，只能在主观视角的光照中获得生命;艺术家并没有将主客观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而是充当着一股分裂的力量，将二者在时间中撕裂，使之永恒（Adorno， 2002）。

戈迪默作品中的意识流和交错视角如同晚期贝多芬的单调和复调，有意营造出失序和不和谐感。不过，与其说她以断裂感传达自己的时间意识和生死观，倒不如说她以此探索时间、历史、生死对不同主体产生的意义分化。上文所述的几个故事中，生死两隔或兼有代沟的双方自是如此，但存在于同一时空的生命体对这些概念的感知却也会迥然不同。合集中《安全程序》（“Safety Procedures”）里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与妻子都认为生活危机四伏，妻子在他一次出差前尤其不安，结果他这趟航班真的遭遇强烈气流，可邻座的女士却异常镇定。飞机紧急迫降军用机场后，女士告诉他，她今年已经试了三次以不同方式自杀，没有一次成功，所以她笃信乘坐的航班不可能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