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哲学漫谈

历史哲学似乎是一个令许多读者望而却步的术语，其实我们经常与它打交道，因为它所关注的，就是历史发展规律或历史叙事的客观性问题，离开这些概念我们会无法进行历史研究或教学。了解一些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知识，有助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唯物史观通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是19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历史哲学或整个西方文化的氛围中形成的。[1本文着重谈谈西方三种历史哲学的产生以及产生的原因和意义。

一、思辨的历史哲学

近代以来，按通常说法，西方先后出现了三种历史哲学，分别是思辨的（speculative）、分析的或批判的（analyticalorcritical）和后现代主义的（postmodernist）。

历史哲学这个术语是18世纪伏尔泰提出来的，其大体意思是从整体上理解历史，找出支配历史的基本原则及其可能隐含着的意义。如果伏尔泰活在现代的话，他也许不会使用历史哲学这个概念，因为18世纪时所说的哲学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科学，如牛顿的著作就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9世纪上半叶，黑格尔写了《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两本书，从哲学的角度分别讨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但大体从那以后，自然科学的称呼取代了自然哲学，而历史哲学的称呼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作为哲学或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历史科学这个概念却常用来指称整个历史学。

当然，就历史哲学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在西方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罗马帝国晚期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今天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但比较系统地提出历史哲学理论的，是意大利人维柯（1668一1744），他的代表作《新科学》，确立了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思辨的历史哲学是西方历史上出现的第一种历史哲学，它的着眼点是“发现人类历史的规律、阐明生活的意义”。[2]

近代以来，西方人所阐明的历史规律，就是把人类历史分成各个阶段，并把这些阶段看成一种向越来越美好的目标前进的阶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进步史观，从中可看到人类生活的意义。比如，维柯提出，世界诸民族都经历过“神、英雄和人的先后衔接的三个时代”。[318世纪末孔多塞写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把人类历史分成从“人类结合成部落”到“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共十个阶段（十个阶段的名称，构成了该书正文第一到第十章的标题）。[4后来孔德的分法则相对简单，把人类历史分成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三大阶段，实证阶段就是科学的时代。不管是十个阶段还是三个阶段，都是向越来越好的社会发展，也就是不断进步的过程。19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盛行不衰的历史分期，即古代、中世纪、现代（modern，包括我们所说的近代）的区分，也是这个意思。英国史学中所谓的辉格党传统，指的就是进步史观的传统。这种历史哲学的核心，是把人类精神发展看成历史发展动力，它朝着某种预定自标前进，我们通常称之为唯心史观，是英雄史观的理论基础。用精神发展来解释历史进步的最终动因，是启蒙运动高度推崇人的理性的结果，理性就是一种精神。黑格尔称理性为世界精神或绝对理念，它通过“狡计”（“理性的狡计”），驱使历史人物创造历史，使人类向美好的目标前进。简言之，历史就是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而历史哲学就是关于历史的“思想的考察”。[5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许多知识分子，不管是人文学科的还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都怀有这样的思想。比如，法国哲学家、古生物学家和神学家泰依亚（PierreTeilharddeChardin， 1 8 8 1 - 1955），就认为世界进程是有意义的，这一进程具有无限的时间和空间容量，而且必然会朝着“神”的宏伟、壮丽的目标前进。[]

但在20世纪，特别是在二战后，那种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为人类理性的观点淡化或似乎消失了，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重视经济的某种重要作用，不过又不像唯物史观那样把经济基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重要差别。

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

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发展起来。它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区别，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何兆武先生说：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西方的历史哲学先后探讨的主要是两个问题：“（1）历史演变的规律或规划是什么；（2）历史知识或理解的性质是什么？”[7]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回答前一个问题；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主要回答后一个问题。前者论证历史发展规律；后者关注历史认识是否具有真实性或客观性，即我们是如何认识历史的，我们的历史知识可靠吗，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吗？为什么？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使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从对历史本身性质的探讨转移到对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转移到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批判”，也即从研究“历史本身如何运动”转到“人们如何认识历史运动”。历史哲学的主题也同时发生重要变化，即“从历史本体论转移到历史认识论”。关于这一转变的时间，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产生时间，有的认为是在20世纪初，那时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布拉德雷等人初步表达了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观点；有的认为是1938年法国的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和美国的莫里斯·曼德尔鲍姆的《历史知识问题》两部著作的出版，它们都阐述了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观点。不过，明确地把历史哲学分为思辨的、分析的或批判的两种，最早见之于英国人W.H.沃尔什于1951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导论》。[8]

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第三种历史哲学，即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这一历史哲学可分为叙事理论和社会政治理论两个方面，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理论主要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后结构主义关于文本意义不确定的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者是瑞士人索绪尔（1857一1913），这一学说的基本观点是：语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相对于使用者的我们来说，它的含义、结构或规则先验地存在着，是我们一出生就强制我们接受的。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由于受到各种批评而演变成后结构主义，法国的德里达、利奥塔就是后结构主义者，他们接受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是封闭性体系的观点，但主张语言结构本身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一结构的变化导致文本的意思也发生变化，所以任何文本的意义都是不确定的，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换言之，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可能大不一样，任何历史文本都有无数的解读（被统称为“读者文本”）。这意味着文本的意义是读者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及对语言的掌握来理解的，各种各样的理解有时几乎与作者写作时的意图无关。由此，他们得出结论：文本与作者无关。这样，历史的客观性成了一种想象。

而且，历史文本的书写本身也使历史的客观性大成问题，因为历史学家在构思和写作时会把自己的好恶、情感或追求渗透进叙事中。这既存在于他建构写作框架和取舍材料的考量上，也存在于他描述或书写的过程中，表现为种种修辞手段的使用。海登·怀特1973年出版了《元史学》，提出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一般而言是诗学的，具体而言在本质上是语言学的”。[]他的意思是：历史著作的结构，其用来证明论点的证据的排序，所使用的某些形容词、修辞手段及其强调某个问题的程度等，都包含着作者的精心考虑和想象，反映出作者希望把什么信息传达给读者。历史在被书写时充满作者的各种想象，读者理解时又产生众多解读，所以我们最需要弄清楚的是作者所希望表达的是什么，读者真正感受的又是什么。专注于叙事建构、修辞应用、文本传播及其解读如何影响历史的客观性，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核心，也就是所谓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后现代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反中心、反权威、反精英，强调断裂，“解构”传统的宏大叙事，批判人类不断进步的观念；反对突出白人、男人和所谓的精英文化，主张种族、男女、文化平等，要求更多地关注被传统宏大叙事所忽略的群体和个人。记忆史、妇女史、殖民体验史或新文化史等的兴起均与这种思潮有关。不过，斯特龙伯格指出：后现代主义反对精英主义，“声称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同样优秀，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一贯的坚持”。[三]

三、历史哲学的产生背景及其意义

按照A.斯特恩的看法，人类的苦难催生了历史哲学。他说：“人是通过自己的苦难来把握历史实在的”，所以，“被称为历史悲剧的集体悲剧给个人带来的苦难，一直是所有时代制定历史哲学的主要动机。”被认为西方历史哲学第一部著作的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就是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洗劫罗马的产物。那时，那么多的房屋财产被破坏和劫夺，那么多的人被随便屠杀，无数的妇女被强暴，迫使思想家思考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为什么这个永恒之城及其财富和居民要遭受这样悲惨的命运？我们知道，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或个人，在面对大灾难时都会有许多人提出类似的疑问。（在影视剧中，我们常常看到男女主人公在碰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时，会发狂地呼喊：“为什么会这样？！”）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意大利遭受法国侵略，这件事对“马基雅维里的历史哲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的《君主论》最后一章的标题是一个政治口号：“把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与带给德国人极大耻辱的耶拿战役分不开，该书的一部分就是在“拿破仑的隆隆炮声中构思的”。在战争前夜，作为耶拿大学年轻的教授，黑格尔在住所的窗口看到了驻扎在市场上的法军放出的炮火。第二天德国失败，他的住所也被毁灭。黑格尔曾在决战前看到过拿破仑，这位皇帝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看见皇帝一一世界的灵魂一一骑马穿过城市，看到这个人，使人具有一种高尚的感情。这个人目标始终如一，他骑在马背上，向全世界扩张并统治世界。”斯特恩认为，这决定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特点，那就是他对集体命运的思考都带有他自己“这些体验的烙印”。具体而言，“他关于历史稳定性的观念，关于伟大政治家是宇宙精神的管理者的观念，以及他们的激情与牺牲精神，他们有超越道德的权利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同黑格尔个人有关耶拿战役及其英雄波拿巴的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12]

说“苦难”催生历史哲学没错，但还应该看到两点：（1）在面临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时，人们的历史观也会发生变化；（2）历史哲学的特点或深度，也取决于历史文化传统的特性及同时代哲学家或历史学感悟历史的深广度。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他面对落日时思考昌盛的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亡的产物（见该书的序言），经典著作总是与经典作家对历史异乎寻常的感受分不开。

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出现既与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有关，也与整个时代背景分不开（世界大战也是这一背景的产物）。启蒙运动所许诺的那种理性和进步没有得到全面推进，妇女或社会的边缘阶层、少数族裔、底层文化或非西方文化都受到各种形式的歧视，社会平等并没有像主流宏大叙事或进步史观所说的那样得到实现，这些都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现代性的主要依据。如斯普雷特纳克所言，人们“日益清楚地看到，现代性并没有能够从许多深层意义上实现它的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诺言”。科技的加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相对论、量子论、测不准定理、宇宙大爆炸等理论的提出，人类逐渐明白科学也有其不确定性。两次世界大战、核战争的阴云，使人们更加看清了科学技术的局限，因为它不能指明人类生活的方向，而且它在促进工业化或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展开时，造成人的异化。对科技的某种幻灭感由此日益强烈，因为人类“最终获得的只是操作性的知识而不是智慧的知识”。[13]现实经济生活同样充满矛盾：“它既希望劳动更少（以便降低生产成本），又希望劳动更多（以便减轻社会对无业人口的负担）。”[14]在上述种种原因作用下，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空虚幻灭的思想状态形成鲜明对照，后现代主义思潮随民主化浪潮席卷而来，理性、科学、规律、进步、客观性等象征权威和崇高的东西纷纷受到质疑和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利奥塔、荷兰的安克斯密特、德国的加达默尔和美国的海登·怀特等等。

对传统历史哲学的批判，并非要否定历史哲学本身，一般而言是为了创立更符合现实需要的历史哲学。约恩·吕森说：“如果没有历史哲学，就无法获得当前生活实践的未来导向：只有在历史哲学中，过去与当下富有生命力的相互连接才能发挥作用。”[15]历史上，历史哲学的演变均与一个民族经过大难而希望达到新的辉煌有关，正是对未来的热望支撑着人们在极端困难的时候坚定地走向未来。这种希望在过去是宗教的，在现代可能仍然是某种宗教，也可能是某种信仰。如果不是这样，处在困境中的民族可能没有能力凝聚族人的志向，这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意义。所以尽管历史学已分化出众多分支并探讨无数具体问题，思辨的历史哲学只限于对人类历史进程作粗线条的概括，论证其基本发展脉络或趋势，对上述各分支学科提供某种引领或参照的作用。它一般只关注人类怎么产生，如何演变成现在的模样，将来的命运如何，而不太注重具体的过程和大量细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思辨的历史哲学将永远存在。至于分析的或批判的或后现代的历史哲学，它们也会永远存在，或经过改头换面后以新的面目出现，其所起的作用，主要限于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提出质疑，包括质疑思辨的历史哲学关于人类未来的预测，告诫历史学家们要慎重对待自己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并特别注意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包括在谋篇布局和各种修辞手段的使用中，个人情感的渗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