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楼房

父亲有个执念：回老家汤楼村建个两层小洋楼。

他原话这样说的：“等有钱了，回汤楼盖个楼。”这句话说了很多年，从举家搬到县城开始，他就念念不忘回老家汤楼村盖房子的事情。

还记得在县城的小区里过的第一个春节，全家人都表现得很生疏。大年三十的早上，贴好入户门的春联便闲了下来。那副春联已经是市面上最小尺寸的了，其他房间更是没法贴。要是搁农村老家，除却大门，堂屋，几间卧室的门边贴春联外，家里大小窗户，床沿，井边，灶台都要贴上福字，还要在大门口摆上一根木棍，说是能拦住财运在家里，木棍两端，要各点一小堆麦秸秆，说是烧的“金条”，寓意新年多金。这些在县城小区的房子自然无法操作。

最主要是贴春联的收尾应该是一挂鞭炮结束的，父亲轻松贴完入户门的春联后有点手足无措。他备好了一挂小鞭，匆匆下楼，单元门前的空地保洁阿姨打扫得干干净净，他拿着那挂鞭炮站在那里不知道能不能点，听说城区不能放鞭炮，直到隔壁单元楼前响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他才放心点燃手上的那挂鞭。

我家的小区是在新城区，乡下来的住户比较多，春节期间，小区迅速变得冷清，小区配套的商业街，大年三十当天也关了八成。以前在村里，爸妈不喜欢提前购置年货，鸡鸭鱼肉等吃食都是趁着大年的热闹去街上的大集采购，可能比平时贵上一点，那也比城里便宜，主要是新鲜。

在县城过年，母亲奔波了好几个超市，勉强把年货置办齐，父亲检阅一二，问母亲，羊腿呢？母亲发了喳：“你自己不去买？我买回来你还挑三拣四？”父亲自知理亏，什么话也没说，戴上棉手套就下楼，推着电瓶车就往小区门外走去。我们这喜食羊肉，尤其是冬天，炖上一锅羊肉汤，上面撒着辣椒面、胡椒粉，白菜粉丝夹杂着大块的羊肉块，既当菜又当饭，喝下肚后，整个身体都暖起来了。

父亲不顾冬天电瓶车续航减半硬是骑回了老家，临近傍晚，才推着车子回来，车子的后座上绑着一根羊腿。原来他是回老家集上买羊腿去了。从那以后，每年春节，我或者我弟随父亲回老家一趟，洒扫院子，贴上春联，再置办年货。

老家不常回，过年时贴的春联，到了来年春节，也只是褪了点颜色。

“等有钱了，回汤楼盖个楼。”大年夜，父亲端着饺子碗说出了这句话，春晚快开始了，弟弟催促我们去看春晚。母亲说，等展望结婚，等小七上大学，我们就回去，盖什么楼啊，老家那么多间屋子，不够我们住的吗？

母亲说这话时，脸上泛着红光，母亲说我在大学里学了些洋相：我煮了一个电饭煲的热红酒。我这是跟着大学室友学的，他是杭州人，可能是超市买的打折的红酒放多了，全家都喝得微醺。

父亲说着家族荣耀，母亲说嫁过来时你家穷得吃盐钱都没有。

“咱们汤楼村从明朝就有了，村里老祖庙供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

“人家姓朱的关你姓汤的什么事？”

“你别打岔，你故意的，你知道，展望也知道，你们别打岔，我讲给小七听。”

实际上我弟已经在我房间用电脑看春晚了，父亲就隔着一道墙，借着醉意大声地讲：“先祖汤和，是朱元璋开国二十四将唯一善终的那一个，官拜中山侯，所以我们汤楼村的祠堂叫中山堂，最后又封了信国公，东瓯王。”

我以为父亲要讲老祖宗的辉煌历史，他话锋一转，说按照家谱记载，汤和的小儿子来到我们村，从那时起，我们村就存在了，倘若家谱记载真实可靠，从明朝起就存在了，往上数二十多代都在这里，而他实现了飞跃性的一步，从汤楼村搬到了邳州县城，他希望我和我弟能比他走到更远，在大城市扎下根。

但是父亲在县城过的春节并不快乐，他嚷着不热闹，侄子们也不会带着小孩上门来拜年了，只能守在电话旁等电话，还催着我给叔伯大爷们打电话拜年。父亲有些想念汤楼村那个家了。

谁不想念呢，母亲想念老家门前屋后的空地，随便种点什么都够自己吃的，在县城，一根葱，一块姜都要去买。父亲虽然常年不在家，但他觉得回到村里，尤其春节，回到大家庭里才算回家。就连弟弟，也常念起老家的玩伴。而我觉得从村庄离开那一刻起，一直在漂泊，我们这代人都是这样，难以留在大城市，又回不去乡村，在县城街头逛一逛，竟然也遇到发小，我们都在县城延宕。发小给我递上两根烟，我摆手表示不抽，顺便问他，今年还回汤楼过年吗？他说不回了，他记得很清楚奥运会之后的那个春节，他家最后一次回去过年，那年春晚小沈阳火了。

北京奥运会那年，我弟出生了。一个农村家庭，有了两个儿子，就得想办法再置办块宅基地。那年春节，父亲在家里过完十五才回上海务工，就是为了在村里寻找一块合适的宅基地。

权衡之下，村西头那块地最合适，那原是村里的打麦场，汤楼村人唤作西场。和现在的楼房林立不同，那时候西场甚是荒凉，是村庄与庄稼地的交界处，往东是汤楼村，往西是大西湖，和杭州那个不一样，我们这儿把种的地叫作湖，去地里干活就叫下湖。

父亲找到我家场上那两分地相邻的几家，四处游说，用我家别的地来换，或者直接出钱来买。最后还是未能凑出一块还能盖房的宅基地，村里人都盯着这块地呢，这块地马上被批下来允许大家当作宅基地使用，已有等不及的村民，提前运好砖石、沙子、水泥、钢筋等建材，摩拳擦掌，就等正式开工了。

西场的地价水涨船高，父亲必须马上做决定，上海的工地又催促他回去干活，他拿着计算器计算存折上、账本上的数字，母亲骑着自行车载着弟弟去十公里外的舅舅家试着周转些锱铢，父亲收起计算器，又拿起卷尺去了北湖，那里有我家最好的一块庄稼地。

最后的结果是，我家有新房子了，但不是在村里。

新房子在县城，母亲和父亲一合计，村里的宅基地能不能弄下来？能，但是又得换地又得花钱，弄得元气大伤，再也无力起楼了，虽不着急起楼，但看着与日俱增的人工钱、料子钱，担心以后越来越难。母亲说，去县城买房吧，我们手上的钱刚好够交首付的，明年就交房了。

彼时去县城买房，也是一种风潮，父亲担心房贷的压力太大，一个月要还两千多，母亲宽慰他：“你在村里盖楼，等孩子长大结婚，肯定不流行了，还得拆了重盖，钱白花，在城里买，不会过时，小七还能去邳县上学，不比村里强百倍。”

邻居大婶来贺喜，对我妈说：“四嫂，您以后也是城里人喽。”

“唉，什么城里人，村里宅基地太贵了，要是有宅基地，也不犯于……”

“什么贩鱼，还摸虾呢，四哥就是挣到大钱了。”

母亲也没再争辩，来串门的邻居们常问：“四嫂，什么时候搬家啊？”“展望妈，什么时候走？”母亲回话从“还没交房呢”到“还没攒够钱装修呢”再到“等小七上学的呀”。

全家搬到了小区那年，弟弟已经是四年级了，小区在所属学区的最边缘，配套小学的距离比老家村子到镇上还远。还是花钱交借读费就近读了小区对门的小学。县城的教育终归是比村里强上数倍，最起码美术音乐这样课程都配了老师的，也实打实地在上课，美术课上，老师让画房子，弟弟画了老家的房子。

老家的房子，我闭上眼睛就有画面，它在村部旁一处汪的上沿，本是周围地势最高的地方，在我小学的后几年，周围邻居填了我家后面的那口汪充作他们子孙的宅基地，我家从上沿便成了洼地，这也是父亲急于寻找一块好的宅基地的原因之一。

那房子的后半部分是三间瓦屋，风雨三十载，至今未变，在父母结婚前开始奠基，之前是什么模样，我无缘见到，连母亲都未曾见过。曾听奶奶谈起，那又是一段过往，爷爷从何处置换来的地，和哪个近房弄得不愉快，其间艰难，拍出来可以作一部电视连续剧，但是具体剧情我是记不得了，奶奶讲述时，我还年幼。现在只有父母拌嘴时，母亲才会谈及一二，说盖那瓦屋欠下的外债，是她和父亲后来一起挣钱还的，直到我能在这个小院里奔跑才还清。

房子前半部分是五间平房，小学二年级起的，南面三间，与北边三间瓦屋遥相呼应，东边数也是三间，中间的那间是门厅，东边和南边重合的那间便是我的房间。还记得刚搬进去不久，我的班主任是位新来的老师，姓石，我记得很清楚。彼时，石老师应该刚从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学校，带我们班主任，她布置了一道作文题叫作《我的房间》，班上不少同学纷纷皱眉，表示没有自己的房间。而我不仅有自己的房间，还是崭新的平房，还有一张书桌摆在南边靠窗的位置，上面竟然有一帘窗帘，自己扯的布在裁缝店缝制的，当时学了一个词，叫作“窗明几净”，我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我知道那就是形容我房间的。有一年堂哥相亲，是母亲给介绍的对象，便在我的房间见的面，大家都觉得它是体面的。

这份体面在一个暑假被毁掉了。

那年暑假我去了沂河滩上的大姨家过暑假，家里正是养蚕的重要关头，母亲无暇管我，便把我送到了大姨家。父亲盖这几间平房直接目的就是当作蚕房，我房间隔壁，也就是南边的那两间是相通的，是一个大型的蚕房，用竹竿支起蚕架，上下摆了两层蚕匾。

那年的蚕，母亲养得仔细，三眠过后，北面两间瓦屋，南面两间平房全部征用后还是不够用。北面剩下的瓦屋是爸妈的房间，电视机、母亲陪嫁的组合柜都塞在了里面，和爸妈房间形成对角线的便是我的房间，门厅北面是我家厨房，吃饭的地方自然也不能用，自然而然的，我的房间就被征用了。

蚕在这里过了四眠，又上蚕栅结茧，蚕又不会那么听话，和其他房间一样，爬得满墙都是，那漂亮的窗帘，母亲有先见之明，早就扯下了，我贴在墙上的几张“三好学生”的奖状却无一幸存，被几只蚕儿看中，在上面结了茧，直到现在墙面上还残存蚕结茧时留下的踪迹。

那间厨房也有故事，我小学同学来找我玩耍，都这样记的路，从村大队部往前走会看见一口汪（那时候尚未被填平），沿着汪边小路向前走，看到一处白瓷砖墙面的平房上有一只不会冒烟的烟囱，就是展望家了。

母亲说那个烟囱用了一小车的砖，她很是心疼。

那天砌灶台的泥水匠因其家中有长辈去世，回家奔丧，就没来砌灶台。那个烟囱至今没被使用过，当时家里主要用煤气灶，也没有砌灶台的必要性，送气的是我小学同学的父亲，每次来送气都会在我家墙上找个地方印下：汤楼李四送气，下面一行阿拉伯数字便是他的电话号码。现在天然气进村了，他应该也退休了，邻居家的天然气管道布满了我家外墙，母亲对此感到生气，说虽不在村里住了，也不能把管道往墙上钉，黄不拉叽的管子，多丑啊。

新平房或者说烟囱刚落成那会儿，正是我七岁八岁狗都嫌的年纪。

我和小伙伴们乐此不疲地玩一个游戏，假装我家厨房是战壕或者潜水艇，一个人在楼下，一个在楼顶，通过烟囱传话，还扔些细碎物什“铅笔头，橡皮块，坏了的悠悠球”，等待它们滑落下来，甚至还懊恼自己长得太过庞大，无法钻进烟囱里，去玩这烟囱做的“滑滑梯”。

没过多久，母亲难以容忍这份自由，把楼下的烟囱孔封了。弟弟的画中也画到了这个不会冒烟的烟囱。

烟囱是我记忆深处的东西，而母亲所念叨的是家里的井。每次回老家，她总会指出两口井的故地，告诉我或弟弟，像是介绍已经故去的亲人。井是农村常见的压水井，早些年去乡下，还随处可见打井的广告。

第一口井，我没有印象，母亲提起常常是怨言，那是他们结婚时，爷爷奶奶给打的井，母亲说他们不舍得花钱，只打了六米深。父亲为此辩解，说实在没钱打井了，能盖三间新瓦屋已经拼尽全力了。母亲乘胜追击说，还好意思说，盖瓦屋拉的账还是我们结婚后自己还的，那几年穷得连吃盐钱都没有。

第一口井，母亲也只记得大致的方位，毕竟二十多年过去了。她说，只要一下雨，那井打出来的水浑得不像样子，根本没法喝。她心一横，去村部旁的小店，那原先是村里的供销社，买了两包红杉树牌香烟，敲响了村南头打井师傅的家门，以六块一米的价格，打了口三十米的井。邻居听说后，都说“小四媳妇儿，真舍滴，打了那么贵一口井”。后来常遣自己家小孩来提水，我家井出的水比她家十米井出的水要好喝一点，这是我家第二口井。

第二口井，父亲建前面平房时压在了门厅的水泥地下面，虽然已经接了水管引到院子里，重新砌了井台，换了一套新的水压井头，还是没撑过第一年冬天，应该是中间的水管冻住了。父亲依旧不在家，母亲照旧自己做了决定，请了打井师傅打了一口新井，依旧三十米深的顶配。邻居知道后，又说“展望妈真舍滴啊，又不是不能用，又打了一口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