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核议题的嬗变:从安全依附到战略焦虑

作者: 罗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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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天宇: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3月9日,即将出任德国总理的默茨向媒体谈及欧洲的核武器共享问题,将核议题带回大众视野,并将辩论焦点从北约核共享的存废之争,带入法国核威慑替代性这一新维度。

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德国的核政策辩论困在冷战遗产与和平主义传统之间的夹缝中,彼时焦点在于是否应退出北约的核共享机制。2010年,自民党背景的韦斯特韦勒外长在北约里斯本峰会召开前要求美国移除部署在德国的核武器。2017年,前社民党主席、曾任欧洲议会议长的朔尔茨在竞选总理前夕重申反核立场。社民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穆岑尼希更是在2020年5月宣布核武器是“过时的安全保障”。这种反核情绪在德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绝大多数民众都乐见无核世界,支持制定禁止核武器的国际规范。在此背景下,朔尔茨在2021年组建的“交通灯”联合政府向核共享妥协,本质是对德国在北约角色的制度性焦虑,而非对核威慑的战略认同,德国内部仍有很强的退出北约核共享机制呼声。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多次发出核信号,德国的核政策发生剧烈震荡。朔尔茨政府于2022年3月做出采购35架F-35战斗机的决定,事实上终结了北约核共享存废之争,标志着德国的安全关切压倒反核情绪。同时,选择具备核武器搭载能力的F-35战机而非升级老旧的“狂风”系列,更是向盟国和俄罗斯发出了明确信号,表明德国从以裁军为导向的“理想主义阶段”进入以威慑为核心的“现实主义阶段”,从此致力于在北约框架下建立可靠的核威慑。在2023年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德国明确将核威慑视为北约安全基石,承诺持续参与核共享机制并提供双用途飞机,并在维尔纽斯北约峰会上推动强化会议公报中的核威慑表述。

然而,随着特朗普再度上台,大西洋彼岸的内外政策调整再次动摇了德国安全架构的基础。2024年特朗普在竞选中“鼓励俄罗斯攻击拖欠会费的北约国家”的言论,以及重新执政后与俄开展的“越顶外交”,使德国陷入更深战略焦虑,迫使其重新计算“安全方程式”。北约核共享体系建立在对美国的战略安全承诺拥有信心的基础之上,但当“美国优先”让核共享从“团结象征”变成“风险来源”后,德国不得不开始寻找替代方案。这也将德国在核议题上的辩论带到了新的维度,即能否让法国的核威慑“欧洲化”或“北约化”。

这种转向让德国遭遇了更为复杂的战略困境。法国总统马克龙曾于2020年提出“欧洲战略对话”倡议,希望就法国核武器在欧洲防务中的作用与其他国家展开讨论。这种发展欧洲核力量的呼吁在乌克兰危机和美国未来承诺不确定的背景下得到部分德国重要政治人物的回应,比如基民盟重要人物瓦德普尔、朔伊布勒都强调欧洲需要核威慑力量,并且表示德国可以为法国的核威慑提供财政支持。而基民盟议会负责人弗雷走得更远,他提出如果法国也不可靠,欧盟成员国应该考虑自己建立核保护伞。

法国核威慑的替代性可能被认为是“僵尸辩论”,因为它一再反复出现,却从未真正获得政治上的推动力,其技术性细节难以被讨论的核心在于法国不会同意核共享。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明确表示,核威慑力量的决定权只能属于法国。而延伸威慑的可能也因为法德战略文化的巨大分歧而显得障碍重重,加之法国单独的核武库无论如何难以对俄罗斯形成含义广泛的有效威慑,这一议题的辩论便只能停留在模糊的政治倡议之中。值得关注的是,当美国、法国都不可信任的时候,出现了德国是否应该考虑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声音。尽管这种考虑目前仍然没有形成大的影响,但当默茨被问及德国是否会寻求拥核时,他只回答说“今天还没有这个必要”,为未来的政策变化留下了想象空间。

德国的核辩论折射出中等国家在霸权秩序解体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从依赖美国核保护伞到乌克兰危机后的现实威慑转向,再到因美国承诺动摇转而探索法国替代方案,始终在安全依附与战略自主两者间徘徊。默茨对德法核合作的试探以及其在德国拥核问题上的模糊立场是权宜性的话术,暴露出德国的战略被动一面。德国试图通过F-35部署强化其在北约内部的话语权,并与英法对话积累战略筹码,但核威慑的明确性要求终将迫使德国做出抉择——要么维持法美平衡,要么重构欧洲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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