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遗憾，与一个汽车之城的转型

提到蔚来汽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会是合肥。2020年4月，蔚来汽车宣布中国总部落户合肥经开区，合肥国资联合战略投资者向蔚来中国注资70亿元。凭借这笔投资，合肥政府实现了超5倍的财务回报，让“合肥模式”一举成名，也带动了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迅猛发展。

事实上，蔚来汽车与武汉结缘更早。2017年前后，成立仅3年的蔚来汽车有意将总部和生产基地落户武汉，但没有成功。直至今日，与蔚来汽车擦肩而过的遗憾仍然会不时出现在武汉当地国资创投人士口中。

2000年后的十多年中，汽车制造业都是武汉市的第一大支柱产业，贡献了武汉市约1/5的GDP。但这种繁荣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盖世汽车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7年，也就是武汉与蔚来汽车擦肩而过的那一年，武汉乘用车产量创下186.6万辆的历史峰值，位列全国第五，仅次于广州、重庆、上海和柳州。然而，2018年开始，武汉乘用车产量就逐年下滑，到2023年仅为117.4万辆，降幅达37%。同期，全国乘用车总产量增长4.7%。与此同时，武汉也在2022年跌出中国城市汽车产量排名前五，2024年，它的位置是第10名。

在新能源浪潮中被成都、北京、杭州、深圳、郑州和苏州等其他城市赶超，不能完全归咎于错失蔚来这一单一项目。但蔚来落地合肥而非武汉后，武汉各个以产业发展为主要职能的经济特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武汉经开区”）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武汉东湖高新区”），以及武汉市级投资平台，展开了一系列投资模式变革和产业转型。

进入转型阶段以来，“向合肥学习”的口号没有在武汉的政府文件中被明确提出过，但2019年以后的5年中，你能在武汉的国资投资平台看到不少“向合肥学习”的迹象，比如从基金出资人（LP）到基金管理人（GP）的角色转变，以及从私募股权投资（PE）到风险投资（VC）的投资阶段前 移。

“没想成为硅谷，但绝不会成为底特律”

在拥有“车谷”之称的武汉经开区，有一条长达13公里的主干道，名为“东风大道”，它是全球汽车工业密集度最高的轴线之一，也是武汉最早实现千亿元工业产值的产业大道，附近聚集了东风汽车、东风本田、神龙汽车、东风雷诺等7家整车厂以及500多家汽车零部件公司。

东风大道的名字已经点明了它的来源。1990年代初期，东风汽车集团（原第二汽车制造厂）要将与Stellantis集团（原标致雪铁龙）的30万辆轿车制造项目落地武汉，于是，武汉在汉阳区划了一片地给这个项目。以这个项目为起点，武汉设立了经开区。2003年，东风汽车集团进一步把总部从湖北十堰搬到了这个经济开发区。

不过2021年以来，这个区的另一条大道—纱帽大道变得比东风大道更为热闹。在它的沿线，小鹏汽车、莲花跑车（原路特斯）、中创新航等与新能源车相关的工厂开始动工建设。

武汉经开产投集团副总经理侯海涛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小鹏汽车目前已在武汉经开区建设零部件厂。接下来，小鹏汽车还打算进一步把整车厂落在武汉经开区。

在距离武汉经开产投集团—侯海涛上班的地点—5公里的地方，是百度的萝卜快跑在武汉的业务基地，它早在2021年就开始在武汉经开区测试无人驾驶出租车，这些车被当地人直接叫作“萝卜”。截至2024年年底，“萝卜快跑”在武汉已投放1000辆自动驾驶车辆，这个数字至今仍是百度在国内各城市中投放车辆规模最大的。

新能源车、车载电池、车规芯片、智能辅助驾驶……这些与新式汽车相关的整车厂和供应链项目是武汉早就想要的转型方向。早在2009年，武汉就喊出过成为“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口号，但兑现这个口号的路途没有那么平坦。

“当传统产业还存在较大的发展惯性时候，你有时候很难去变革。”侯海涛说，难以变革的原因之一是很难真正及时地识别出机会。他告诉《第一财经》杂志，2017年左右武汉经开区产的燃油车卖得最好的时候，东风本田一车难求，消费者要加价才能买到。这种时候，很少有人能意识到燃油车的风险。

而反过来，新能源车的风险却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当时新能源汽车还处于补贴阶段，谁也看不准。”侯海涛说，直到2019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破土动工，并于次年开始大规模交付Model 3，包括武汉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才真正意识到新能源汽车是个“确定性方向”。

武汉成为看到这个确定性机会后行动最为迅速和激进的城市之一。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为例，“你必须被列入试点城市，才能有机会制定相应的地方政策文件”。武汉经开产投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孙智波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为了争取成为国家首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双智）试点城市”，武汉经开区设立了一个部门“专门搞这个”。

2021年，武汉成为第一批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试点城市之一，另外5个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和无锡。与这些同样拿到试点资质的城市相比，武汉给了萝卜快跑最大的运营权限，包括允许它进入城市核心区域运营，而不是只能在市郊的试验区测试。

不过，在一个确定性机会中学会如何有效抓住机会难以一蹴而就。单是在决定将新能源车放在何种重要位置的产业策略中，武汉经开区就经历了一些权衡后才真正聚焦。在其2022年提出的“十四五”规划中，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还仅属于“3335”产业政策中的第二个“3”，第一个“3”中的核心产业是汽车制造。直到2024年，“3335”的说法才变成“135”—1指的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汽车制造”与“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位置变化背后，是武汉经开区看待新能源车的视角变化。“汽车产业原来整车厂是甲方，零部件公司是乙方，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软件定义汽车、零部件定义汽车。一款新车如果不上华为的最新智驾系统、英伟达的最新芯片或者某个激光雷达公司的最新雷达，车可能就卖不出去。”孙智波说，新能源车改变了汽车供应链中的甲乙方关系，这也会改变招商模式。

过去，有了整车厂，零部件公司就会自然跟着过去，现在武汉经开区发现这么做不大行得通了。因此，武汉经开区如今非常看重的一个指标是“零整比”，即零部件公司与整车厂的产值比。目前，武汉经开区这一指标的数字是0.5到0.7，孙智波说这个数字不是越高越好，但他们希望这个数字再高一点。为此，武汉经开区还和厦门等东南部区域的公司建立了一个“武汉智能汽车零部件平台”，以进一步汇聚新能源产业链上的零部件公司。近两年持续围绕大宗商品、汽车、纺织、医药等重点领域，先后组建多家供应链平台，“物流化地网”湖北国控、湖北楚象、长江汽车供应链平台、“数字化天网”长江车百链平台均落户“中国车谷”武汉经开区。

目前，武汉经开区的新能源车产能已达到120万辆。引入小鹏后若能再落地小米汽车的第二工厂，侯海涛认为武汉经开区有望在2026年或2027年将燃油车与新能源车的产能结构扭转过来。“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属于阵痛期”，侯海涛说，虽然没能抓住新能源车工厂建设的第一次浪潮，武汉起码要抓住第二次浪潮—眼下，各大新能源汽车品牌不管出于产能扩张还是生产安全备份的考虑，都在积极布局第二工厂。

孙智波称，武汉经开区转型的目标“不一定非得把底特律变成硅谷”，但“车谷（指武汉经开区）一定不会成为底特律”。底特律是美国著名的“汽车之城”，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是全球汽车工业的心脏地带，美国汽车巨头通用的总部就设在那里。然而欧洲、日系车企崛起后，底特律就衰落了，特斯拉出现后，美国新的汽车之城变成硅谷。

直接下场干GP

错失蔚来不只是武汉经开区的遗憾，也是武汉东湖高新区—也就是“光谷”—的遗憾。

与武汉经开区“没看懂”蔚来不同，多位武汉国资投资平台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杂志称，武汉东湖高新区对蔚来的态度更为坚定。而且，双方当时已接近达成协议。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杂志，那时候光谷原本已经准备对外宣布和蔚来汽车的合作。《长江商报》当时已报道称“蔚来汽车还将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长江蔚来智能化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总投入不少于人民币200亿至300亿元，产值目标为1000亿元”。另外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当时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以下简称“湖北科投”）的领导尽调了蔚来汽车，并试图推动蔚来汽车将总部和工厂落户光谷，但最终未能如愿。当时的武汉市委领导对蔚来项目的批复意见是希望它落地武汉经开区，因为那里是当地希望建设的车谷。但李斌认为蔚来是家技术公司—如果车谷是武汉的底特律，光谷就是武汉的硅谷，这里聚集的是与光电子相关的信息技术产业。

随后，蔚来选择了合肥。

光谷错失蔚来的遗憾感似乎比车谷来得更大。“（众多产业中）车的价值是最大的。”光谷产投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枫说，光谷过去扶持过光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和半导体，也希望发展整车业务。对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价值，武汉经开区在“135”产业政策中给出的数字是5000亿元。

光谷产投是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出资成立的国有投资平台，2016年从湖北科投独立出来，开始公司化运作，承担的角色是为武汉东湖高新区招商和投资战略性产业和项目。

林枫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不知道错失蔚来后武汉政府内部是否有过一些反思，他能看到的是，2019年后东湖高新区的国有投资平台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开始像合肥那样由国资平台直接下场干投资。“简单来说，2016年到2019年，我们主要充当LP的角色，当时国有资本更多是幕后支持、提供资金，不下场直接参与投资。2019年之后，我们转变为GP，开始直接投资规模较小的科创类企业。”林枫说，早在2005年，湖北科投就成立了，同时期甚至更早成立的武汉国资投资平台还有不少，但在2019年光谷产投第一个下场做GP之前，所有这些武汉国资平台都只是LP。

国资平台做GP的模式最早是合肥开拓的（详见本刊2020年7月刊《为什么是合肥？》）。在合肥这么做之前，国内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和国有企业出资为当地招商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时候，都是以LP的角色出现的，它们并不直接下场找项目、判断哪个项目值得投哪个不值得、风险有多高以及能带来多少回报。后者通常被认为是市场化的GP，也就是VC机构们的专业领域，国资LP们通常也不愿意直接干GP的事，因为没人可以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在学习合肥的GP模式之前，武汉国资投资平台在利用国有资本招商时，更多采用的是与大企业合作发行基金的模式，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投资环节则由企业方负责。2016年左右，武汉所在的湖北省发行过不少这样的“政府引导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