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音乐家刘式昕

音乐家（1914—1983）的一生虽历尽磨难，但他却潇洒面对生活，为祖国音乐事业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他集作曲、指挥、理论研究于一身，在抗日战争期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次来到广西，为广西音乐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学时代他向音乐老师黄源洛学习和声、曲式、对位等音乐理论知识，参加黄源洛组织的大时代音乐社，在其中担任合唱指挥，与师友在长沙从事进步音乐活动。1938年，在武汉加入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三厅”），在三厅工作的著名音乐家张曙邀请他担任抗战救亡歌咏队二队队长，张曙将艺术事业与革命事业结合起来，为革命音乐事业而努力工作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刘式昕。1940年初，刘式昕来到广西省会桂林，在桂林文化城走上抗战音乐救亡的道路。

壮绝神州戏剧兵

自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以后，南方小城桂林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宽松的政治环境，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领导下，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

1940年初，刘式昕由重庆来到桂林。他在《桂林，我的第二故乡！》一文中回忆：“1940年初的春节除夕，我与去桂南前线（昆仑关）慰问后回桂林的新安旅行团的小鬼们同乘一个铁皮闷罐车，于大年初一清早抵达桂林，住在当时在西南行营政治部搞美术宣传工作的表弟张友慈家，就在著名风景区七星岩后。”在这里，他迎来了音乐生涯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彼时，三厅留下来从事音乐工作的只有音乐家林路，刘式昕到来后，林路热情地邀请他一同从事群众歌咏活动，创办进步音乐刊物。此后，刘式昕除了在乐群社歌咏团工作，还兼任国防艺术社音乐指导，并协助林路创办《每月新歌选》月刊，他创作的抗战爱国歌曲《兄弟们，前进！》（刘清君词，刘式昕曲）、《源头水》（福建民谣，刘式昕编曲）、《哥去当兵妹耕耘》（刘式昕词曲）等都发表在《每月新歌选》上，深受群众喜爱，舞蹈家吴晓邦还用《哥去当兵妹耕耘》这首歌创编了舞蹈。

当时的桂林，几乎哪里有群众，哪里就可以听到抗战的歌声，桂林抗战文化城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为刘式昕开拓出一方音乐沃土：他应邀为桂林市第一届运动大会创作的《桂林市第一届运动大会会歌》（李济深作词），成为桂林市民广为传唱的歌曲；他热情地为舞蹈家吴晓邦排演的舞剧《虎爷》创作全剧音乐；为焦菊隐导演的话剧《明末遗恨》、熊佛西导演的话剧《洪宣娇》创作全剧配乐。他还常常在音乐团体的演唱会中担任指挥，为甄伯蔚、薛良编辑的《音乐知识》月刊中“习作批改”专栏修改群众寄来的作品，应邀在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广西艺术学院前身）任教，同期还发表《关于军队歌咏工作》等重要理论文章。桂林乐坛处处活跃着刘式昕的身影。

刘式昕在桂林最重要的音乐活动就是参与《黄河大合唱》的排练演出。1940年春，林路从在《救亡日报》任职的夏衍处得到《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立即与孟超（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桂系领导的“国防艺术社”总干事）一起策划组织“桂林音乐界纪念‘七七’三周年音乐大会”，准备在桂林首次全曲演唱《黄河大合唱》。他们以乐群社歌咏团为主，联合国防艺术社歌咏团及桂林各学校的合唱队伍，组成200余人庞大的合唱团进行排练。

刘式昕早就听说洗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解放区延安的演出盛况，深知这次在国民党统治区桂林的演出意义非凡，将为艰苦抗战的军民输送不可多得的精神粮食。作为乐群社歌咏团指挥，又身兼国防艺术社音乐指导，刘式昕充满激情地投入排练中。

1940年7月20日、21日两晚，“桂林音乐界纪念‘七七’三周年音乐大会”在新华大戏院隆重演出，音乐大会的内容第一部分为“抗战新歌”，由刘式昕、廖行健指挥，曲目包括何士德的《渡长江》、向隅的《打到东北去》等尚未发表或没有在桂林演唱过的抗战新歌；第二部分为“广西土风歌舞”，由广西省特种师资训练所的同学表演；第三部分为《黄河大合唱》，由林路、刘式昕分别担任前后半部的指挥，这部大型声乐作品的八大乐章包括：男声合唱《黄河船夫曲》；男声独唱《黄河颂》，由林路演唱；成庆生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女声齐唱《黄水谣》；男声对唱《河边对口曲》，由林路、廖行健演唱；女声独唱《黄河怨》，由沈云演唱；大合唱《保卫黄河》；大合唱《怒吼吧，黄河》。各乐章间的串词由叶林朗诵。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观众反响强烈，将桂林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桂林这场音乐盛事，引起国民党中央系反动势力的恐慌，7月20日晚，《黄河大合唱》全曲演出结束刘式昕转身向观众致谢时，现场突然出现大批国民党宪兵，没想到的是，现场的观众自觉组织起来，一边热烈鼓掌，一边用身体筑成人墙保护演员，直到宪兵离去。这一幕给台上的刘式昕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他在《唱出人民的心声》一文中写道：“最令人难忘的是，当音乐会临近结束时，一长排国民党宪兵突然出现在剧场大厅后面，大厅的听众心知不妙，自觉组织起来，保卫演员安全，一面不停地向演员鼓掌，一面筑成一道人墙把这批宪兵阻挡住，使他们不能向舞台方向走近一步。”

著名舞蹈家吴晓邦是我国舞蹈艺术的先驱，抗战期间奔走于上海、广东、重庆、桂林等地开展新舞蹈运动，1939年9月，吴晓邦与戏剧家欧阳予倩一同抵达桂林，受聘于广西省立艺术馆，负责舞蹈工作，吴晓邦在回忆录《我的舞蹈艺术生涯》里详细记录了1940年秋他邀请刘式昕为自己编创的舞剧《虎爷》创作全剧音乐的经过：“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当时我从报上读到很多关于沦陷区内军民抗日的新闻报导，决定选择‘虎爷’这一个故事进行构思舞剧，选择了坚持抗战，团结抗日的主题，作曲家刘式昕为这个舞剧赶写了音乐。”四幕舞剧《虎爷》的创作和演出，在中国新舞蹈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全剧讲的是大地主赵福（人称“虎爷”）发国难财之际，两个儿子分别加入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投身抗战保家卫国的故事，这是中国舞蹈史上第一部大型多幕舞剧，直接表现抗战生活，全剧由新安旅行团排演。

吴晓邦写完《虎爷》剧本后便和刘式昕搬到新安旅行团位于桂林东江七星岩附近的住地，与演员同吃同住同排练，吴晓邦排舞蹈动作时，刘式昕就按演出场景编创音乐。《虎爷》长达两个小时的演出将全部由西洋管弦乐队伴奏，乐队声部包括弦乐、木管、铜管及钢琴，排练中，刘式昕边教演员唱旋律，边为管弦乐队配器，还亲自刻蜡板油印五线谱纸，完成了长达400页的乐队总谱。

为配合舞剧《虎爷》的演出，桂林的音乐工作者经多方努力，组成了当时规模最大的西洋管弦乐队，其中成员来自广西省立艺术馆管弦乐队、桂林广播电台管弦乐队等团体，旅居桂林的陈欣、陈慧芝、王友健、王义平、黎珉、胡伦等音乐界人士都积极协助演出。相比声乐合唱团，管弦乐队的指挥需要驾驭的乐器声部更多，对指挥的要求更高，年轻的刘式昕毅然接下指挥的重担，经过反复地排练磨合，全剧的音乐与舞蹈完美结合，达到理想的艺术效果。当时桂林《救亡日报》几乎天天刊登有关《虎爷》的报道，打出“全桂林音乐界协助，全部用管弦乐伴奏，为艺术界空前创举”的广告词。

1940年10月21日，舞剧《虎爷》在国民大戏院首演，引起巨大的轰动，5天共演出6场，场场满座，成为桂林抗战文艺活动的一件盛事。《虎爷》的配乐也成为刘式昕音乐生涯中的一件重要音乐作品，成功演出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新安旅行团一同为这位辛勤的作曲家做了一件3斤棉花的厚棉大衣，这对于只有一套破西服的刘式昕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这件棉大衣陪伴着他一直穿到1949年上北京。

燃情岁月谱真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式昕绕道香港来到北京，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研究院的筹建工作，为建立中国新歌剧音乐事业，做了许多奠基工作。

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时期，刘式昕除了担任和声、民歌、戏曲等音乐理论课的教学，在欧阳予倩院长的支持下，身为作曲家的他参与了《建国大秧歌》《霸王鞭》《红旗舞》等舞蹈作品的音乐创作，同时担任歌剧《小二黑结婚》的配器和乐队指挥。1950年，他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大型芭蕾舞剧《和平鸽》的音乐创作，这部舞剧于当年“世界和平日”之际首演。

1954年，文化部所属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前身）成立，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吴晓邦邀请刘式昕到该校担任音乐教研组组长。在这里，刘式昕积极从事研究、教学工作，创作了大量舞蹈音乐和舞剧音乐，迎来音乐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刘式昕十分重视民间音乐，经常到全国各地采风，将收集到的民间音乐素材融入舞蹈音乐创作中，他的作品《惊梦》《张羽与琼莲》《铁拐游春》《牧童与村姑》等舞剧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他创作和改编的中国古典舞、民间舞，以及维吾尔族、藏族、朝鲜族舞蹈音乐，至今仍在使用。优美的旋律从笔尖不断涌出，创作技巧在实践中磨炼得越发成熟。

1958年，这位为我国音乐舞蹈事业作出贡献的音乐家被错划为右派，回到留下他战斗足迹的广西。刘式昕没有向坎坷的境遇低头，仍然坦荡乐观，没有具体职务的他无私地为同事创作的乐曲配器，歌舞团、彩调团、京剧团，哪里需要他就去哪里，尽管演出节目单上不能注明他的名字。那个时期许多重要的作品如舞蹈《绣壮锦》《瑶山春》《迎春舞》，大歌舞《严阵以待》，彩调剧《刘三姐》《换子记》，歌剧《壮姑》，壮剧《平原作战》等的音乐设计和配器大都出自他手。

配器是指给一段旋律配上适合各种乐器演奏的声部，使之经各种乐器配合演奏时，呈现出多声部的和声效果，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音乐创作过程。常说的作曲家必修的“四大件”：和声、复调、曲式和配器，其中配器一门对于乐队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要求创作者深谱和声学、复调对位法、曲式结构的技术理论体系，还要对各种演奏的乐器音色和演奏技法十分熟悉，配器好，演奏出来的音乐才能达到音响和谐统一的效果。可以说，在乐队配器方面，刘式昕一直是广西音乐界公认的翘楚。

广西传统的地方戏曲彩调有着悠久的历史，彩调演出使用的伴奏乐队也叫场面、“左右场”，“左场”指简单的管弦乐器如调胡、唢呐、竹笛等，“右场”包括打击乐器锣、司鼓等，刘式昕20世纪60年代参与歌舞剧《刘三姐》的音乐创编时，大胆尝试使用一些表现力较强且与彩调音乐风格相近的民族乐器，此举丰富了乐队的和声音响，增强了彩调音乐的表现力，这在广西戏剧音乐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广西文化界都知道刘老师配器又好又快，大家送给他一个美称 “刘快手”，得到群众赞赏的刘式昕很是欣慰。

1970年，刘式昕被下放到桂林地区“五七干校”劳动。人们经常看到，干校附近一块水田上，一位老人唱着歌、扬着鞭，赶着牛儿去吃草，他就是刘式昕，他在这里做了两年“牛倌”。1973年，刘式昕与爱人调到桂林地区文工团工作，除了完成繁重的创作任务，他多次到侗族地区深入生活，拜老歌手为师，用收集到的侗族民间音乐素材创作了侗笛独奏曲《三省坡上看侗乡》、器乐合奏曲《深山银河》、女声合唱《油茶三杯敬公佬》等作品。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刘式昕应邀到首府南宁参加大型歌舞《红日照南疆》的音乐设计。

1979年春，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吴晓邦在家中宴请来京办理平反手续的刘式昕，想起老战友多舛的命运，吴老深表同情，劝他回北京。他坦然放下碗筷，举起酒杯说：“我喜欢北京，但我也爱广西，从生活条件来说那里是低一点，但那里民族多，民歌多，那里有我广阔的天地。”