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技术进步？

技术飞跃会惠及全社会吗？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人们谈及技术进步时，往往会想象一条通往社会繁荣的康庄大道——生产效率提升、社会财富总量增长、大众福祉水涨船高。然而，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西蒙·约翰逊（SimonJohnson）合著的《权力与进步：技术与繁荣之间的千年斗争》（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考察千年技术发展史，对这种科技乐观主义进行了系统性批判，它提醒我们：技术的走向和成果分配从来不是自然决定的，而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反映；技术既可能推动共享繁荣，也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产生出截然不同的财富分配效应；其作用取决于社会如何选择技术的方向，以及谁掌握了选择权。在此前的研究中，阿西莫格鲁与合作者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如今在《权力与进步》中则进一步将技术置于焦点，强调：技术不会自动带来共享繁荣，若无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有效制衡，技术大概率会朝着排挤普通劳动者、扩大精英垄断的方向倾斜；要想让技术发挥普惠功能，必须在制度、公共政策、社会组织等层面进行积极的博弈与改革。技术演进如何塑造社会权力结构？又如何被权力所引导或挟持？技术和权力二者纠缠之深，是本书的核心关切，也是我们畅想未来时不能忽视的问题。

书中首先批驳了一种被称作“生产力便车”（productivity bandwagon）的观念：只要技术带动总体产出提升，所有人都能搭上这班便车，从中受益。作者强调，应该分辨“平均劳动生产力”和“边际劳动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整体效率提升并不等于每一位新增雇员都能带来企业额外收益。若边际劳动生产力停滞不前，企业就倾向于削减人力成本，不会扩大雇用或提高薪资。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可被视作“替代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和“恢复效应”（reinstatement effect）之间的拔河：前者只是“替代”，一味挤压人力需求，可能导致失业与收入萎缩；后者则通过创造新行业或新工作来实现“恢复”，使更多人分享技术红利。技术进步的替代效应与恢复效应孰强孰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技术发展的方向。作者强调，以自动化为主要方向的技术创新虽削减生产成本，却是以机器直接“替代”人力劳动的方式实现，在多数历史时期未能增加更多就业，反而阻断了许多普通劳动者的出路。

技术究竟是朝向强化人工替代、扩大资本收益的方向发展，还是朝向增强人力劳动、创造劳动需求的方向发展？在作者看来，这取决于决策者与公众的选择，而人们对特定技术愿景的选择，取决于利益相关者的权力。确切地说，是说服能力。然而，说服能力在社会中的分布并不均匀，具备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商业与科技精英拥有远比一般公众更强的说服力。他们主导着技术愿景，将某种技术路径描绘成不可逆的趋势，让社会接受这种路径的“必然性”，并将反对声音边缘化。例如，十九世纪的苏伊士运河修建，尽管它最终推动了全球贸易，但主持者雷塞布的伟大愿景中似乎并未包含本地劳工的命运，造成数万劳工死亡，直观展现了精英迷恋技术进步愿景所带来的灾难。同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自动化浪潮，并非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科技企业、政府、资本共同塑造的产物。这些精英群体借助政策倾斜和话语塑造，让“自动化替代”成为技术进步的主流方向，并利用其进一步强化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精英与公众围绕技术进步的方向存在无形的技术愿景竞赛，但由于二者的权力鸿沟，代表公众利益的技术愿景常处于弱势。在历史上，只有当持续的社会政治变革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力量，后者才能通过社会行动与精英博弈、争取技术红利。

作者回顾了中世纪欧洲和十八、十九世纪的多段历史。中世纪时，各种农业革新显著提升单位产出，却未让农奴摆脱贫困。封建领主与教会不仅拥有强制力，也拥有“说服力”，把当时的农民绑死在高额租税上，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苦难是“神意”，不敢反抗。任凭水车、马蹄铁、三圃轮作制、冶金等新技术层出不穷，大部分收益却被庄园领主和宗教精英用来扩张庄园、修建教堂，普通农民缺乏政治与社会上的权力去争取分配，生活境遇原地踏步，甚至更糟。作者据此指出：哪怕生产效率飙升，若没有公正的社会权力结构、底层缺乏政治与制度抗衡，技术增产亦无法自动惠及底层，只会被拥有“强制力”和“说服力”的少数人据为己有，进一步巩固其地位。

工业革命的浪潮似乎又重演类似的一幕。蒸汽机与纺织机令英国经济总量飞速增长，但十九世纪前期大量工人的生活并未同步改善：童工、低薪、极长工作时数、恶劣工作环境随处可见。有些统计还表明早期工人的饮食水准甚至不及中世纪最低线。一台纺织机可替代几十名手工技工，工厂主因此乐意大面积采用、节省巨大人力成本，却没有为失业或降薪的工人开辟新的岗位出路。在当时，工人缺乏结社和法律保护，无法通过集体力量制衡资本对技术的运用，只能被动忍受机器挤压。只有到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城市化和工厂集中化，工会运动兴起，政府开始颁布限制童工、缩短工时等法规，工人们才逐渐在“机器增产”的盛宴里分得一杯羹。作者认为，这证明技术若没有政治与社会的力量对冲，往往被用来最大化资本收益；只有当底层能表达诉求，新技术才有望惠及多数。

不同于初期强化了“自动化替代”的蒸汽机与纺织机，铁路与电力的发明提升了边际劳动生产力，创造出“恢复性”新需求。在淘汰部分旧岗位的同时，这些发明还催生了庞大的增量需求和新工作职位，比如铁路客货运、修路、维护、售票、调度、服务以及电气化工厂里对工程和管理类岗位的多种需求，让底层劳工也能搭上时代的顺风车。这与工会和公共政策在分配环节上的介入大有关系。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美国和英国的工人运动崛起，政府立法限制企业的绝对自由，迫使企业在推行新设备时不得不兼顾工人待遇、与劳动者分享经济租（rent shar ing）和技术红利。美国的《瓦格纳法案》是作者多次引用的见证：它在美国确立了劳工集体谈判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单方面的决定权，使工会在技术选择上拥有谈判权；企业必须兼顾技术增产与工人收入福利，从而使“人机协同”而非“单纯替代”更有可能出现。通用汽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引入数控钻床时，联合汽车工会就借助这套制度迫使企业承认新设备对操作员技能要求的提升而给予更高工资，并写进仲裁判决，让企业不能只“省人工”。类似案例说明：能否促使技术从“替代人工”变成“赋能劳动力”，常取决于劳工能否组织起来发挥制衡的力量、制度是否能承认普通工人的诉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和亚洲部分国家都形成了有益于共享繁荣的新制度，工业快速成长，整个社会几乎雨露均沾，出现了“辉煌三十年”。

然而好景不长，数字革命到来后，技术发展在美国却背离了此前在工会与政策介入中获得的某些“共享繁荣”趋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无人车间、机器人流水线和软件自动化等迅猛扩张，蓝领及中等技能岗位急速萎缩，工人被挤到低薪服务业去，高端岗位却仅容纳少数精英，前1% 富人收入占比一路攀升，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里根政府时期盛行的“企业优先”理念也在政治上鼓吹减税和市场自由，只是让企业利润自动“涓滴”到社会。更致命的是工会力量式微，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斯福政府推行《瓦格纳法案》时的“强势劳工”场景截然不同，一九八一年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的罢工被里根政府强力镇压，许多企业也陆续采用“解雇再雇用”的方式对付罢工。工人再度失去与企业谈判的能力，而企业以成本最低化为首要目标，毫无顾忌地押注“自动化替代”而不是“增强人力”，不考虑为普通人创造更多价值，技术红利愈发向大公司和资本集中。被作者称为“自动化偏执”（automation obsession）的趋势，让数字化时代重演了早期工业革命的悲剧，底层收入停滞，企业赢利却屡创新高。

在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也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的当下与未来。他们担忧，AI 目前大多停留于“差不多凑合的自动化”（so-soautomation），只能替代部分中低技能岗位，对生产力真正的贡献有限，却进一步挤压就业空间。数字化和AI 并未创造出足够的新市场去吸纳被机器取代的大批劳工，也没能如早期铁路电力那样带来大规模增量需求。加之企业常将其用于降本增效而非赋能劳工，若现有体制无法纠偏这种资本冲动，数字与AI 革命只会让财富与权力越发集中在少数科技巨头手里，普通劳动者就只能在“自动化替代”路线上被边缘化。另外，AI 崛起后，平台和AI 企业掌握庞大数据与市场支配力，还可能扩展到政治与舆论层面，在算法推荐、数据监控等层面进一步削弱公众的政治表达。这种环境让精英对技术路线的主宰更牢固，让普通公众更难介入对技术路线的讨论或监督，社会底层难以在自动化趋势面前达成共识和自保。

不过，作者也一再提醒，不是所有自动化都注定拉大不平等，关键在于谁来选择技术走向。提升边际劳动生产力的技术进步与劳工的政治权利是技术促进共享繁荣的两个重要前提。技术与资本精英主导的人工智能愿景执着于用技术模拟和还原人类的思考与劳动、提高资本效率，普通劳动者则期待智能机器人成为自己工作的帮手。只有当后者的声音被听见，才能避免走上“自动化替代”的老路，产生更多的“协作式AI”，让企业把技术研发朝“提升边际劳动生产力”而非“替代人力”推进。相较于美国，自动化机器人也在德国制造业中迅速普及，却并未引起大量裁员，反而引导企业将它们运用于创造新工种，推动劳动力整体升级。究其根本，德国制造业推进自动化的同时，也重视对员工培训赋能，帮助他们学习、驾驭新的自动化技术。创造共享繁荣，并不是要放缓技术进展、与机器对抗，而是要与机器合作前行。德国之所以能走上“人机协同”道路，离不开工会在企业技术决策中的强大话语权。

作者反复点出，技术不是天然向善，也不一定平等惠及所有人。它受背后权力关系的深刻影响。若掌握资源的科技精英与企业领袖能大肆游说政府与公众，推行对己方有利的自动化路径，那社会将出现更多失业与更大的贫富差距；反之，在有组织的劳工和公共政策干预的情况下，技术可以走向“创造新岗位”与“共同富裕”的方向。作者并不否认前路艰难，提出了一套让科技变革重新导向的方式。第一，改变“自动化偏执”的主流技术愿景，让更多资源投入到帮助人类增强工作能力或开发新需求的“机器实用性”（machineusefulnes s）研发上，而非只想着减少人工。技术投资不应全然逐利，而应将技术创新能否赋能劳工或创造新工作任务纳入考察；学界不应附和“企业赢利优先”的主流叙事，而应建构“共享繁荣的技术进步”理论叙事予以辩论。第二，建立制衡的力量，避免企业垄断技术路线的话语权。一方面，工会应延续制衡企业权力的传统，摆脱意识形态桎梏，着眼于与劳工权益直接相关的技术应用议题、灵活组织行动，使劳动者在技术决策上拥有更实质的话语权，推动“赋能劳动”的技术路线；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要发挥凝聚多元利益的优势，广泛动员公众参与技术进步的公共讨论。第三，政府应积极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引导技术朝更公平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政府要主动引导更具社会效应的技术研发，辅以税收和补贴激励，并通过反垄断法案阻止科技巨头独吞市场与技术租金。政府也应推动税制改革以减少企业雇佣成本，增进福利、教育与再分配供给以支持企业培训，确保员工不在自动化浪潮中掉队。纵观历史，技术红利在更大范围内扩散的时段都伴随社会行动与制度创新。工业革命后期的工人运动、罗斯福新政的《瓦格纳法案》，乃至“二战”后欧美广泛推行的公共教育与社会福利，都在某些阶段成功将技术收益更多地下沉于社会底层。作者也承认，这些经验在不同政治文化的国家并不一定照搬，但其根本逻辑依然适用：不管在哪种制度下，若要避免技术只为资本增收，必须让劳动者或底层群体有谈判与博弈能力。

本书引发多重争议。有人赞赏其跨越千年、关联当代，对“技术—权力”纠缠有深刻洞见，也有人认为它对社会制衡力量、政府干预的期许过于理想化，并质疑其对自动化技术的过度苛责。首先，工会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因为全球资本分散流动，使得劳动者更难像当年那样集中在同一片工厂区；同时，许多产业的数字化特征也让工人更难以形成同质化的组织。二0二一年美国仅有10% 的劳工加入工会组织。作者注意到工会式微，继而期望工会转向分散、自发的行动以维护成员直接利益，但这对技术发展这类重大议题的影响无异于杯水车薪，而在企业已然走向AI 替代人力劳动的当下，工会衰落更难以逆转。寄希望于工会与企业角力是不太现实的。其次，政府引导、监管企业技术开发也绝非易事。作者建议政府在技术早期阶段便进行干预，引导“更友好”的研发路径。然而，政府能否准确预判某项雏形技术的长期价值并及时出手，既存在资源浪费的风险，也有可能因干预太迟而错失最佳时机。跨国企业和全球资本流动也让传统监管手段频频受挫，AI 更新更是快到常规立法难以追上。本书虽强调“精英说服力”左右技术走向，却较少剖析科技精英如何与政府互动、谋取政治影响力来维护并扩大其垄断利益，这在科技巨头搅动政坛的当下尤为引人瞩目。这些都表明，作者对政府行动能力乃至意愿的期许不可避免地面临现实挑战。最后，在某些情境下，自动化技术或许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新服务或新行业，不一定必然挤压就业；自动化对就业的净影响尚需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应该看到，自动化技术所淘汰的制造业岗位在服务行业中得到某种补足。英美以外的证据表明，养老等产业中自动化机器人的推广反而增加了护理人员的就业。AI 时代是否会出现远超过铁路和电力的“恢复效应”仍是未定之数。作者对自动化技术的过分警惕仍有待商榷。此外，作者主要基于英美经验提出的路线不一定适合其他环境。书中对社会行动与民主政治的倚重深受西方政治情境的影响，而在其他社会形态下，国家主导或政企合作也可能成为重要支柱，当然行政垄断或市场要素扭曲的风险也不容忽视；与此同时，公民参与和利益表达方式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也可能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