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角——如何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与果

李成刚，原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外国军事历史研究30年，主持或参与国家、军队、院校各项课题或任务100余项。担任《信息化条件下外军作战战例》《世界军事革命史》等著作的主编、副主编。参与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数十部著作。著有《第一场高技术战争――海湾战争》《20世纪重大军事危机》《第三次中东战争纪实》《美伊冲突纪实》等6部个人专著，文章50余篇。获国家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军事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等重要奖项30余项。

《军事文摘》：目前学界对“世界大战”的定义是否形成共识？您认为世界大战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应该如何定义“世界大战”？

李成刚：目前，虽然学界有一些不同声音，但绝大多数都认可在20世纪上半期发生的两场全球性规模的战争，属于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主的同盟国与以英国、法国、俄国为核心的协约国，为争夺霸权而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全面战争。这场战争卷入了全球33个国家、15亿人口，战火遍及欧洲、非洲和亚洲，双方军队损失3270余万人（其中阵亡达945万人），另有数额巨大的民众伤亡。一战结束后，由于原有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时隔不到20年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把全球84个国家和地区、20多亿人口（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80%以上）卷入战火，造成1亿多军民伤亡，直接经济损失4万多亿美元。与一战不同的是，二战是以中、苏、美、英等同盟国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反抗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规模之巨大、破坏之空前、伤亡之惨重、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历史上占据空前的位置。

虽然世界大战具有联盟性（指对阵双方是两个对抗的国家集团，如一战中的协约国和同盟国，二战中的法西斯轴心国和反法西斯同盟）和长期性（指战争持续时间较长：一战持续4年，二战长达8年）等特点，但其他规模的战争也可能具有这些特点。因此世界大战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全球性（或世界性）和总体性。全球性，主要从战争的规模和广度而言，指战争涉及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而且主要大国均参与或卷入，具有全球性影响；总体性，主要针对战争的强度和深度而言，指战争投入的兵力兵器多，造成的毁伤大，战争不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前方在作战，而是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千百万人民群众卷了进来，极大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军事文摘》：如何理解一战的深层动因，如何评价“帝国主义争霸”“民族主义激化”“联盟绑架”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学界对“结构性矛盾必然导致战争”与“决策失误触发战争”的争议，您更倾向哪种解释？

李成刚：英国史学家约翰·基根曾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谜，它的起源和过程都令人不可思议。”关于一战的性质和根源，在一战爆发后的110多年里一直各有说法，争论不休。黑人作家杜波依斯认为是为了争夺殖民地。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认为是人类道德本能落后于物质财富。实际上，历史发展是一个由各种因素构成的合力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两大政治军事联盟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是主要根源。到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人类已经具备打世界大战的能力，却仍然采取落后的方式来处理利益冲突。帝国主义列强普遍将国际关系视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德国坚信自己能够彻底打垮法国、打败俄国，挑战霸主英国，重新瓜分世界。奥匈帝国试图兼并塞尔维亚并将俄国势力逐出巴尔干地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后复仇心切，力图联合俄、英报复德国，收复失地并在世界各地扩张势力。俄国不仅想控制巴尔干地区，而且企图控制黑海到地中海的水道。英国则力图战胜德国，保住海上霸主地位，守住海外殖民地。在争夺霸权的过程中，欧洲形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势不两立的军事集团，而且他们都把整个世界作为其争夺的自然边界，使得双方的矛盾不可调和，将欧洲变成了“只需一个小火花就能引爆的火药桶”。萨拉热窝的一场枪响，引发了一场涂炭生灵和文明的战火。

其次，极端民族主义推波助澜，裹胁绑架。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的认同，曾经是历史进步的推动力和正能量，但到20世纪初它开始同帝国主义“联姻”，蜕变为列强对外扩张的工具。泛德意志主义者鼓吹德意志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注定支配世界；泛拉丁主义宣传对德国复仇并重夺欧陆霸权；泛斯拉夫主义宣称要把巴尔干等地的斯拉夫人解救出来。为了满足政客和财阀的野心和欲望，统治者操纵民族主义，把民众绑上战车。知识界、舆论界助纣为虐，寻求理论依据。民族主义唤起了民众的战争热情，煽动这种情绪的政府想控制却控制不住，反而被这种狂热所裹挟，失去了最后的回旋余地，使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可逆转，而统治者和他的国家在长期鏖战之后，或归于崩溃，或走向衰败。

再次，联盟产生绑架效应，小国将大国拖入世界大战。结盟虽然能够增强己方力量，但也意味着责任和束缚。盟国有了任何举动，不管是否正义，是否与本国有切身利益，都要挺身而出。1914年7月2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25日，塞尔维亚接受大多数条件，但奥匈仍于28日对塞宣战。塞尔维亚的盟国俄、法立即进行总动员。在此情况下，奥匈盟国德国于8月1日向俄宣战，3日对法宣战。4日，俄、法的盟国英国对德宣战。大国被小国拖入世界大战，并使大国在持久的战争中耗尽国力，走向衰败。对此，基辛格曾评价道：“欧洲各国自愿成为巴尔干各好斗国家的代理人。对这些任性妄动缺乏国际责任感的国家，欧洲各国却宁可被它们牵着鼻子走”。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西方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一战爆发的主要责任归于崛起国家德国，认为是德国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引起霸主英国的恐惧和反制，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世界大战。在今天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大背景下，西方一些人炒作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宣扬“国强必霸”“结构性矛盾必然导致战争”等观点，目的是把中国界定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并用“新兴大国必然与守成大国发生冲突”的历史宿命论来定义中国发展路径，企图调动世界舆论以防范中国的崛起。

其实，要认清这一点很容易。一战之前的最大崛起国不是德国，而是美国。美国的工业生产在1894年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西方史学家也承认，“英国受到最厉害的冲击是美国的崛起”。但是一战不是美国挑起的，不仅如此，美国这个崛起的最大强国与英国这个既任霸主在一战前还结束了长达100多年的敌对和仇视，达成了和解。这一史实使“修昔底德陷阱”和“崛起国责任之说”无法立足。我认为，在反思一战爆发的原因时，既要看到历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性，也要看到极其重要的人为因素。战争毕竟是人的抉择，而欧洲主要国家的决策者显然是错误地选择了“打”。决策错误源于认识有误，扭曲的、错误的安全观和战争观盛行。安全观方面，社会达尔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等思潮盛行，各国统治者追求“零和博弈”，以“弱肉强食”的理念拓展所谓生存空间。与扭曲的安全观紧密相连的是错误的、过时的战争观。不少人认为，战争像夏天的暴雨一样能够“净化空气”；“偶尔流流血可以改善国家的体质”，有益于国家富强。同时，多数国家军政领袖没有意识到世界已经进入总体战阶段，仍然信奉普法战争的经验：战争进程短促，一两场会战决定胜负，不会产生不可控制的后果。各国的战争计划均立足于速战速决：德军的“施利芬计划”拟用39天攻克巴黎，取得决定性胜利；法军的“十七号计划”打算开战即迅速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并一路打到柏林；俄军高层考虑的问题不是能否取胜，而是打2个月还是3个月；英国人也认为取胜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情。在这种把战争视为光荣且可控制的快乐游戏的观念影响下，多数国家的决策者都存在着对战争的狂热和冲动。德皇威廉二世“傲慢、浮夸而且自负”，崇拜权力，急功近利，四处挑衅。奥匈帝国皇帝弗郎茨·约瑟夫80岁高龄睡行军床，洗冷水浴，是一个战争狂。沙皇尼古拉二世好战却又优柔寡断。法国总统普安卡雷奉行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政策。英国女王决心不惜一切保护“日不落帝国”的利益。因此，英国学者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说：“1914年，没有一个主角是有想法的领袖，敢挺身抗衡打仗的呼声。”如果当时欧洲的领袖们不要那么太自以为是，不那么偏执和狂热，就可能将各自的国家从大战的边缘拉回来。美国史学家也认为一战的“第一杀手应该是交战的双方军事将领和政治家们的傲慢、愚昧和顽固不化” 。

《军事文摘》：一战对世界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哪些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如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和全球秩序、军事战略和战术等，凡尔赛体系埋下的民族矛盾是否直接导致二战爆发？

李成刚：一战的主战场虽然在欧洲，但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划时代的。

首先是欧洲衰落，美日崛起。一战前的150多年，欧洲由于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学、军事等方面全面发展，人民衣食无忧，社会一派繁荣。英国人听瓦格纳，德国人欣赏莎士比亚，俄国贵族模仿法国人，意大利歌剧到处上演。然而，一战使沙俄、德意志、奥匈和奥斯曼土耳其四大帝国土崩瓦解，战胜国英、法、意等国受重创，工业倒退数十年。欧洲不再是世界的工厂和金融中心，全面支配世界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美国借一战大发战争财并成为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增强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日本的国际地位也直线上升，成为东亚名副其实的霸主和远东格局的操纵者。

其次，一战促使社会主义崛起并形成一种世界潮流。战争引发了一系列革命，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革命的胜利，在帝国主义战线上冲开了突破口，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旗帜。其后，中国、越南、朝鲜等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截然不同的世界潮流。尽管后来社会主义遭受巨大挫折，但这种潮流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政治。

从军事上讲，一战开创了机械化战争和总体战的新时代。先进的武器装备技术与火力、机动与后勤补给的革新，与战略、战役、战术需求融合一体，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三维立体化机械化作战形式，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总体战，战争成为国家行为，成为综合国力的较量，奠定了整个20世纪的战争模式，影响着今天的军事与战争。

当然，一战也埋下了新的世界大战的种子。虽然经历一战的浩劫，但主导世界的西方国家仍未看清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趋势，战后构建的仍是沿袭“强权原则”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英、法攫取了最大利益，但战败国德国不甘心《凡尔赛和约》对它的制裁和限制，欲挣脱和约对它的束缚，并伺机重返争霸舞台。而和约没有满足欲望的战胜国日本和意大利也蠢蠢欲动。史学家们公认，“《凡尔赛和约》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种子”。

《军事文摘》：在和平和发展的主题下，我们如何从一战的“绞肉机”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李成刚：一战爆发时流行的口号是“圣诞节前回家”，谁也没有想到最终双方在壕沟里鏖战4年，吞噬了上千万青年的生命，战争使“整个欧洲的灯火熄灭”。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和平和发展是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旧安全观、单边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仍大行其道，世界大战的阴影挥之不去。而核时代的世界大战将出现什么后果，是不难想象的。为了防止悲剧重演，就必须牢记历史，从历史中得到启迪和借鉴：摒弃霸权思维和狂热好战情绪，在理性沟通、平等协商中寻求和平共存之道；警惕“火药桶”效应，防止大国被小国拖入世界大战；弘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正能量，防止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和绑架；与时俱进提高认知水平，防止战略决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