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卢这个人

老卢来找我时，已是晚上八点钟。他站在西安冬天的北风中，身上的衣服有些单薄。其实老卢不应该叫老卢，他的实际年龄看上去和我同龄，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十六岁叛逆男孩的父亲，从庄浪的某个村庄里来。老卢说话时战战兢兢地，手里提着个红色的袋子。

庄浪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和我的家乡一样。庄浪在历史上属于庄浪族迁徙而来，所以得名庄浪。流经庄浪的葫芦河、庄浪河和水洛河，与我的家乡的红岩河、泾河一样，都属于渭河水系。我和老卢同饮一河水，所以有一种共同的气息相投，但是老卢哆嗦的身体和颤抖的语言，让我有些不适应。在西安，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省份，但是地缘的亲近，甚至方言的近似，让他逐渐轻松了一些。我不得不在冬风中给他点上一支烟，让他慢慢说。在他点烟时，他又慌忙地从兜里掏出半包烟来，烟盒儿已经有些破损，他说啊呀，我怎么能抽你的烟，你看我这不讲礼数，应该给你要发烟的嘛，但是我的烟不好。

老卢下午六点多给我打电话时，声音有些低沉，好像欲言又止，但又不得不说。他说检察院让他联系我，他又担心我上班期间忙，所以几次拿起电话，终于还是放了下来。直到六点后，他知道我应该下班了，才拨通了电话。写着我名字和电话的那半截白纸已经揉得皱皱巴巴，怕被这西安冬天的北风吹走了似的。那张纸上，除了我的姓名和电话，还有谅解书和收条等几个字，钢笔字写得扭扭歪歪。我想这估计是老卢在检察官面前记下来的，他又担心自己会忘，所以就随时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写在上面，从红会医院打车来到我的单位楼下。

老卢说，他自从接到派出所的电话，心里才安稳了许多。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在西安。其实在他接到电话前，全家人是慌了神的，庄浪街道上所有的网咖、台球厅，甚至私人小旅馆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自己那个淘气的儿子。他知道儿子不在学校，是学校的班主任打来的电话。他正在庄浪县城四处寻找且不见人影时，就突然接到了西安的派出所电话，让他来西安某某路派出所。我不知道老卢原来是否到过西安，或者到过位于城市中心的这片区域。但是他这次来了，庄浪到西安，目前还没有火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省际大巴，约6小时。他这次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一个正在读九年级的青春期男孩。

就在前几天的后半夜，我停在单位楼下停车场的车子被人打开了门。据在凌晨四点多给我打电话的值班师傅说，是三个孩子，他刚巡查过来就发现他们从我车上跳下来，形色可疑，被他一声吓住而报了警，这三个孩子就乖乖地去了派出所。听老卢说，三个孩子都是乡党，且另外两个孩子已经失学几年，在西安的洗车行闯荡着混生活。自己的儿子是如何与他们结识，他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由于其他两个孩子年龄才十五岁，已通知家长批评教育且领了回去，只有自己刚满十六岁的儿子进了拘留所。老卢说这些话时，燃烧的烟卷在双指间时暗时亮。他只和儿子进行了视频通话，他说儿子已经认识到了自己一时糊涂所犯的错误，一定带回去好好打一顿，让他长个记性才是。

我相信老卢说的话是实话，他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农民，不会说话，让我一定要原谅孩子。他说话时，双手合拢作谢罪状。谁还不是农民的儿子呢？在这座千万人的城市里，谁的先辈还不是农民啊。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走在哪里都说，这不是屈辱的事情。一个人的出身不代表什么，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并非是出身，而是个人的选择、态度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明代诗人杨基写的一首《感怀》诗：“邓禹南阳来，仗策归光武。孔明卧隆中，不即事先主。英雄各有见，何必问出处。孙曹与更始，未可同日语。向非昭烈贤，三顾犹未许。君子当识时，守身如处女。”所以老卢说自己是农民时，我说我的祖辈也是农民，两个属于农民的人站在瑟瑟的风中说着那个刚满十六岁还是个孩子的人，老卢就是那个孩子的父亲。

那三个拉开我车门的孩子，拿走了我放在车上的一部分备用金。他们仅仅从中拿出三千元和两包烟，却被巡查的人逮了个正着。这三个孩子都是同村的乡党，可能刚一遇面因囊中羞涩而顿生歪念。老卢在来之前，说按照检察院的意见，只要我愿意出具谅解书，又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且属于初犯，给孩子一条成长的路子。检察官给我打电话时，我满口答应，所以就有了老卢来找我的过程。我在办公室写好了谅解书，就下楼见那个和我通话且初次见面的父亲。远远地，我就认出了那是老卢，他站在风中心神不定，手里的袋子里装着两瓶酒。我们聊完了天，他一定要把那两瓶酒送给我，我再三拒绝了他的好意，我知道他是心诚的，但是他越是心诚，我的心里就越是难受。老卢来西安连个便宜的旅馆都舍不得住，而是在红会医院住院部的大厅里度日，已经度过了好几个夜晚，就是为了能够办完手续，且能够得到当事人我的谅解。

老卢接过谅解书，叠起来装在了自己的棉袄兜里，还用手扣上了那粒扣子，他担心这份谅解书会遗失了似的。告别后，老卢消失在夜的黑暗之中。他可能还要回自己的落脚之地，红会医院的住院部大厅，因为那里全天有暖气且人多而杂，自己呆在那里，可能就以病人家属的身份，节省了这些天的住宿费。他可能觉得这个夜晚是最漫长的，因为天亮后就可以去给检察官提交我写的谅解书。有了谅解书，那个十六岁的男孩就可以从拘留所出来，去面对社会重新做人。青春期的孩子，教育确实是个大问题。父子双方的代沟造成的交流沟通障碍，加之孩子又特别厌学，总是对走上社会有懵懂的美好想象。所以才逃课出来，到了西安，又在拘留所度过了几天。

前几天，我又突然想起了老卢，不知道这位父亲最近的情况，就给他发了微信。老卢在微信里说，谢谢你啊，史先生。娃娃回来后还没去学校，因为马上放假了。准备下学期继续上学，最近在家突然变得很听话。老卢又说，感谢我给孩子出具了谅解书，过完春节他们还需要去检察院一次，半年后再去一次，他考上高中了让他自己来感谢你。我呵呵地说，好呀，只要孩子好，啥都好。那个刚满十六岁的男孩，其实还涉世未深，甚至是一张白纸，来到了西安，却被别人纵容着就违法犯罪，还走进了高墙。这对一个孩子来说，他还没有心理上的承受能力。但是对法律来说，检察官因为其犯罪情节轻微而依法宽大处理，是对孩子的保护，也是法律宽严相济、公平公正的体现。

和老卢聊完，我心里舒坦了很多，因为老卢心里也很舒坦。在他的心里，儿子回到家里后，还经常翻翻书，再也没有和有不良习气的人接触，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他希望儿子做一个认真学习的人，在今年考上高中。老卢说，只要儿子上学，他砸锅卖铁也要供到底，他不希望儿子像他那样生活，艰辛而又无法改变现实。

（责任编辑：马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