娑婆

《悲华经》云：云何名娑婆？是诸众生忍受三毒及诸烦恼故名忍土，亦名杂会，九道共居故。

李冬鹏

嘉怡死的那一年是狗年，又恰逢冬至，那天凌晨，窗外是片蒙蒙的蛋壳青的天光。医院来了通电话，说她可能快不行了，让我赶去见最后一面。我那时刚醒来，寒气中披了件睡衣，半晌没缓过劲来。

她住院这一年来，关于死亡这件事，我们深聊了好几次，她打趣说，精神不死，物质不灭。我总以为自己有了心理准备，可这一刻真正到来的那天清晨，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去的医院。恍恍惚惚地迈进了地铁，车厢空荡荡的，有规律地发出嗡嗡响动。一排排红色的塑料扶手，孤零零地，悬吊在冷空气中左右摇摆。

我忽然想起大学的时候，我和嘉怡夜游，半夜搭了最后一班地铁回宿舍。她穿了件银灰色的针织洋T，松垮垮的，一边耳朵吊着橘红色耳机，细碎的乐声时不时地跳出来。她倚在我的肩上，似乎盹着了，一头小栗色的卷发，绺绺地贴着耳根，隐隐露出一道颈肩线条。一切仿佛在梦中似的，车窗外掠过一线起伏的白光，是隧道里的日光灯，一盏接着一盏，飞快地向我身后流逝。

保险公司来电话，他们也收到了医院的消息，通知了医疗公司，移植的最后一步已经准备就绪，只等我到现场签字，就开始手术。

“你们很幸运，”保险公司的人在手机另一头说，“幸好当初买得早，做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现在市场上已经不是这个价了。”

他大概觉得这话有些不合时宜，又改口说：“李先生，不要太难过，你要对产品有信心。我们目前已经容纳了超过十万的病人，手术成功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八点二，你要相信，这次的道别不是你和妻子的永别，在娑婆，你们可以继续保持交流。”

娑婆，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刚和嘉怡结婚不久，新闻媒体都在热炒这家高科技公司，意识上传，数字化永生。“你信吗？ ”嘉怡那时候问我。“信什么？”我说。“它上面的广告，超越人类自身的身体极限，疼痛、疾病甚至死亡。”嘉怡一字一句地念着数字杂志上的广告。“也许你可以试试。”我随口说。“怎么？”嘉怡佯怒地把杂志扔到我身上，“是看上了局里的哪个小警花？别急，我这就给你腾地方。”

其实她心底知道，我不全是开玩笑。嘉怡家里有肺癌的遗传病史，和她谈恋爱的时候，我家里人起先是反对的，我母亲直说了：“她父母那么年轻就去世了，保不齐她也是走在你前头。”我当时二十出头，血气方刚，就抛了气话：“我就认她了，要真摊上这事，活该我下半辈子打光棍。”印象里我就对我母亲撒过两次火，第一次是我报考警察的时候，她试图阻拦，没有成功。这是第二次。

“你说什么傻话？”母亲愣愣地看着我，认定我魔怔了，说：“你不考虑你自己，也要考虑你以后的孩子呢！”母亲独自一人把我带大，不想后面人再吃一遍她受的苦。

孩子这件事，倒是嘉怡查出肺癌以后一直懊恼的地方。有一天做完化疗，她忽然睁开眼对我说：“如果能在查出这病之前，要个孩子就好了。”“你别胡思乱想了，”我劝她，“这些等病好以后再说。”嘉怡那时头发已经掉光了，戴了顶棉帽，脸色显得越发苍白，眼神直勾勾的。

在化疗与标靶都已经无效后，先前买的医疗保险和娑婆的团队才开始介入。

所谓的意识上传，就是用脑组织转移技术，把嘉怡的大脑与计算机系统相连。系统会读取和同步她的思维信息，通过模拟神经元，将衰退的脑区功能逐步地转移到电脑系统上，使她的思维意识从人脑产生变成局部人脑和局部计算合作产生。

最终在脑死亡的那一刻，余下的人脑将完全被电脑系统所取代，独立产生意识。

“所以，今天的见面，不是永别。”保险公司的人说，“她的身体机能衰退了，但她的意识继续存在，这并不算真正的死亡。”

关于死亡，我最初的记忆是上小学时的某一年，家里的一个大伯，儿时印象中他是一个高壮的人，总穿着身警察一样的制服，在一所学校做保安，满脸的胡茬儿，每回见到我，总爱用胡子蹭我的脸玩儿，逗得我又麻又疼。后来听说他病了，瘦了很多，人也不那么精神了。他死的那天，我还没太明白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觉得他是睡着了，很平静地躺在病床上，由着身边人使劲哭闹，就是吵不醒他。但他的脸色不是很好，嘴唇冻得发紫，一只手从被窝里丢出来。我怕他着凉，竟从大人边上挤过去，将那只手推了回去。

在触碰那只手臂的时候，我冷不丁地打了个哆嗦，那种失去了体温的触觉，又冷又凉，没有生命，没有意识，我朦胧中开始明白什么是死亡，那是一种最本能的恐惧。

那天清晨，当我踏进嘉怡的病房时，十几个人影在我眼前不停晃动，一座半米高的机械设备架设在她的床头，嘉怡安静地躺在床上。她的半边后脑被十几根导管连接在设备上，她的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睁开另一只看着我。机械设备上方架着一个摄像头，工程人员说，那是代替她失明的眼睛。

“真怪。”她的声音从那架笨重的设备里传来，呼吸衰竭使她不能流畅地说话，只能通过电脑系统将她的声音数字模拟，这也是一部分。

“你感觉好点了吗？”我不知该说什么了，医护人员在给她插入呼吸机。

眼前是一具衰败的肉体，它的主人正逐渐脱离这具肉身。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难过。

“不知道，好像灵魂出壳一样，我的一只眼睛能看见自己躺在床上。”嘉怡说。

我猜她指的是那只摄像头。

“我的虚拟形象已经做好了，你看到了吗？”她说。

设备屏幕上现出一个人像。

“真像你。”我喃喃道。

床上的嘉怡忽然咳起来，她的喉管成了鼓风机，发出呜呜咽咽的喉声。

“病人已经到了垂危之际，准备最后的手术。”医生说着，指使几名护士迅速走来。嘈杂声中，我被茫然地请出了病房。空荡荡的走廊上方滚动播着娑婆的广告：

超越人类自身的身体极限，疼痛、疾病甚至死亡。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还没有正式地道别。

几小时后，嘉怡的尸体被运到殡仪馆。由于是脑部手术，嘉怡的头部被损毁得太过严重。殡仪馆的人无从下手，只好给她做个仿生头套戴上。公司给我发了条短消息，她的意识上传完成得很顺利，手术很成功。

我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接到一个视频通话，是嘉怡从娑婆给我的第一次视频。

她穿了身橘色的连衣裙，笑着对我说：“还好吗？”

我怔怔地看着屏幕，她的容貌和从前没有什么两样，脸色红通通的，在一个布满阳光的客厅里。

“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她又笑了，“给你看看我的新家。”视频里的她拿起摄像头，我能看见一个洁净的小公寓，陈设和我们的家十分相似，窗外是广袤的湖蓝色天空，一排排崭新的楼房高低错落。

我当时有种错觉，嘉怡只是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和我通话。

“完全感觉不出是虚拟的世界，看这蓝天，我们上次见到这么蓝的天是什么时候？”她兴奋地说着，又笑了。她原来就是个爱笑的人，只是这几年病床生涯的折磨，我几乎忘了她笑起来是什么样了。

“怎么了你？”她在屏幕另一边问我，“你哭了？”

“没有。”我说，“你一个人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生活好像回到了从前的模样，不过是异地相处。

起先每天见面几次，后来变成了每天一次。渐渐地，是每周三次。然后是每周一次。

十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仍然会在每周四打开视频通话，按照约定的时间。但屏幕的另一头只是一间空荡荡的公寓。嘉怡在几年前搬走了，没有告诉我去向。

我们没有再联络。

张海平

我还记得我进公司后接的第一个案子，客户名叫沈嘉怡，她的丈夫是个警察。当时社会对意识上传这类技术充满了质疑，很多媒体都骂我们是骗子公司。再加上法律法规的限制，头几年接了一万多个客户，公司都是以医学研究的名义，偷偷摸摸做下来的。

后来一家天使投资注意到我们，拿过几轮风投的资金后，公司的注册地更换到开曼群岛，成了业界瞩目的独角兽企业。这几年业务量越来越大，现在每年都要处理几百万个意识上传案子，光是数据处理中心在内陆平原的占地就已经扩张到十二公顷，紧挨一家水力发电厂，几十万台的服务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运转。我自己都忘了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就是忙。服务中心待了几年，我上调到系统运营部，时间好像一晃就过去了。

去年公司年会结束的时候，和几个同事去洗芬兰浴，更衣间里水汽蒸腾，我瞄了瞄镜子里的自己，汗渍的白衬衫贴着啤酒肚，松软软的，几绺头发稀稀疏疏地贴在脑门上。果真是老了，人也胖了。

唯一不变的是社会上对公司的争议没有减少。驻扎在公司外的抗议人群越来越多了，各个年纪的都有，不少人搭了帐篷，一待就是几个月。上班的路上，可以看见他们高高举起五颜六色的纸牌和横幅，上访一样地沿街站着，风雨无阻。几个黑袍老头抓着大喇叭喊口号，天堂才是人类灵魂的归宿，绝不是网络。

为了回应外界的质疑，有一次，我还以运营中心总监的身份，上了一个视频访谈节目。我那天的表现很不好，太紧张了，而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又以刁钻、犀利闻名。

“很多评论把娑婆的诞生称作生物学甚至人类发展的奇点时刻。但也有人认为，你们运营的虚拟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法外之地。所以，抛开你作为娑婆的运营总监身份，”主持人问，“你认为娑婆需要政府的介入和监管吗？”

“为什么需要？”我暗自庆幸，团队在采访前做了准备，预测到这个问题。

“我们提供的是意识上传和管理服务，不过是存储了死者的意识。”我说。

“可你们提供的服务不只是简单存储，”主持人追问，“每年的死亡人口是六百万人，根据调查，其中百分之四十三的人会购买你们的产品，十年累计下来，你们已经存储了将近三千万人的独立意识，这相当于一个欧洲小国的人口。”

“我不清楚你们这些数字是哪里来的，也怀疑它的真实性。”对着巨大的环形银幕，我能看到摄像头下的自己，皮肤上的每个毛孔清晰可见，表情开始不自然，仍要故作镇定，“我们从不公布具体的用户数据。”

主持人打断道：“我想说的是，三千万人重新以虚拟形象生存在你们打造的数字世界娑婆里，在你们的管理下，你们的科技公司是否在代行政府部门的职能？”

“我们不是政府，我们也没有权力监管我们的用户，我们尊重他们的隐私。”演播室里的大灯迎头煌煌地照着，我想我有些急了，说，“用户在我们的虚拟世界里只须遵守基本的系统规则，这些在他们签订协议的时候已经得到告知，并且同意的。”

“这三千万人还算是我国的公民吗？”主持人问我。

“这是法理上的问题，我承认有争议的空间。”我感觉喉咙有些干涩，拿起桌上的水杯，手不小心抖了下，水溅了一地。

“那他们享有人权吗？他们仍需要接受法律的约束吗？”

面对他连珠炮似的问题，我脑子一片空白，后面的回答有些记不清。反正隔天新闻媒体上恶评如潮。回到公司，公关总监一上来就劈头盖脸地把我说了一顿。

“那就不该让我去。”我反驳她，“管理层那么多人。”

这时候运营中心的许源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说：“客服中心今天早上发了一段视频，最好看一下。”

我注意到许源的脸色有些不对劲，他少有失态的时候。

办公室的灯全熄了，房间的正中出现一段全息投影的视频。

视频是在夜里拍摄的，能见度很低，零星的脚步声，伴随几个模糊的背影，在一个走廊里。镜头拉近了，是几个黑衣人，他们之间没有交流，悄无声息地走到了一扇门旁。门打开了，里头暗戳戳的，他们鱼贯而入。

屋里像是普通的民宅，他们没有开灯，在黑暗中，摸进了一间卧室。床上隐约躺着个人，似乎睡着了。那几个黑衣人在床边站住了。镜头这时候才捕捉到了他们的脸。我心里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