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部长王涛的“奔腾”往事

2025年5月22日，原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王涛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王涛17岁考入哈尔滨行知师范学院时，将原名“王金亭”改为“王涛”，希望像波涛一样永远向前。果然，他后来一直走在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前沿。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邱中建和王涛从20世纪60年代渤海湾石油会战时期开始共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作为石油工业部最后一任部长和改制后总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王涛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专家型领导，有着技术专家的出身和完整的行业履历，在关键历史节点上总能准确把握方向，做出顺应时势、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决定。

邱中建一直记得，他们在渤海湾石油会战初期突破勘探瓶颈寻找大油田时，王涛提醒他：“不仅要埋头拉车，更要抬头认路。”

“油公司”新体制

王涛是在渤海湾石油会战中被重点培养起来的年轻干部。

他1963年毕业于莫斯科石油学院地质勘探专业，获副博士学位。1964年，他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副总地质师兼勘探室主任。

这一年，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石油工业部又开展了渤海湾石油会战，连续发现了东营和大港两个油区。

1965年2月，石油工业部一年一度的油田领导干部会议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按部长余秋里批示，王涛根据渤海湾的勘探成果，在会上做了题为《对渤海湾的含油远景进行综合评价》的报告，将渤海湾盆地与委内瑞拉马拉开波湖盆地这一世界著名产油区作了对比，认为二者在地质条件和含油特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报告判断，渤海湾地区存在大型油田，且一直向深海方向延伸。这一预测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后来在渤海湾盆地相继发现了一系列大油田，基本印证了他的预测。

随后，王涛被任命为“641厂”副指挥兼总地质师。1970年，他又担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副局长兼总地质师。他在渤海湾工作了15年，组织了多个油田的勘探开发。

改革开放后，海洋石油成为中国首个全面对外合作行业，获得邓小平批示加速推进。石油工业部成立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珠江口筹建处，王涛被任命为负责人。

1980年，王涛作为副团长，率团考察了挪威、英国、美国等国的石油企业。此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外国石油公司十分重视科技研发和人员培训，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在某一方面拥有自己的优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外石油公司在经营管理体制方面普遍采用“油公司”体制。油公司没有专业工程施工作业队伍，把力量主要集中在科研、规划、资金运筹及企业生产和运营管理方面。公司人员少而精，工作效率高，经济效益好。

王涛认识到，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必须开展广泛的国际性合作。他们考察过9个海上油田，没有一个是由一家石油公司单独投资勘探开发的。他们参观的14组25个平台中，也没有一个平台及其设备是由一个国家单独生产和运作的。参与挪威海域石油开发的有49家石油公司，参与英国海域石油开发的有200多家石油公司。整个海上石油勘探开发的各阶段都是国际性多公司联合经营。

1982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立，下设多个地区公司。1983年6月，王涛出任南海东部石油公司总经理。

王涛一上任就提出，摒弃“大而全”的模式，按国际惯例建立“油公司”体制，勘探、开发各项工程一律采用招标。到1984年，公司与8国22家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这些公司资金雄厚，技术先进，有一批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中方在合作中学到了很多先进管理经验，尤其是在国际招标后的合同执行方面。

公司还选拔了130名优秀青年知识分子赴国外学习，这些青年人日后大都进入中国海洋石油勘探的决策层。后来出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的傅成玉，就是其中之一。

六上塔里木

1985年6月，55岁的王涛从正局级干部被破格提拔为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兼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分党组书记。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内石油需求增速远超生产增速，且差距逐年扩大。大庆、胜利等东部主力油田进入高含水期，产量明显递减。当时曾预测，如果不加大勘探工作力度，全国原油产量到1992年将出现负增长。

王涛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在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加快勘探。到任后，他提出了“稳定东部，发展西部”和“油气并举”的思路。

发展西部，重点首选塔里木盆地。这是中国最大的沉积盆地，面积5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少数尚未全面勘探的大型沉积盆地之一。但勘探塔里木并不容易，1952年至1984年，勘探工作“五上五下”。

1985年7月初，石油工业部党组决定“六上塔里木”。王涛对此有两个战略设想，一是寻找重要油气资源的战略接替区，二是建立陆上石油工业新体制试验区。

石油工业部成立了新疆石油管理局“再上塔里木”筹备组。筹备组提出的初步方案是，三年内投入大量设备、人员，投资总额约7亿元。但王涛认为，塔里木地处边远，环境恶劣，这套传统方案不切实际。

王涛派渤海石油勘探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王炳诚牵头成立沙漠钻井顾问组。王炳诚带队赴新疆考察，与新疆石油管理局共同制定了塔里木盆地沙漠钻井方案。石油工业部党组批准了这个方案。

1986年3月20日，南疆石油勘探公司（简称“南勘公司”）于库尔勒挂牌成立。石油工业部只给了71人的编制，人们说南勘公司是“副局级的架子、大队级的编制”，在大家眼里是个新鲜事物。当时陆上各油田的传统做法是自己建立钻井队、测试队、运输队及生活保障队伍，这些南勘公司都没有，全靠招投标。

海洋石油开采多遵循国际惯例，而陆上石油开采对这套运作模式还比较陌生，新机制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第一口探井库南1井开钻前，石油工业部钻井司在北京召开招标会。此前钻井司向国内6个油田发出通知，要求必须来投标。最后有5个油田前来投标，但标书报的钻井日费标准高达南勘公司标底三倍。工作人员说，这是领导班子研究决定的，不能更改，并且透露，领导的方针是“积极投标，争取不中”。意外的是，有三家外国钻井公司闻讯前来竞标，但因为招标范围有限定，南勘公司婉言谢绝了。招投标会草草收场。

钻井司要求新疆石油管理局出面解决。最终，“油公司”运作模式终于引到陆地。1986年12月5日，库南1井开钻。

南勘公司成立时，石油工业部给他们定的工作目标是“一年准备，两年铺开，三年突破”。采用新的管理体制，塔里木的钻探全面采用国内外钻井新工艺、新装备，中国钻井技术整体上升到一个新水平，两年多就实现了突破。1987年和1988年，轮南一井和轮南二井相继出油，并发现了轮南油田。

“寻找大场面”

1988年，石油工业部撤销，组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王涛出任公司首任总经理、党组书记。

随着轮南地区一批探井相继喷出高产油气流，塔里木油气勘探工作进入一个“拿面积、拿储量”的新阶段。总公司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加快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报告》，获得批准。

1989年4月10日，总公司正式成立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塔里木石油会战拉开序幕。

邱中建时任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副指挥，后担任指挥兼党工委书记，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王涛强调，塔里木会战一定要采用新体制和新技术，打出高效益和高水平，这是塔里木石油会战的显著特点。

塔里木会战1989年投入了5.3亿元，1990年预算增至16亿元，1991年预计需要20亿元。当时石油价格体制实行“双轨制”，全行业从1988年起连续6年出现政策性亏损。塔里木会战面临着资金的严重短缺。

总公司积极争取国外贷款，但因油气勘探风险高，塔里木盆地条件又极其复杂，外方很谨慎。1991年4月，王涛率总公司代表团到日本、加拿大、美国访问，仅在日本伊藤忠商社借到了1亿美元，这在当时还不够塔里木一年用的。

最终，国务院领导决定，把塔里木作为利用外汇先行先试的试点，由中国银行提供29亿美元贷款，第一批先提供12亿美元。

为了确定是否有能力还贷，国务院领导和王涛在中南海紫光阁后面的武成殿里算了两个多小时的账。算账的结果是，如果到2000年油价一直保持在每桶20美元，产能建设达到500万吨，到2000年能连本带息还上12亿美元。国务院领导说：“‘八五’期间，塔里木实现建设500万吨产能的目标，就算交出合格答卷。”

国务院还给予塔里木油田“借钱还油，以油养油”政策，对其使用美元贷款引进装备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允许塔里木原油不实行计划价，而是议价销售。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1998年中国原油价格与国际油价接轨。

那时王涛实际上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处境。塔里木石油会战开始后，经历了多起重大勘探失利，比如塔中4油田原预测为3亿至5亿吨级油田，实际储量缩水至4000万吨。

“下马风”吹来。有国家级科研单位用数万字报告称，塔里木会战耗费资金，没有什么成果；有学者发文称，塔里木资源量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未经充分论证匆忙上马”“黄金铺路”“不如国外买油”？？？？各种议论频出。

上马还是下马？探区人心浮动。塔指总地质师梁狄刚在探区做了形势报告，他说，勘探有周期性和曲折性，会战有高潮低潮是正常的，塔里木凭借盆地大、资源量大的优势，勘探高潮必将到来。王涛在报告记录稿上批示：“既实事求是又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哲理，分析得十分中肯。”

1992年7月，王涛等人到塔里木探区现场办公。他判断，塔里木盆地条件差，油气埋藏深，一般井深都在5000米左右，勘探成本确实比较高，但是油气井单井产量高，一口井相当于东部十几口井的平均产量，总的算下来投资效益是好的。原油产量有望在1991年的5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0万吨。

邱中建于1994年调回北京，兼任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院长。此时他已61岁，但王涛力邀他再次出任塔指指挥。王涛鼓励邱中建坐镇塔里木，“寻找大场面”，不要考虑退休年龄，什么时候找到油气大场面，什么时候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