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骢：“我的生日是歼-10首飞的日子”

在歼-10首飞之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第三代战机都曾在试飞中摔下来过。所以1998年3月23日这一天，参观歼-10试飞的人都捏着一把汗。

歼-10首飞当日，天公不作美，一大早试飞场就被阴霾和大风笼罩着。直到下午4点钟，气候条件才勉强达到首飞要求。发动、滑行、开加力，随着尾喷口吐出蓝色的火焰，轰鸣声中，飞机前轮稳稳地抬起，瞬间昂首向天。一连串预定测试动作逐一完成后，飞机俯冲而下，在主席台上空环绕三周。试飞员意犹未尽，请求再飞一圈，现场指挥中心同意了他的请求。

圆满完成首飞测试的各项动作后，飞机拉低高度，对准跑道稳稳地落地，机身后忽然绽开一个五颜六色的减速伞，像一朵盛开的礼花。

歼-10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第三代战机的国家，进入完全自主设计、独立研发的时代。

“在那之前从未见过老头子流泪，但是在那一刻他哽咽了。他毕生的精力最终化作了战斗力。”歼-10的设计师，也就是后来国人引以为傲的歼-20的总设计师杨伟回忆说。

杨伟口中的“老头子”叫宋文骢，是歼-10的总设计师，也是杨伟的授业恩师。当晚的庆功宴上，宋文骢高兴地说：“我生于3月26日，歼-10首飞成功是3月23日，以后，我的生日就是这天了！”

八岁时的愿望实现了大半

宋文骢1930年出生于云南昆明，小名泰斗，兄妹七人，他是老大。他从小顽劣，着实让长辈操了不少心。

小泰斗三四岁时在自家二楼的楼梯上荡秋千，有好几次直接跌下楼，摔得头破血流，他却从来不哭。每次帮妈妈去井台上打水，他都敢双手撑着井台，在深不见底的水井上“玩双杠”。有一次，兄弟几个出去玩，路过一条深沟，足有两米宽、三四米深，跌下去难免头破腿折。弟弟们逗他：“你不是喜欢蹦蹦跳跳吗，敢不敢跳过去？”小泰斗毫不犹豫，一个箭步跳了过去。母亲得知后连连摇头：“你真是个飞天神王，太不守规矩了。”

好在捧起书本来，小泰斗全神贯注，唐诗宋词倒背如流。到了上学的年龄，家人们对他寄予厚望，特地请人为他起学名“文骢”，“文”是宋家他那一辈的族字，而“骢”意指驰骋聪慧的骏马。

但是，宋文骢这匹骏马生不逢时，他八岁那年，昆明笼罩在战火之中。有一天，邻居大爷在空袭中被炸死，宋文骢躲在父亲身后恨恨地说道：“等我长大了，也要开飞机去炸那些日本鬼子！”

十六岁时，宋文骢进入昆明天南中学读高中。经同学申业荣介绍，他加入云南民主青年同盟，成为我党外围组织中的一员。1949年6月，宋文骢高中毕业。当时，“去山那边（解放区），解放大西南”是很多青年学生的梦想。打点好行李后，宋文骢在父亲的茶叶罐里留下一张字条，就和申业荣等几位同学上了火车。几天后，宋文骢成为滇桂黔纵队干部培训班的一员。经过一个月的紧急培训，宋文骢成了司令部参谋处的侦察员。

昆明解放后，曾经的边纵侦察员宋文骢终于穿上了军装，精神抖擞地跟随大部队进城，在云南军区情报处任谍报侦察组组长。

当时经常有台湾飞机对沿海城市进行侦察、骚扰甚至轰炸。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局势更显紧迫，军委决定在各陆军部队挑选一批政治素质过硬、文化程度高、身体条件好的同志充实空军部队。从小活泼好动、受过良好教育又有谍报实战经验的宋文骢成为新中国空军的第一批成员。

当宋文骢以为自己终于可以驾驶飞机，实现“开飞机去炸那些日本鬼子”的幼时梦想时，不承想体检没过关——他的心脏有杂音。

就在他沮丧之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长春成立了航空学校，他被推荐到第一期学员班。宋文骢当时想，当不成飞行员，学学地勤维修也好，当个飞机机械师也不错，至少八岁那年的愿望实现了一大半。

来到航校，宋文骢放下背包就去了停机坪，他要近距离地仔细看看飞机长什么样，有哪些结构。童年时在天上穿云破雾的飞机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现在，那些大家伙就在自己面前，虽然他还不知道型号、功能、技战术指标这些专用名词，但这已经让他分外满足了。

后生小子给老专家“上了一课”

两年的航校学习加上两年的实操，宋文骢顺利地通过毕业考试并被组织推荐报考刚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报考专业的选择上，他毫不犹豫地填写了空军工程系：开不了飞机，我就造飞机，让更多的人开着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到天上去。

毕业后，宋文骢入职601所（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任气动布局组组长。苏制米格-21型飞机被命名为“62式歼击机”，是当时的主力歼击机型，中国引进了不少。601所的主要任务就是摸透苏制米格-21型飞机的“底细”，为即将开始的“62式歼击机改进计划”（简称“62改”）做准备。

“62改”研讨会于1964年10月召开。会议开了几天之后，由于国产发动机的推力无法达到要求，研讨会几乎失去了“开下去的意义”。

这时，有专家提出，国产发动机推力问题早就由气动布局组探讨过了，并拿出了一个“双发动机综合方案”的论证，只是因为“62改”一直以单发动机为主攻设计方向，所以气动布局组这个双发方案未被列入研讨计划。

主持会议的第六研究所副院长、刚刚晋升少将军衔的徐立行，立即带人来到了气动布局组，详细了解了宋文骢的双发方案。

次日，“62改”研讨会继续召开，小字辈的宋文骢被邀请出席，会议的议题也改为“歼-7综合改进方案”（史称“65方案”）。宋文骢拿出连夜做的还没喷涂油漆的双发动机模型，向在座的数十位前辈专家讲解双发方案。这个显得粗糙、被戏称为“烤鸭”的模型让在座的专家们狐疑。他们交头接耳，有些人脸上还带着讥诮的神色。

初生之犊宋文骢并不怯场，他的汇报条理清晰、论据翔实，让在场的专家学者都吃了一惊。会后两位比他年长二十多岁的学院教授非要拉着他喝一杯，并要向他学习“烤鸭”的相关内容，甚至一口一个老师地叫着。

五个月后，国防科委正式研讨和审定双发方案，钱学森、中科院副院长张劲夫一致同意中国搞双发战机。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准了双发方案报告，并正式将双发机型命名为歼-8。

中国第一架超音速歼击机研制由此正式立项。1969年7月5日，歼-8首飞成功。

宋文骢做完歼-8的技术论证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带着他的团队展开了歼-9的设计工作。

在设计歼-8积累的经验基础上，歼-9强调高空高速性能，设计的技战术指标都要超过歼-8。鉴于装两台发动机机型臃肿，速度与灵活性只能取其一，最终歼-9又回到了单发方案上来。但是如此一来，发动机推力不足这一软肋又暴露出来了：速度上不去。

宋文骢先后搞了几个方案，结果都不太理想。国防科委决定终止歼-9的研制，全面进入设计更新更强的第三代战机的筹备工作中，歼-9项目就此下马。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宋文骢痛心疾首：“歼-9干了十多年，最终没能上天。对于我们搞飞机的人来说，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砸进去却没有结果，确实叫人遗憾痛心。”

对宋文骢的打击还不仅仅是歼-9失利，妻子张懿的眼疾也愈发严重了，医生说有失明的危险。

张懿是江苏南通人，从西安航空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宋文骢所在的601所，负责机身结构设计。高度近视导致的视网膜病变让她痛苦不堪。妻子眼睛不好，宋文骢每天下班回家都要给全家人做饭。如果需要加班，他就提前安排好事情，先回家做了饭再回办公室。饭后他会搀着妻子在院子里散步一小时。但是每次散步，撞树的不是视力不好的妻子，而是宋文骢，因为他走路时，脑子里还想着试验数据。

歼-9项目确定停止后，宋文骢终于有时间带上久病的妻子去做手术了。这个手术一推再推，已经推了好几次。宋文骢的家人虽然理解他，却也难免抱怨：要老婆还是要飞机？他当然两样都要。这两样东西是他的左心房和右心房，每一个都无法割舍。

为“十号工程”立下军令状

但歼-9项目并非一无所获，通过数据对比，歼-9设计中搞出的腹部进气与鸭式布局相结合这一结构形式，为随后一飞冲天的歼-10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4月，在第三代战机研制方案会上，宋文骢代表601所汇报方案。会议开了五天，宋文骢也被质疑了五天。歼-10的设计要求比肩世界最先进的第三代战机，对技术储备、工业基础、高端材料制造等方面都是实打实的考验。有歼-9失利的前车之鉴，搞歼-10把握究竟有多大？

宋文骢拿出歼-9设计中的各种数据表格：“这不是纸上谈兵，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实物试验数据。对于三代机，我们是有信心有能力也有足够的技术积累的。”

宋文骢之所以敢如此拍胸脯，就是因为他在歼-9的失败教训中，把一种新型的机翼“摸了个门儿清”，那就是在无尾飞机机翼的前面加一个扁三角形的小翼（鸭式布局），可以极大地改善飞机的爬升力。当时他做过相关测试，测试数据显示效果相当棒。

但领导仍旧不放心，有的专家甚至建议降低国产三代机的技术要求，要不然光追求指标，结局会不会和歼-9一样？

“空军提出的技战术指标是基于未来战争的需要，这方面不能打折扣，一点儿都不能。”宋文骢正色道，“我们既然敢接手这事，就有决心和信心把它干出来。”

某位领导“将了一军”：“你们敢不敢写个保证书呀？”

宋文骢不假思索地接过纸和笔。一份斩钉截铁的军令状，催生了直冲霄汉的中国第一款第三代战斗机，项目代号“十号工程”。

歼-10 一飞冲天

军令状立了，宋文骢顶着各方面压力，改组了原来沿袭的苏式军工科研机构体系，该精简的精简，该新建的新建。想挂在歼-10名下捞好处捞名誉的“插班生”他一个不要，而把全国几百个参与研制的厂所、数十万科技人员都紧紧“捆绑”到歼-10这架飞机上，一荣俱荣。

按照国际惯例，飞机上的新部件绝对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否则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就呈几何级下降，但歼-10配件的新产品率超过百分之六十。质疑声此起彼伏：“歼-10这么搞下去，肯定是要失败的。”

“颤振激励系统”是试飞测试的关键设备。最早宋文骢试图与西方技术力量合作引进这项技术，但外方以此为要挟，索要高价，经过多次谈判价格仍一分不让。宋文骢冒着失败的危险，坚持组建团队自主研发，结果不仅填补了国内该项技术的空白，比起从西方引进，还节省了数十万美元。

同样的例子还有歼-10飞机的“外八字主起落架”研发。这种新型起落架是歼-10团队自主设计的，优势很多，但结构相对复杂，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宋文骢咨询外国同行，却遭到了讥讽：“你们的技术、方案、人员都不行。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搞不出来的！”

宋文骢反问道：“可是你们连这种起落架都没设计出来，如果做，你们不是同样没有把握？”外国专家答道：“世界上许多商用和军用飞机的起落架都是我们设计生产的。只要价钱合适，我们可以帮你们做好。”怎样的价钱才算合适呢？外国专家给出的数字是评审费二百六十五万美元，设计费一千一百万美元。

近一千四百万美元换来的仅仅是一个起落架，外国专家得意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宋文骢。“一个起落架都弄不好，我们还搞什么飞机？他们认定我宋文骢最终还是会找他们的。我偏不！只有乞丐才啃别人丢过来的冷馒头，关键技术一定要自己攻关，不能让人牵着鼻子走。”

经过两百多次试验，半年后，起落架攻关组传来好消息：“测试件成功通过落震试验，完成测试数量，无一故障！”而整个项目研制经费只用了二十八万元人民币。

能省就得省，要知道一个新机型在外国从设计图到整机，至少要一百亿美元，而国家只给了歼-10五亿元人民币。

一项项攻关，一次次填补空白，从1982年飞机方案开始设计算起，这一干就是整整十六年。宋文骢从五十二岁干到了六十八岁，歼-10倾注了他的全部理想、心血、精力。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当天，歼-10的静态飞控试验成功完成。宋文骢非常高兴，晚餐时他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来比赛喝啤酒吧。但不是比谁喝得多，而是比谁喝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